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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中心通过对其“世界经济”的掌控所获得的收益，可以通过什么来量化吗？在这些收益中，帝国中心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恐怕不是最要紧的。比如美国如今约占全球经济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但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这个比例可能在中期呈下降趋势。[10]相形之下，更为重要的收益，是对资本流动和知识流通的掌控。在大英世界帝国的鼎盛时期，英镑是世界储备货币，伦敦决定着利率走势和股价水平，英国的银行是全球经济的心脏，维持并调控着当时世界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正是主要借助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掌控，英国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成功地主宰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11]只要保住这一局面一天，英国人便能从中获利一天，进而也就能消化掉掌控贸易空间所需的费用，特别是英国皇家海军军费，以及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上各个军事据点的费用。然而，当大英帝国丧失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宰地位，帝国的统治成本又随着边缘民众反帝浪潮此起彼伏而与日俱增，后来它又卷入两场争夺霸权的大战（先是与德国，然后同日本），这一切的发生无异于宣告了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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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与大英帝国的类比，来评判美国的帝国地位。当然，今日美国的经济实力远在当年英国之上，军事实力 同样非当年英国可比。然而，对美利坚帝国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起着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是它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体系（这一体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英国用来保证贸易空间安全的军事力量）。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美国对全球经济资本流通的掌控力，对其他货币对美元价值的操纵力，是它通过不断创新对世界经济发展节奏的影响力。为了达到这种操控的目的，美国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工具，当然，还包括美国国内诸多研究所和技术中心，它们有磁石一般的吸引力，吸纳大批人才不断涌入美国。这一切，保证了边缘埋单、美国获利。而军事上的开支，则意味着收益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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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可以替代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可能，是以军事手段攫取剩余价值。这种手段最为暴烈的表现形式，则是完全通过在帝国权力的边缘长年征收贡税，以及掠取财物来维持帝国军队的开支。通过这种方式，首先可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其次，也足以支撑帝国在其都城大兴土木，显耀帝国及其统治者无上的荣光。这些浩大工程有时还会带来另一个结果，那就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补充，减轻了军事权力的负担。也就是说，这些宏大建设工程可以促使“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卫城的扩建，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城的重新规划，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军事权力向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转化的一项工程。至少修昔底德就深信一点：正因为卫城之上那些恢宏磅礴的建筑，人们眼中的雅典要比它实际拥有的权力高出了一倍。[12]对边缘的掳掠，支撑了帝国中心的建设，在中期还会带来 统治成本的下降，如此一来，也使帝国政权得以延续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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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纯粹以武力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来说，权力这种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方向的努力就显得无关痛痒，甚至根本不值一提。亚述帝国，就是纯粹以军事手段豪取剩余价值的典型。它倚重其独具优势的军事技术，特别是马战车和刀轮战车的运用，在美索不达米亚称雄一时。[13]然而，亚述统治者的财力无法长久支撑代价高昂的军备投入。另外，对于长久掌控帝国的边缘，他们同样心余力绌，更别提在那里年年征捐收税了。那些肩负进贡重担的边缘统治者，想方设法逃避进贡义务。于是，在烽火不息的战场上夺取所需资源，就完全落到了亚述军队的身上。