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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oyle：Empires，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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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oyle：Empires，第5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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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oyle：Empires，第55页起若干页；关于雅典干涉盟邦内部事务的详述，见Schuller：Die Herrschaft der Athener，第11页起若干页（直接统治方式）和第80页起若干页（间接统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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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然，这样对比两种结盟体系，能较好地重现科林斯人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采取的战争宣传。按这种宣传，雅典的势力扩张已经威胁到希腊人的自由。所以必须对雅典发动一场战争，来粉碎提洛海上同盟。修昔底德（Thukydides：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Ⅰ，88）就曾警告大家不要听信这些观点，认为那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宣传。在他看来，真正的战争原因是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害怕雅典进一步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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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oyle：Empires，第70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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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这支伯罗奔尼撒力量（斯巴达）在半岛上站稳脚跟，建立了优势，它就一直没有扩张野心：领土已经饱和，天性中趋于防御，满足于保护自己的‘天下’（Kosmos）不失。扩张政策对斯巴达有害无益。而心系海洋的雅典可以说注定热衷于扩张政策。哪怕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雅典就需要控制海洋，并因此控制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城邦。更何况，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工商业人口激增，以及不安分人民的抢掠欲望，这一切都促使雅典走上了扩张之路。所以雅典霸权带有帝国主义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仅仅除了形式（原文如此）上的不同它像极了今天英国在英联邦中的霸权地位。当然，英国的霸权特性是后来发展的结果，而在雅典则刚好相反，先有‘霸权’，后有‘统治权’。”见Triepel：Die Hegemonie，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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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Doyle：Empires，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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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第三章 草原帝国、海洋帝国和全球经济体：帝国统治的简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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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在他以全球大历史为框架写就的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中，对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做了区分。[1]其中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在超级帝国形成的初始阶段至关重要。没有这种优势，超级帝国的诞生无从谈起，那是权力扩张的基石。而迈克尔·曼所说的另外两种权力来源——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直到帝国的巩固阶段才慢慢上升为重要因素。在这个时期，帝国走出了相对活跃的扩张期，力图立足新攫取的权力，长久站稳脚跟。从这个时候起，一些在帝国创建之初显得无足轻重的因素开始发挥更大影响，比如帝国在辖制地区所费治理成本的高低，或者民众承担帝国经济负担的意愿如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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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形成的萌芽阶段，成本和收益问题都无关宏旨。因为，要么扩张本身带来的收益高于它对资源的消耗；要么对一个收益丰厚的未来的期许尚足以抚慰人心。情势在过渡到帝国的巩固阶段时发生了变化，如果帝国不想覆灭于国家破产，或者在不堪重负的民众揭竿而起、奋起抗争中毁于一旦，它必须将想象中的收支平衡转化为实际的平衡，这通常 也意味着必须降低统治成本。要达此目标，投入更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在大多数时候是最简单不过的方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投入意识形态权力所需的成本远低于军事权力。因此，当帝国的扩张已达极限，再进一步就可能坠入“帝国过度延伸”的泥淖的时候，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对帝国的作用和影响便日渐凸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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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多伊尔把帝国从扩张阶段转入巩固阶段的节点，称为“奥古斯都门槛”。[3]多伊尔借此概念，喻指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所施行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当时，他刚刚通过亚克兴角战役（公元前31年）铲除了他最后的对手。随后，“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4]正是在这道门槛上，许多创建超级帝国的大计最终功亏一篑。可以说，帝国从扩张阶段转入巩固阶段，是整个帝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所以值得我们细细探讨，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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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诞生，要么借助于武力的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要么归功于经济上的渗透推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是囊括了“政治统治空间”的帝国秩序。另一种帝国秩序则与之截然不同，它建立的基石是贸易体系和对当时“世界经济”命脉的掌控。[5]虽然帝国有两种不同类型，不过，在历史上帝国极少纯粹以其中某一形式现身。几乎所有世界帝国兼具世界经济体的要素，尤其是那些存续长久的帝国，反之，完全不依靠权力政治因素得以持久的世界经济帝国也难觅其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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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引发的一个后果是政治统治结构充实和完善了原有的贸易体系。与此同时，在政治统治疆域里经济依存关系会明显强化，相反，世界帝国的崩溃往往伴随着对应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这两者密切相连，息息相关。所以在西罗马帝国衰亡以后，那些相关地区间的贸易也随之陷入停顿，一蹶不振：大都市衰败不堪，大多数民众不得已重操农活，维持生计。[6]惊人的相似情形出现在苏联。随着苏联的解体，曾经由它主导的经济体系也土崩瓦解。结果就是，无论中心还是边缘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受到很大冲击。然而，大英世界帝国的衰落却并未给世界经济带来太多负面的影响，原因在于，美国严丝合缝地顺利接手了原先大英帝国所履行的职能。当然，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也可以视作伴随这次过渡而生的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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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认为，政治统御空间同贸易空间从来就不能完全割离开来，但是我们不妨姑且先将两者分开，相互对照着来理解和廓清。相对于帝国权力扩张的高峰期，两者在帝国的诞生阶段区别更加明显。在传统超级帝国慢慢成形的过程中，政治统领空间先于贸易空间产生。而近代欧洲的大部分帝国，情况则恰恰相反。很长时间以来，对这种关于超级帝国发展阶段的归类，人们做过一些补充，把陆地和海洋帝国的结构性差异也考虑了进去：陆地帝国，诞生于对统领之地的扩大、延伸；而海洋帝国，则通过加强和拓展商贸关系，完成扩张。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出现在这种归类之中的相互转化和彼此交融的情形。比如，帝国统治空间常常为扩大内部经贸交流提供广阔天地；再比如，当贸易体系在政治冲突中遭到破坏，帝国中心积极介入，致力于贸易体系的恢复及其活动空间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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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权重不一。甚至在帝国权力扩张的高峰期过后，它们有时也会发挥不同的影响作用。然而，其中任何一种权力因素的短缺都会给帝国招来不利的后果：通过扬长避短，增强另外几种实力来弥补某一项短缺，代价将是高昂的。此外，长此以往，帝国内部的权力平衡也会被打破。所以，沙俄、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全球帝国都没能在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打造出同样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就导致了帝国的早衰，或者是帝国走向毁灭性的穷兵黩武。以葡萄牙和荷兰为代表的“海洋帝国”（seaborne empire）则正好相反，它们无力打造和支撑足以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因此不久之后，它们双双沦为新兴海洋帝国英国的副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帝国的四种权力来源均衡发展，共同支撑帝国巨厦，并且在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后保持权力平衡，这样的帝国最可存续久远。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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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关于权力的四种来源和组织形式，参见第1卷第4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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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本书下文，第172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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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Doyle：Empires，第93～97页。同时见本书下文，第105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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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Heuss：Römische Geschichte，第272～320页，特别是第28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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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世界经济体”和“世界帝国”的关系，参见Wallerstein：The Rise and Coming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特别是第3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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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此，参见Kulischer：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第1卷，第7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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