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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评估政治威望追求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清楚威望竞争的框架条件，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先把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体系和两极体系区分开来。而且除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普遍的多极和两极区分外，[14]有必要加上对第三种可能——单极体系的区分。在单极体系里，那一极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它的威望追求，其实已降为威望的维持。在这种情形下，最重要的一点，是权力分配的客观指标所确定下来的格局得到其中所有行为体的广泛认同。认同程度越高，国际政治秩序则越稳定，反之，则越容易发生拒绝追随甚至公然违抗现存层级制的行为。在伊拉克战争之初，种种论争甚嚣尘上。这些争论本质上都绕不开美国的政治威望问题。几个盟友公然拒绝追随，这自然给美国的威望招来不赀之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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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在西方阵营里一直扮演着质疑美国至高无上威望的角色，甚至力图获得大致与山姆大叔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西方霸权世界里与之平分秋色。戴高乐总统开了 这一政策的先河，并且打上戴高乐主义的招牌。就连推崇自由社会和法式社会主义的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两位总统也步其后尘，追随了他的路线。至于英国人，则走了不同的路。他们与美国过从甚密，想借此搭美国政治威望的顺风车，从而也提升自己的国际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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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来自“第二梯队”的威望角逐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因时而异。它在冷战时期的两极秩序中所产生的后果，不同于在今日单极秩序里的影响。两极秩序让威望角逐的影响效应受到了限制，而单极和多极秩序则会放大和强化这种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法国人偶尔唱唱反调，显然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不可能动摇法国隶属于西方阵营的属性，背离西方阵营也绝非法国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法国在外交政策上虽时时展露其独立自主的势头，但不会逾制僭越。法国人的威望追求，与其说是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棋局，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民族虚荣心。也就是说，美国在当时无意过度彰显其霸权地位，与此同时，英国人虽紧紧追随美国左右，从中所得却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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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随着两极体系的终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5]很明显的就是若以1991年为分界点，美国所面临的局面在这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年底，苏联正式解体。但几乎直到十年之后，当事行为主体才清楚地意识到，两极体系的终结究竟给它们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两极变成了单极，最大竞争对手出局，单极霸主的相对权力固然获得了提升，但来自“第二梯队的威望角逐”，如今也对霸主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它再也不能像从前两极对立时期那样，对这样的挑战泰然自若、坐视不管了。另外，霸主国的无条件追随者则行情看涨，至少是象征性上涨。总的来说，在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消除以后，霸权强国对其盟友的期望压力远甚从前。鉴于近些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龃龉不断，很多观察家指出，美国已从“仁慈霸权”的角色蜕变为强硬的帝国强权；而这一切皆被归因于美国政府班底和政治智囊团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影响，[16]但或许这一切只是两极压力消散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由此而生的更激烈的威望竞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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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候选国之间的角逐越是激烈，霸主国家以帝国行动来彰显其诉求的压力也就越大。迪斯雷利的“水晶宫演讲”正是面对欧洲新格局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当时在德意志统一之后，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影响力已受到削弱；同时它又面临俄国在中亚的侵略政策的挑战。此外，随着美国的日益壮大，英国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强国地位也已岌岌可危。简言之，英帝国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而迪斯雷利力推的帝国主义计划便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外部问题的应对方式远比经济学及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所设想的更为激烈。此前英国几乎没有大费周章，便成就了其世界政治霸权的地位，如今它受到质疑和挑战，自当奋起捍卫，以求地位不失。那些在大部分帝国主义理论家看来是进攻性的表现，其实在政治行为主体眼里，可能恰恰出自再正常不过的防御动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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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8世纪，英国都充当了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平衡者”角色。保持欧陆的均势，压制可能威胁其霸权地位的对手之崛起，做到这些英国人曾经无需派出一兵一卒，只需在资金和道义上向相对弱势的一方施以援手，增强其承受力。英国人这种极为划算的霸权政策，在同法国拿破仑一世的争斗中走到了尽头。为了扳倒拿破仑，同时也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都不得不向欧陆投入兵力。而拿破仑不仅通过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在军事上压制英国；而且，他还以贸易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来打击英国经济。此举意图切断英伦三岛与欧洲市场的所有联系，进而使英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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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帝国瓦解后的欧洲局势，完全符合英国人的利益。欧洲自此又恢复了昔日多极力量的均衡局面，但也同时渐渐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在中欧和东欧，是沙俄主导的神圣同盟，与之遥遥相对的是西边实力受挫的法兰西。后者严重依赖与英国的政治同盟关系，而英国人也得以重拾其一贯的霸权政策，他们以其无与伦比的海军实力独霸海上霸权；他们倚借盟国和自身资金的优势，把持欧陆事务；他们为商品流通打开市场，并随着其工业革命的深入不断拓宽市场。英国人从他们成本极低的霸权地位中大受其益，除了战舰，他们几乎不必为此大费周章地投入人力、财力。因此，当迪斯雷利的对手——自由党人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力拒迪斯雷利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完全贬斥帝国主义概念，实属情有可原。[17]诚然，英国人一向在欧洲维持均势，在欧陆之外的地区实行间接统治，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人何苦要放弃这样一个有利局面，转向代价高昂且前途未卜的帝国主义冒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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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在20世纪又被多位学者重新挖掘，用于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分析，参见Jaschke：Sozial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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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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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x：Der achtzehnte Brumaire，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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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x：Der achtzehnte Brumaire，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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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x：Erste Adresse des Generalrats，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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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威望的概念和理念，参见Kluth：Sozialprest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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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然，主要源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类型模式在当时并不流行，因而在19世纪的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中没有这方面的详尽阐释。但事实上，即便没有提到概念，这些研究理论中已经具备了资本类型模式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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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Koebner：Imperialism，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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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Das Reich als politische M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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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威望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参见Gilpin：War and Change，第30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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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本书下文，第118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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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要参见Mommsen：Imperialismustheorien，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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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punik shock，斯普尼克为苏联人造卫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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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这一点，Snyder从霸权和帝国的野心入手，阐述了多极和两极体系的激励机制和制裁机制，参见Snyder：Myths of Empire，第2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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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际政治的框架条件被定义成单极还是多极，对于“来自第二梯队的威望追求”造成的影响并非至关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下，优势力量为了确保盟友对其霸权地位的承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按照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第12页起的说法，也可以将上述两种格局描述为具有一个潜在霸主的多极局面。在作者米尔斯海默看来，这一体系最易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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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样的观点大致见于Verenkotte：Die Herren der Welt第82页起若干页中，有作者旁征博引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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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Koebner：Imperialism，第13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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