在当时，一座城或一位君主在亚述面前无非有两种选择：要么在亚述军队逼近的关头缴纳规定的贡金，拿出自己的物资储备来犒劳和供养帝国军队，从而在物质上确保这支军队效忠于亚述。要么，拒交贡赋。那么亚述军队就会以战利品的形式将贡赋夺入囊中。为了让臣属地区相信，年年进贡好过战祸不休，亚述人推行一种全面洗劫和毁灭的政策，他们也因这种涸泽而渔的政策而臭名昭著。但他们无以复加的野蛮和残忍，并非目的本身，而正是一种维系帝国的特有方式：这种方式加大了边缘地区君主叛离帝国所要面临的风险。叛离的方式，是拒不纳税。惩罚叛离的方式是让它成为战利品。这意味着尤甚于提高贡赋的代价：后果可能是城池被付诸一炬，田地被洗劫一空，臣民被赶尽杀绝。军队，正是这种征服政策的威胁手段和执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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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帝国代表着帝国形成的传统方式。当然，在它之后，以如此残忍野蛮的方式索征贡赋的例子已极为罕见。或许只有后来的蒙古人也同样一意孤行地采取过这种穷兵黩武的策略。这一政策最大的缺陷在于，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帝国根本无力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相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斯基泰人后裔建立起来的草原帝国，那些游牧民族在冬、夏牧场转场中，大肆扩展自己的活动半径，加速了一个超级帝国的诞生。当然，那是一个短命的帝国。草原帝国之所以难逃短寿的厄运，原因在于游牧民族通常都无法摆脱军事扩张的宿命，转向定期征税来获得稳定收入，而不是一味依靠索取贡赋、掳夺战利品。按照严格的帝国定义，草原帝国因其短命充其量只能算作帝国概念的一个注脚而已。它是帝国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之所以要对它特别关注，是因为它代表着军事类型的帝国扩张，作为近乎纯粹的武力攫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它值得我们研究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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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不过，它在西方史学界只占次要地位。那些来自亚洲草原腹地的游牧民族，也常被史学家视为政治和经济有序发展的破坏者和捣乱分子，从斯基泰人到萨尔马提亚人、奄蔡人、匈人、匈牙利人，再到可萨人及蒙古人，[14]他们前赴后继，试图打下一个超级帝国，而且都走过了相似的轨迹，即在帝国形成之初，这些马背上的民族都将进贡的重担压在那些紧邻其冬牧场的耕农肩上。这样，他们就取得了在广大区域内对外扩张所需的资源。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生活条件变化不定，吉凶叵测，尤其大受气候变化和牲畜疫情的影响，为了求生存，他们不得不选择在其草原边缘，从农耕生产区猎取食粮、贡物。奇袭、掳掠，自一开始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一旦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不再仅仅为了活命而东劫西掠，开始重视财富的积累，那么帝国诞生的序曲也就此奏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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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5世纪卢阿（Rua）和阿提拉统治下的匈人帝国，可以看出，游牧民族超级帝国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特征，[15]这些特征或多或少显现于所有的草原帝国。首先是族群的生成（Ethnogenese）。特点是多个部族并起，一个部族领头。成功的关键是部族首领的神明魅力（蒙古语：qut）[16]，首领也不遗余力地通过行动来提升其个人魅力。阿提拉被其臣民奉为天神，莫不景仰，无不畏惧。他本人也深信自己受命于天，受神谕之指引，他认定自己的统治必须囊括全世界。为了俘获帝国（军事）精英层的忠心，阿提拉将那些以战利品、赎金或贡赋形式缴获的金银财宝赏予他们。在精英层内部，由他排资论辈，论功行赏。在他的大帐之内，也按级别安排座次。于是，魅力型领袖的个人喜恶取代了氏族长老和部族首领的传统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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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魅力型权威（charisma）是“对某种个人神性、英雄伟力或榜样性的超乎寻常的秉承”。[17]游牧民族社会的政治秩序从传统向上述这种领袖魅力的过渡转变，给部落和氏族的内部组织注入了动力。这又为帝国扩张奠定了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游牧民族何以成就如此可怕的冲击力；虽在人数上劣势明显，却能一举攻破广袤无垠的地区，将其他大国奴役于其铁蹄之下。但与此同时，草原帝国的脆弱性也源于此。这类帝国常常在其魅力领袖亡故后，迅速落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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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扈从制取代了门第等级制，这加快了原本相互敌对的游牧部族走向统一，为其大规模扩张插上了虎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一来，游牧民世界尤为欠缺的忠诚，以及其桀骜难驯的一面，也得以改观。蒙古大汗铁木真，即后来的成吉思汗，为此采取了一种手段，他将以族群为单位组成的军队，改组为百夫队、千夫队。正是将士对其首领的忠心，将这些百夫队和千夫队紧密团结在一起。而且，他们在规模和构成上都取决于大范围作战的需要。