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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仅仅在1887到1913年期间就有540万人移民或被强迫迁移到西伯利亚，参阅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164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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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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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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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能因此而否认，部分商人家族的发迹与俄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息息相关。一个佐证就是斯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他们推动并操纵了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运动。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13页，以及Reinhard：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16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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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华帝国历史上每隔较长一段时间便会出现的分裂现象无一例外地肇始于边缘。参见Schmidt-Glintzer：China，第64页起若干页、第133页起若干页、第19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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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Lehmann：Das Ende der römischen Herr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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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夫希尔梅（Dewschi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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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土耳其禁卫军的体制和“血税”招募方式，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98页起若干页。作为奥斯曼帝国衰弱的征兆，禁卫军衰没的历史可参见Jorga：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第3卷，第220页起若干页。简要概述见Ursinus：Byzanz，Osmanisches Reich，türkischer Nationalstaat，第155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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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Pieper：Das Ende des Spanischen Kolonialreiches，以及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10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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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本书下文，第163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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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引自Schell：Unconquerable World，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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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Robinson：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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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Schell：Unconquerable World，第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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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边缘动荡的不同因应方式主要与他们特定的政治传统有关，而与原则性和规范性差异关系不大。对英国人来说，建立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决定符合他们的一贯政策。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因为他们在意识中将对英国的独立战争上升到了立国神话，所以建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做法与他们的理念有冲突。但事实上，美国对待巴拿马和菲律宾的方式也是以建立保护国而告终的。有关作为空间与时间密集化的全球化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参见Menzel：Die Globalisi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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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当然，我们更应该把这种过渡想象为走过了一段路程，而不是跨越了一道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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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Robinson：Non-European Foundations，以及Fieldhouse：Economics and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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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eiss：Kontinuitäten des Imperialismus评述了帝国主义理论的复兴以及因此在德国所触发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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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威望追求与权力竞争：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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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梳理晚近强权政治的演变发展，是否可以指望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帮我们指点迷津呢？须指出，这一理论学说将关注点集中在大都市发展上，同样对中心-边缘问题鲜有涉及。所以，早期的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致力于诠释拿破仑三世的崛起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诞生。这些理论将拿破仑一世和他开创的帝国以及法兰西第一、第二帝国何以延承罗马帝国传统衣钵等问题，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是这些理论的开山之作。书中，马克思将拿破仑三世的政治发迹归因于19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阶级平衡”。进步的力量和保守的力量分立于天平的两端，在一段时间里，双方势均力敌，并且彼此削弱。这就导致了国家机构趋向自主化：自此，它可以推行不受某个统治阶级意志主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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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波拿巴主义理论[1]本身并不是帝国主义理论。但它已经闪现了不少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子。比如它认为，军队和国家权力精英在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不再受制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羁缚，而汲汲营营于其——套用韦伯的概念——威望追求。至于威望的代价问题，可以搁置不提，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上无权的社会所必须承担的。当1851年冬路易·波拿巴窃取了权力，马克思这样写道：“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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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眼里，路易·波拿巴只是流氓无产阶级两个帮派的首领，是暴发户和暴徒的头儿。马克思相信法国的真正权力因素是军队，而不是国民会议。早在第二帝国尚未建立时，他便写道：建成完全意义的共和国，只差一点，即（议会）永久休会，把（共和国）高唱的“自由、平等、博爱”信条换成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4]此前的拿破仑一世，也只能借助无休止的对外战争使其通过政变篡夺的政权苟延残喘。就这一点而言，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5]在马克思看来，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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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马克思不是一味专注于经济和阶级斗争问题，而是在其阐述中加入政治心理学方面的考量，那么，他会很快触及后来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为威望追求的那个点。皇帝、朝臣和将领汲汲营营，都希望获得人们对其卓然地位的认同，不独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此。而且，要满足这种威望追求，只能寄望一次又一次的帝国行动：从巩固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到哈布斯堡家族的马西米连诺一世（Maximilian）在墨西哥的冒险事业，无不代表着当时的法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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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关于上述政策轻率冒险的一面，在当时没有谁比马克思看得更加清楚了。法国当时外交内政的目标在于提升皇帝（拿破仑三世）及其帝国在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上的威望，而并不以经济收益作为衡量标准，更不可能将经济收益作为最终目标。可以说，拿破仑三世的政策是拿经济资本换取政治威望。在这种政治威望追求背后暗含着一个承诺：在中长期，经济上将会有利可图；在短期，每个法国人将受益于法国的帝国威望，他们能从第二帝国的巨厦上沾得一分荣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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