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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心的原动力依然是帝国扩张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没有它，边缘的权力政治真空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中心的原动力并不会产生一种向外扩张的不可控压力，这也是帝国时间自主权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这种压力便将成为侵蚀帝国时间自主权的“内部”因素。帝国主义理论，无论经济学的还是政治学的帝国主义理论，都聚焦于上述这种扩张性压力。根据帝国主义理论的说法，帝国主义的崩溃指日可待，最有力的证据不仅在于强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更因为帝国的时间主权因内部因素困扰而受到了侵蚀。在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游击战理论中，“农村包围城市”乃其核心思想，他借此阐述了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世界最终将不是毁于内部因素，而是毁于外部因素；不是败于其中心的演变，而是败于边缘的反抗。而他的理论其实也同样触及帝国中心的时间主权问题：中心的时间主权，受到了被毛泽东称为“持久战”的游击战争的制约和削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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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内部因素会侵蚀帝国中心时间主权的设想，进一步发展成为过度积累 及消费不足的理论。按这一理论的说法，在经济中心的销售危机的“压力”之下，人们必须不断开辟新市场，以便为商品和资本输出打开方便之门。社会帝国主义理论提出另一种视角：帝国中心受到日益强大的压力，被迫从它通过帝国主义剥削或抢占殖民地而攫取到的超额利润中分一部分来犒劳和安抚它的社会底层阶级。而在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里反复提及的威望竞争，说到底，本质上也不过是对外扩张压力的一种表述。这一压力，制约了帝国极具政治价值的时间主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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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约在处于世界政治中心的帝国竞争者身上表现得要远比在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竞争者身上更明显——毕竟在边缘，时间视域（Zeithorizont）要更为开阔。为了证明其世界强国的地位或至少宣示具有世界强国的候补资格，当时欧陆大国都争先恐后地在海外攻城略地，抢占领土。首先是德国，其次就是法国，甚至包括意大利在内。如果哪个国家没有斩获任何殖民地，也没有寻求他径得以扩张领土，那么它不仅会在市场及原材料分配中无功而返，同样会在欧洲权力体系内丧失其分量和影响力。也就是说，这其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是交织在一起，同时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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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弥漫于欧洲大陆的焦虑不安的情绪，[13]主要就是在欧陆内部竞争的加剧下，时间视域持续收缩所造成的。不独欧洲，甚至边缘也受到了这种焦虑情绪的感染。19世纪末，美国的扩张政策就是一例。不过，总的来说，边缘的竞争压力毕竟小一些。当位于中心的帝国政权和具有帝国雏形的政权越来越无力决定行动的方向，[14]侧翼大国——除了在同日本的冲突中被严重削弱的沙俄帝国这个例外——则明显更从容不迫，能做自己 行动和决定的主人。然而，边缘位置和权力政治中心的差异，不仅对帝国创建的成败、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于我们判定一个国家是霸权力量还是帝国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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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han：Der Einfluss der Seemacht，特别是第2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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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欧洲权力之争以及持久霸权一次次失败的历史，参见Dehio：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关于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和平衡者角色，参见Vagts：Die Chimäre des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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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霸权战争的概念和定义，参见Gilpin：War and Change，第186～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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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于西班牙，要把它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海外帝国和因法国及奥斯曼的（有时是协同的）反制行动而胎死腹中的欧陆帝国梦区别开来。对此及其随后的论述，参见Dehio：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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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类小规模战争不可以与现代游击战混为一谈，虽然二者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见本书下文184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这类战争有时采用极为残忍的方式，而且完全无视任何国际法。1904年德国对德属西南非的赫雷罗人起义的血腥镇压就是其中一个佐证。参见Zimmerer：Völkerm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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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ender：Weltmacht Amerika，第170～176页，指出了边缘对于罗马和美国崛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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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18世纪起英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参见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第213页起若干页，特别是第232页上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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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照这些帝国主义理论的看法，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爆发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可能性本该在英国对美国内战的干预中变成现实。按照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英国极有可能向美国宣战。