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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issinger：Does American need a Foreign Policy？，第32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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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erenkotte：Die Herren der Welt，第68页起若干页，对相关观点做了一个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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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即《霸权》（Die Hegemoni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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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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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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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们的法律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对异邦和异族的统治越来越多地让位于霸权这种较弱的权力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一演变历史的起点一直上溯到斯巴达订立它的第一个霸权性共治条约，即与帖该亚（Tegea）订立条约的那一天。根据那个条约，斯巴达中止了征服与吞并政策。在当今国际生活中，霸权如何强势地挤压政治统治的空间，我们可以在现代‘帝国主义’历史的每一页上都读到。”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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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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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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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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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343页。当然，创造并使用这一概念的政治环境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判断：重要的主要还不是提炼简明精确的概念，而是通过政治修辞影响决策过程。特别是当伊索克拉底（Isokrates）在他关于和平的演讲中宣称，斯巴达人因为在陆地上拥有霸权（hegemonia）而取得了海上的统治权（dynamis），但因为滥用霸权又很快丧失了海上统治权。参见Isolkrates：Rede über den Frieden，§§101-104，第169页起；关于这篇演讲的政治背景以及Isokrates在帝国主义和霸权政治之间的立场，参见Ottmann：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第I卷（2），第24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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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oyle：Empires，第5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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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oyle：Empires，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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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oyle：Empires，第5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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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oyle：Empires，第55页起若干页；关于雅典干涉盟邦内部事务的详述，见Schuller：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第11页起若干页（直接统治方式）和第80页起若干页（间接统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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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然，这样对比两种结盟体系，能较好地重现科林斯人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采取的战争宣传。按这种宣传，雅典的势力扩张已经威胁到希腊人的自由。所以必须对雅典发动一场战争，来粉碎提洛海上同盟。修昔底德（Thukydides：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Ⅰ，88）就曾警告大家不要听信这些观点，认为那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宣传。在他看来，真正的战争原因是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害怕雅典进一步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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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oyle：Empires，第70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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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这支伯罗奔尼撒力量（斯巴达）在半岛上站稳脚跟，建立了优势，它就一直没有扩张野心：领土已经饱和，天性中趋于防御，满足于保护自己的‘天下’（Kosmos）不失。扩张政策对斯巴达有害无益。而心系海洋的雅典可以说注定热衷于扩张政策。哪怕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雅典就需要控制海洋，并因此控制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城邦。更何况，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工商业人口激增，以及不安分人民的抢掠欲望，这一切都促使雅典走上了扩张之路。所以雅典霸权带有帝国主义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仅仅除了形式（原文如此）上的不同它像极了今天英国在英联邦中的霸权地位。当然，英国的霸权特性是后来发展的结果，而在雅典则刚好相反，先有‘霸权’，后有‘统治权’。”见Triepel：Die Hegemonie，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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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Doyle：Empires，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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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第三章 草原帝国、海洋帝国和全球经济体：帝国统治的简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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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在他以全球大历史为框架写就的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中，对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做了区分。[1]其中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在超级帝国形成的初始阶段至关重要。没有这种优势，超级帝国的诞生无从谈起，那是权力扩张的基石。而迈克尔·曼所说的另外两种权力来源——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直到帝国的巩固阶段才慢慢上升为重要因素。在这个时期，帝国走出了相对活跃的扩张期，力图立足新攫取的权力，长久站稳脚跟。从这个时候起，一些在帝国创建之初显得无足轻重的因素开始发挥更大影响，比如帝国在辖制地区所费治理成本的高低，或者民众承担帝国经济负担的意愿如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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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形成的萌芽阶段，成本和收益问题都无关宏旨。因为，要么扩张本身带来的收益高于它对资源的消耗；要么对一个收益丰厚的未来的期许尚足以抚慰人心。情势在过渡到帝国的巩固阶段时发生了变化，如果帝国不想覆灭于国家破产，或者在不堪重负的民众揭竿而起、奋起抗争中毁于一旦，它必须将想象中的收支平衡转化为实际的平衡，这通常 也意味着必须降低统治成本。要达此目标，投入更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在大多数时候是最简单不过的方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投入意识形态权力所需的成本远低于军事权力。因此，当帝国的扩张已达极限，再进一步就可能坠入“帝国过度延伸”的泥淖的时候，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对帝国的作用和影响便日渐凸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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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多伊尔把帝国从扩张阶段转入巩固阶段的节点，称为“奥古斯都门槛”。[3]多伊尔借此概念，喻指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所施行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当时，他刚刚通过亚克兴角战役（公元前31年）铲除了他最后的对手。随后，“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4]正是在这道门槛上，许多创建超级帝国的大计最终功亏一篑。可以说，帝国从扩张阶段转入巩固阶段，是整个帝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所以值得我们细细探讨，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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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诞生，要么借助于武力的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要么归功于经济上的渗透推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是囊括了“政治统治空间”的帝国秩序。另一种帝国秩序则与之截然不同，它建立的基石是贸易体系和对当时“世界经济”命脉的掌控。[5]虽然帝国有两种不同类型，不过，在历史上帝国极少纯粹以其中某一形式现身。几乎所有世界帝国兼具世界经济体的要素，尤其是那些存续长久的帝国，反之，完全不依靠权力政治因素得以持久的世界经济帝国也难觅其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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