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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本书下文，第163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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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引自Schell：Unconquerable World，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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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Robinson：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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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Schell：Unconquerable World，第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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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边缘动荡的不同因应方式主要与他们特定的政治传统有关，而与原则性和规范性差异关系不大。对英国人来说，建立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决定符合他们的一贯政策。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因为他们在意识中将对英国的独立战争上升到了立国神话，所以建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做法与他们的理念有冲突。但事实上，美国对待巴拿马和菲律宾的方式也是以建立保护国而告终的。有关作为空间与时间密集化的全球化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参见Menzel：Die Globalisi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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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当然，我们更应该把这种过渡想象为走过了一段路程，而不是跨越了一道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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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Robinson：Non-European Foundations，以及Fieldhouse：Economics and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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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eiss：Kontinuitäten des Imperialismus评述了帝国主义理论的复兴以及因此在德国所触发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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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威望追求与权力竞争：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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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梳理晚近强权政治的演变发展，是否可以指望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帮我们指点迷津呢？须指出，这一理论学说将关注点集中在大都市发展上，同样对中心-边缘问题鲜有涉及。所以，早期的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致力于诠释拿破仑三世的崛起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诞生。这些理论将拿破仑一世和他开创的帝国以及法兰西第一、第二帝国何以延承罗马帝国传统衣钵等问题，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是这些理论的开山之作。书中，马克思将拿破仑三世的政治发迹归因于19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阶级平衡”。进步的力量和保守的力量分立于天平的两端，在一段时间里，双方势均力敌，并且彼此削弱。这就导致了国家机构趋向自主化：自此，它可以推行不受某个统治阶级意志主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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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波拿巴主义理论[1]本身并不是帝国主义理论。但它已经闪现了不少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子。比如它认为，军队和国家权力精英在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不再受制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羁缚，而汲汲营营于其——套用韦伯的概念——威望追求。至于威望的代价问题，可以搁置不提，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上无权的社会所必须承担的。当1851年冬路易·波拿巴窃取了权力，马克思这样写道：“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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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眼里，路易·波拿巴只是流氓无产阶级两个帮派的首领，是暴发户和暴徒的头儿。马克思相信法国的真正权力因素是军队，而不是国民会议。早在第二帝国尚未建立时，他便写道：建成完全意义的共和国，只差一点，即（议会）永久休会，把（共和国）高唱的“自由、平等、博爱”信条换成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4]此前的拿破仑一世，也只能借助无休止的对外战争使其通过政变篡夺的政权苟延残喘。就这一点而言，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5]在马克思看来，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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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马克思不是一味专注于经济和阶级斗争问题，而是在其阐述中加入政治心理学方面的考量，那么，他会很快触及后来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为威望追求的那个点。皇帝、朝臣和将领汲汲营营，都希望获得人们对其卓然地位的认同，不独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此。而且，要满足这种威望追求，只能寄望一次又一次的帝国行动：从巩固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到哈布斯堡家族的马西米连诺一世（Maximilian）在墨西哥的冒险事业，无不代表着当时的法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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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关于上述政策轻率冒险的一面，在当时没有谁比马克思看得更加清楚了。法国当时外交内政的目标在于提升皇帝（拿破仑三世）及其帝国在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上的威望，而并不以经济收益作为衡量标准，更不可能将经济收益作为最终目标。可以说，拿破仑三世的政策是拿经济资本换取政治威望。在这种政治威望追求背后暗含着一个承诺：在中长期，经济上将会有利可图；在短期，每个法国人将受益于法国的帝国威望，他们能从第二帝国的巨厦上沾得一分荣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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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学说相比，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自有其优点：他们援引多种资本类型来进行论证，不同资本类型之间可相互比较，相互转换。[7]事实上，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确实受了路易·拿破仑政治的影响，并由此传播开来。[8]英国当年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Disraeli）在其1872年著名的“水晶宫演讲”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借以描述一种扩张性的外交政策。不过，他推行这一政策，归根结底，主要还是为了提升英国王室的威望以及保守党的公众声望。