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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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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x：Der achtzehnte Brumaire，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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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x：Der achtzehnte Brumaire，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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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x：Erste Adresse des Generalrats，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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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威望的概念和理念，参见Kluth：Sozialprest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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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然，主要源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类型模式在当时并不流行，因而在19世纪的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中没有这方面的详尽阐释。但事实上，即便没有提到概念，这些研究理论中已经具备了资本类型模式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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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Koebner：Imperialism，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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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Das Reich als politische M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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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威望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参见Gilpin：War and Change，第30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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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本书下文，第118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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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要参见Mommsen：Imperialismustheorien，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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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punik shock，斯普尼克为苏联人造卫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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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这一点，Snyder从霸权和帝国的野心入手，阐述了多极和两极体系的激励机制和制裁机制，参见Snyder：Myths of Empire，第2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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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际政治的框架条件被定义成单极还是多极，对于“来自第二梯队的威望追求”造成的影响并非至关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下，优势力量为了确保盟友对其霸权地位的承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按照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第12页起的说法，也可以将上述两种格局描述为具有一个潜在霸主的多极局面。在作者米尔斯海默看来，这一体系最易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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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样的观点大致见于Verenkotte：Die Herren der Welt第82页起若干页中，有作者旁征博引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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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Koebner：Imperialism，第13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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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扩张压力、边缘“地利”与时间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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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维护自身安全并在军事上保持对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相比欧洲大陆国家，那时的英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花费要小得多。他们除了在打造海军战舰上的投资以外，不必像对手那样需要一支常备陆军。在形势所迫，确需调用大规模陆军的情况下，英国人则长期采取在欧陆租借或雇用军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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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陆军正好相反，海军曾是维护经济繁荣的一大利器。当欧陆国家的陆军大多数时间驻守根据地，让白银东流，海军战舰却随时待命，控制并守卫着水上商道，创造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附加值。对陆军而言，战争与和平之间有一道根本性的分割线：无论宣战还是媾和，都会彻底改变一支陆军的“相态”（Aggregatzustand）；而海军，尤其是海洋霸主的海军，情况则迥然不同。即使真的天下太平，海军依然可以履行警察之职，在海上商道保驾护航，让商船免遭海盗之祸。可见，在海军战舰上的投入，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看，都物有所值。相形之下，陆军顶多在政治上获得回报。这也正是海洋帝国相较陆地帝国而言最为重要的成本优势之一。关于这一点，美国海军将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890）中有过细述。[1]此外，在大英帝国诞生的例子中，我们还看到，英国地处欧洲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位置也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欧洲大陆那端，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征战不休中相互削弱，也同时断了各自达致帝国地位之路。而英国则在隔岸观火中崛起壮大。此外，作为欧陆均势的平衡者，英国还控制着这些争霸战争的进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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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一个主权国家体系里或者一种由势均力敌的强国组成的多元体（Pluriversum）里脱颖而出建立帝国的努力，几乎都胎死腹中。而与此相反，那些起家于世界政治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区的，则常常顺风顺水，大获成功。身处中心从一开始就要付出多得多的努力，俾便在强手如林的竞技场上一马当先，形成帝国政权的雏形。在这一条冲向帝国的路上，必然伴随大规模的战争，战争中强大的国家联盟与初具雏形的帝国相对峙，难解难分。在这些霸权战争中，[3]要么帝国胎死腹中，要么则像拿破仑的法国和威廉皇帝的德意志那样，在慢慢成形的帝国内部，军队获得主导权。但是，这又让帝国的继续壮大在成本上变得难以承受，同时在政治上束缚了帝国的手脚，让政治行动僵硬呆板。所以，与起家于边缘地区的帝国不同，脱胎于权力政治中心的帝国在其形成过程中，无权坐享前者独有的那种安逸局面：仅仅通过控制贸易流实现帝国统治，而且产出总高于投入。所以，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欧洲虽然也出现过称雄一时的霸权，却没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帝国。无论是腓力二世到腓力四世时期的西班牙，[4]还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甚至由霍亨索伦家族统一后的德意志，皆因连年征伐而未能成功缔造一个帝国。而且到头来，还将原有的霸权优势也一并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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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往往因为没有多个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而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在那里，帝国的崛起之路起步于一连串的“小战争”。在这些小型战役中，组织和技术上逊色的对手最终被制服。[5]另外，这些小战争的特点是，一般无须投入庞大兵力，不必动用大量军备物资或庞杂后勤供给，因此战争 成本不高。在那些成功的帝国诞生史之中，我们看到，它们大都产生于纷争不休的国际政治大空间之边缘，而不是中心。从英国、俄国、美国、罗马到西班牙及葡萄牙，莫不如此。[6]就连奥斯曼帝国也起家于安纳托里亚半岛的边缘，直至帝国扩张阶段，才向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中心地带徐徐推进。值得一提的是，古老的波斯帝国和中国，它们都是在国际政治的中心地带发迹并最终形成的帝国。在世界帝国光谱上，它们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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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所谓侧翼大国，除了在对付对手和敌人时具有政策执行成本更低的优势以外，最大的长处在于它们源自边缘位置的“时间主权”（Zeitsouveränität，或者说时间自主性）。位于中心的强国，与对手常年征战不休，而对手中也不乏在人力和资源上胜出自己一筹者；而边缘的强国，却能将地处边缘的和平红利转化为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18和19世纪的英国，正是凭借此道，在经济上赢得了对欧洲大陆的优势。也由于英国在全球化的萌芽阶段便从贸易发展中大获其利，所以它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开路先锋和捍卫者，[7]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难看出，和平符合当时大英帝国的利益。如果要打仗，那也必然是为了保障商道通畅或者开辟新市场，也就是说它只打完全合算的仗。至于势均力敌的强国，英国则极力避免与之卷入冲突。17世纪西班牙衰落，葡萄牙后来沦为英国人的附庸，法国则为争夺霸权，疲于征战，以致最终国力大挫。此时，放眼欧洲大陆，英国人已经难觅对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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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的崛起同样得益于其地处边缘的“地利”。地利使得它在1815年（试图 攻入加拿大各省，但最终在英国的抵制中败下阵来）和1917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避免了同旗鼓相当的劲敌短兵相接，一决高下。而在19世纪中后期，对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战争则属于帝国的扩张战争，对手跟它远不在一个级别。南北战争从头打到尾，也没有外来势力插足，搁在欧洲大陆，这是难以想象的事。在那里，如若遇到这种情形，其他国家会争先恐后，从强权政治的真空中捞上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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