但众所周知，两国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关于两国开战可能性的阐述，参见McPherson：Battle Cry of Freedom，第384～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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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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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因为轻敌而自食恶果。俄国显然仅仅把日本当作了它向东扩张过程中碰到的诸多弱国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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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o Tse-tung：Vom Kriege，第17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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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5年在弗赖堡大学教授履新演讲中，说明了这种帝国时间视域收缩的问题，他宣称：“我们必须了解到，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政治起点而是终点的话，那么统一就仅仅成了年轻人挥霍过去的恶作剧，而这个恶作剧代价太高，最好还是免了。”见Weber：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第23页。照此说法，较晚才加入帝国列强俱乐部的德国如果不想空手而归，就必须抓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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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除了Ullrich：Die nervöse Großmacht和Radkau：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Fenske：Ungeduldige Zuschauer也探讨了帝国政治中核心要素——帝国时间视域受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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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际政治中所谓现实主义派的强项在于对这种权力政治竞争的解释，它们的解读基于这样的想法：在一个由众多接近平等的国家构成的多元体中，权力分配是一种零和游戏。这里说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两部代表作是：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以及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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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霸权和帝国：棘手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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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在多极体系中，所有大国都觊觎霸权之位，并为之尽心竭力，因为它会给人带来最大限度的安全感。然而，这种霸权之争势必会引起体系震荡，毕竟，每个大国在竞争中都会感受到来自他国的威胁，故而更加竭其所能，力求霸主之位不为旁人染指。米尔斯海默把这种恶性循环称为“大国政治的悲剧”。[1]他认为，一国只要还想留在强国阵营，就注定无法完全摆脱这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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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霸权国家相比，帝国很少受到其他强国的困扰和纠缠，因而也比霸权更为稳固持久。在帝国的“世界”里，它们避免与那些旗鼓相当的强大行为体角力，而坐观较弱国家之间为争第二排、第三排，甚至第四排席位闹得不可开交。帝国中心还不时出面，充当调停人，避免这些国家因为竞争过烈而大打出手，诉诸战争。正因如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帝国统领的内部疆域太平无事，而霸权控制下的区域剑拔弩张。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在帝国秩序里压根不会发生兵革互兴、武力相向的情况。实际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难以根除，而且，一般都比大规模霸权战争更加旷日持久。当然，霸权战争一旦爆发，程度会惨烈得多，往往在极短时间内造成各方的巨大损失。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整体上挑战帝国的秩序本身，相比之下，霸权战争则倾向于让整体秩序走向稳固：霸权战争的结果只是霸权之位易主，秩序模式本身却仍得到冲突各方的认可。[2]此外，战争对于帝国和霸权国家的功用各异，这也正是两者的差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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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不信任可谓根深蒂固，毕竟这样的体系极易触发霸权之争。20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两场惨烈的战争，阻止了陆地霸权国家向陆地帝国统治的过渡。战争结束以后，为了不让霸权之争死灰复燃，欧洲人积极寻求妙术良方。历史已经昭示世人，战争每每得不偿失，即使赢了战争，也难免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输家。[3]有鉴于此，欧洲人才不遗余力地通过缔结国际条约加强经济往来，特别是借助主权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来消泯国家之间的敌意，并遏制欧洲内部出现灾难性的霸权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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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今天的德国人主要描述为汲取一战、二战经验教训的过程，在当年也可能完全有另一种解读：这是一个欧洲主权国家秩序严防德国人卷土重来继而将欧洲大陆重置于帝国卵翼之下的过程；[4]同时，这也是欧洲人筑起堡垒，对抗已侵入中欧地区的苏联所带来的新帝国威胁的进程。那么按这种解读，当欧洲人在1945年之后宣称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时候，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北约，而不是欧盟和欧安组织。关于北约的角色，第一任秘书长英国人黑斯廷斯·里奥内尔·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上将曾一针见血地概括为三句话：“摁住德国人，挡住俄国人，留住美国人”。这样说来，正因为欧洲人将霸权之位转交给美国这么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欧洲本土的霸权之争才从此得以幸免。所以，欧洲战后秩序的建立，更多的还是得益于美国的庇护，它给欧洲人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安定局面；而并非主要是在政治上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当然，说到汲取历史教训，这一点欧洲或许真的可为其他很多危机四伏的地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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