甚至维多利亚女王在1876年4月加冕为印度女皇，也是彻头彻尾的帝国行为：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皇权，而在这个新皇权里，政治威望压倒了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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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雷利大打帝国牌，与当时欧洲大陆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在当时的欧洲，皇帝的尊号 已经从巴黎移到了柏林。普法战争中败北的法国，于1870年9月重返共和政体；而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南北大小诸邦在其王侯和国王率领下，于1871年初臣服于德皇的统治。欧洲的陆地帝国，比如两个拿破仑皇帝的法兰西帝国，以及在俾斯麦时代终结、威廉主义启幕之后前后两个“德意志帝国”，[9]都曾试图与古罗马帝国“攀亲”，从而提升自身威望。而迪斯雷利则致力于在欧洲之外扩张英国的权力，以强化其全球威望，也即“世界统治地位”。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尚无海外殖民地，按全球威望的标尺来衡量，只能算是一个二流角色。然而，殖民扩张的狂热很快感染了德国。这种狂热同样是一种威望追求的外显，即冀望为德意志帝国争得“那太阳下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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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当时，这种帝国诉求在内政上的作用体现在它试图使帝国子民都获得一份民族自豪感，以此纾解经济上的分配冲突；在外交方面，它能达到提升国际威望，增强其权力和影响力的目的。[10]就这一点而言，威望追求无异于一种政治运作过程，不宜以短期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评估其价值。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威望竞争解读为建立国际层级制的过程。这个层级制，无须“以战争作为出路”（克劳塞维茨语），至少在争夺主宰地位的竞争对手之间，无须动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劲敌之间就可以完全相安无事，只不过因竞争而生的战争往往发生在各自统治范围的边缘，而且竞争各方也会极力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摩擦。[11]他们通过武力制服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对手，赢得威望。只有当这种权力和威望竞争模式失灵的时候，边缘的帝国战争——往往是以不对称的战争方式出现——才会演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争夺霸权地位的竞争对手才会直接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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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12]是不同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的另一类竞争。那不是抢占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资本竞争，而是一种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国家间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效益平衡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当然，威望追求也总会给非理性的动机和期望打开方便之门。不过，我们需谨慎待之，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给威望追求一律扣上非理性的帽子。反而那种只拿经济利润来衡量成本和收益的考察方式，恰恰是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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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一般主权国家不同的是，帝国总要承受一种非正式压力，即要在一切权力、威望、成绩可量化、较量的领域里保持领先地位。时至今日，这种争冠夺魁的压力，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或经济业绩上，也表现在技术发展和学术进步上，甚至已扩展到了体育和文娱领域：诺贝尔奖斩获几何，大学排名怎样，奥运会奖牌数排名，奥斯卡奖花落谁家，等等，这些都成为展示和捍卫帝国“软实力”的竞技场。在这些舞台上，偶尔的名落孙山，立刻有人将它视作帝国衰落的先兆，而且无疑也会导致帝国威望的损失。在下一轮较量中，它必将竭力挽回颜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领域虽是帝国接受霸主地位考验和检视的试金石，但终究还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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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帝国优势地位，还有一个远比这些激烈得多的赛场，那就是自然科学 和尖端技术领域。这些领域决定了对世界经济命脉的掌控力，而政治和军事的权力也正来源于此。航天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航天事业取得了石破天惊的突破。美国朝野上下无不愕然，引发了所谓“斯普尼克惊恐”[13]，而且还直接触发美国太空计划的立项——通过这项计划，美国矢志在航天事业上赶超苏联。登月成功，正是美国奋起直追并取得领先的标志性事件。当尼尔·阿姆斯特朗走出登月舱，踏上月球的土地，那一刻，对人类来说的确是迈出了一大步。而就美国而言，首先是它在威望追求和优势地位上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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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评估政治威望追求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清楚威望竞争的框架条件，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先把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体系和两极体系区分开来。而且除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普遍的多极和两极区分外，[14]有必要加上对第三种可能——单极体系的区分。在单极体系里，那一极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它的威望追求，其实已降为威望的维持。在这种情形下，最重要的一点，是权力分配的客观指标所确定下来的格局得到其中所有行为体的广泛认同。认同程度越高，国际政治秩序则越稳定，反之，则越容易发生拒绝追随甚至公然违抗现存层级制的行为。在伊拉克战争之初，种种论争甚嚣尘上。这些争论本质上都绕不开美国的政治威望问题。几个盟友公然拒绝追随，这自然给美国的威望招来不赀之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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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在西方阵营里一直扮演着质疑美国至高无上威望的角色，甚至力图获得大致与山姆大叔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西方霸权世界里与之平分秋色。戴高乐总统开了 这一政策的先河，并且打上戴高乐主义的招牌。就连推崇自由社会和法式社会主义的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两位总统也步其后尘，追随了他的路线。至于英国人，则走了不同的路。他们与美国过从甚密，想借此搭美国政治威望的顺风车，从而也提升自己的国际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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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来自“第二梯队”的威望角逐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因时而异。它在冷战时期的两极秩序中所产生的后果，不同于在今日单极秩序里的影响。两极秩序让威望角逐的影响效应受到了限制，而单极和多极秩序则会放大和强化这种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法国人偶尔唱唱反调，显然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不可能动摇法国隶属于西方阵营的属性，背离西方阵营也绝非法国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法国在外交政策上虽时时展露其独立自主的势头，但不会逾制僭越。法国人的威望追求，与其说是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棋局，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民族虚荣心。也就是说，美国在当时无意过度彰显其霸权地位，与此同时，英国人虽紧紧追随美国左右，从中所得却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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