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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世纪末，事情发展的方向与自由贸易和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所设想的背道而驰。[13]那些强加于附庸国家的经贸协议，并没如英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强化当地政治秩序或者带来政治秩序自由化。相反，却一步步削弱了那里的政治秩序，最终导致它的分崩离析。于是，叛乱层出不穷。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起义是一个序曲。在那一连串事件的影响之下，英国人在整体上对其在印度的行政和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他们放弃了低成本的间接统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代价高昂的直接统治。这一决策并非根源于中心，归根结底，它是由边缘的动荡局面所触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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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此起彼伏的骚乱，加上新上台的政客们又不比前任，没能顺应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而有所作为，凡此种种导致了贷款偿还期一再延宕，在新开发地区的投资安全也令人担忧。英国人碰到的这些问题，美国也曾经遭遇过，尤其是在它的所谓“后院”——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至于“不得不”一次次付诸干预行动。一时间，那些原本在其经济触角渗入的地区刻意回避政治干预的 帝国政权，突然面临着新的抉择：要么干脆从这些地区全身而退，要么在行政管理和政治上全面接管当地统治。[14]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选择了后者。他们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建立殖民地。而在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美国的政策则止步于阶段性军事干预。全身而退，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曾经付出的投资将付诸东流。那些已经一只脚踏入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强国，断然不会因为边缘局势出现动荡或遭遇零星反抗，而真正考虑全身而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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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扩张中的西方社会决意以这种方式用尽政府机构、军队特别是税收手段来实现其经济利益时，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而言，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国家。[16]然而，这当中被人忽视的，是在边缘悄然发生的变化。在那里，在源自工业化中心的商品流通的重压之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土崩瓦解。而与此同时，人们原有生活方式所起的凝聚作用，也已荡然无存。19世纪下半叶，初具雏形的全球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推动着19世纪80年代以后所谓的帝国主义扩张，并最终开启了真正帝国主义时代的序幕。如果我们把上述发展过程描述成一个由经济因素所触发的，对既有秩序日侵月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促使外在强权介入其中、稳定局面，那么就不难看出20世纪末的政局倒与之颇有几分相似。比如在过去几十年里，那些出于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从阻止种族屠杀到遏制内战，不一而足——都可视作对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意外副作用的一种补救方式。那么，某些学者口中的所谓人道帝国主义，其实也无异于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所做的政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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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那些潜心于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历史的史学家，不遗余力地呼吁大家对边缘给予更多关注，[17]不过应者寥寥。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之所以不待见边缘，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从理念到提问方式都着眼于中心：在他们看来，但凡有意于缔造帝国的思潮和政治运动都可冠以帝国主义之名。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太过拘泥于中心少数行为体的主观意志，而忽视了中心和边缘互动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对于帝国成形之重要意义。相反，帝国理论将中心和边缘等量齐观，无论是在考察帝国诞生的初期时，还是在研究帝国的稳定期时，皆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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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的讨论也就自然而然触及了帝国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问题，即这一理论聚焦于帝国的诞生阶段，而忽视了稍晚时期帝国的运作。很明显，这种片面性根源于其认知旨趣在于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这些理论家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将无法构建起一个稳健的秩序体系，于是战乱和冲突将不可避免，这又将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们自然不会更深入地钻研那些发达帝国的运作之道。即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主义理论学说得以复兴，学者们也只是更多关注那些年寿不永的帝国诞生史，如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威廉主义 以及纳粹大日耳曼帝国的狂想等。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然而，除了大英帝国，他们对那些国祚久续的诸多帝国兴趣寥寥，探究不多。[18]他们认定帝国主义时代的末日已指日可待，这样的期望，本身似乎已让这种探讨显得多余；于是，即便论及大英世界帝国，他们主要也是把目光投向冒进的帝国扩张阶段，而对润物无声的帝国运作期视而不见。所以，顺着帝国主义理论的这种思路，理论家们完全也有可能抛出这么一个武断的预测：“美利坚的帝国”也将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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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建立帝国而对农民进行压榨的情况，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228～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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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仅仅在1887到1913年期间就有540万人移民或被强迫迁移到西伯利亚，参阅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164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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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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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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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能因此而否认，部分商人家族的发迹与俄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息息相关。一个佐证就是斯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他们推动并操纵了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运动。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13页，以及Reinhard：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16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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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华帝国历史上每隔较长一段时间便会出现的分裂现象无一例外地肇始于边缘。参见Schmidt-Glintzer：China，第64页起若干页、第133页起若干页、第19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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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Lehmann：Das Ende der römischen Herr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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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夫希尔梅（Dewschi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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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土耳其禁卫军的体制和“血税”招募方式，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98页起若干页。作为奥斯曼帝国衰弱的征兆，禁卫军衰没的历史可参见Jorga：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第3卷，第220页起若干页。简要概述见Ursinus：Byzanz，Osmanisches Reich，türkischer Nationalstaat，第155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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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Pieper：Das Ende des Spanischen Kolonialreiches，以及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10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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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本书下文，第163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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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引自Schell：Unconquerable World，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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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Robinson：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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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Schell：Unconquerable World，第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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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边缘动荡的不同因应方式主要与他们特定的政治传统有关，而与原则性和规范性差异关系不大。对英国人来说，建立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决定符合他们的一贯政策。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因为他们在意识中将对英国的独立战争上升到了立国神话，所以建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做法与他们的理念有冲突。但事实上，美国对待巴拿马和菲律宾的方式也是以建立保护国而告终的。有关作为空间与时间密集化的全球化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参见Menzel：Die Globalisi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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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当然，我们更应该把这种过渡想象为走过了一段路程，而不是跨越了一道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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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Robinson：Non-European Foundations，以及Fieldhouse：Economics and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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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eiss：Kontinuitäten des Imperialismus评述了帝国主义理论的复兴以及因此在德国所触发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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