[19]桀骜不羁的部族被分成诸多军队单元，加以驯服。成吉思汗无情地粉碎了来自传统门第等级制卫道士的反抗。那些阻碍他宏图大计的宫廷萨满保守派，统统被他处以极刑。而那些顺从了大汗旨意的部落，为了保命则迫不得已为其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他们背负着掳掠战利品的巨大压力，望不到尽头；只有夺取大量战利品，部族首领才好班功行赏，以犒赐来收买部队头目的忠心。因此，成吉思汗不得不投入一轮又一轮的冒险征战，而无暇享受胜利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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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征服压力，实乃成吉思汗一手擘画，有意为之：“蒙古人必须征服所有国家，绝不可能同任何民族和平共处。除非他们完全臣服于我们，否则必除之而后快。”[20]事实上，大汗（大可汗）位于蒙古帝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作为地区首领的可汗，又对大汗负责，在这种机制下，蒙古帝国的统一只能借助推行持续扩张政策得以延续。1259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死后，蒙古世界帝国瓦解成各自为政、彼此攻伐的分离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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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手段巧取剩余价值和军事手段豪夺剩余价值，好比一个“频段”的两端，而这个频段涵盖了各种可能性。但历史的常态不是“极值”，而是些“混合形式”。“混合形式”可能接近于军事手段或者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其中的一极。一般而言，混合比例关系在帝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变动不定。19世纪末，大英世界帝国正是为了确保能以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而被迫更频繁地诉诸武力。而蒙古人的分离帝国，也就是产生于中国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即所谓“中心汗国”），以及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即所谓“伊尔汗国”）地区的局部帝国，也无法继续依赖军事手段，而是越来越借助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进而延续帝国的权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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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帝国的缔造者们有权在榨取剩余价值的商业和军事两种手段之间自由选择。一些先天约束条件不容小觑，诸如地理位置，中心的文明发展水平，精英层的能力和心态，历史影响，集体记忆，以及边缘对中心初露端倪的扩张野心的应对之策，等等，这些因素都举足轻重。数百年来，似乎有一种亘古不变的法则，即每隔一段时间，总有游牧民族异军突起，建立起草原帝国。他们在转瞬之间发展出惊人的规模，但又急速衰败，消失于历史长河。他们留给后世的不是丰功伟绩，不是灿若晨星的城市、皇皇庙宇或教堂，他们带给世人的是对阻碍其扩张霸业之一切文明的蹂躏。就连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也是来自中亚的匈人不断侵犯的间接后果，匈人驱逐定居于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日耳曼人，迫使后者向西迁徙，这就给罗马帝国的边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最终导致了边境的沦陷。相似的情形发生在 巴格达的哈里发国[22]，那是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超级帝国。当蒙古人如暴风骤雨一般讨伐四方的时候，哈里发国早已辉煌不再，国力大不如前。[23]1258年，哈里发国被攻陷，这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历史长河里，激起轩然大波，影响可谓深远。因为从此以后，在阿拉伯世界里再也没能出现一个帝国。帝国所留下的遗产被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王朝瓜分一空。在中亚地区也能看到相似的情形：囊括了今天伊朗、阿富汗和部分中亚国家的花剌子模帝国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击溃，整个经济、文化基础被连根拔起，毁于一旦。[24]唯有中华帝国大致安然无恙地熬过了蒙古人的统治，在近一个世纪的异族统治结束之后，中华帝国又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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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在本质上具有明显的剥削特质：它们创造不了发达的文化，本与文明中心无缘，只能局限于掠夺边缘的财富，抢走边缘的文明成果。有鉴于其文明及技术落后的劣势，他们不得不倾力于其唯一的优势领域：军事。骑射部队迅疾如风，以极低的后勤成本达致极远之地，骑兵个个彪悍善战，他们的武器——复合弓射程远、准度高，首领在长期逐水而居的游牧生活中练就运筹帷幄的韬略，远非对手所及。凭借这种种优势，那些人数并不占优的游牧民族建立起史无前例的超级帝国。而罗马和中国，这两大文明帝国都以行政技术手段将所征服的地区一一融入其整个大帝国的版图，因而他们的扩张之路只能步步为营，徐行推进；直至帝国文明教化之力全部消耗殆尽方休。但草原帝国的对外扩张，无远弗届，唯一的限制就是自己部队的活动半径了。边缘往往只是 出于对草原野蛮军队的深深恐惧而融进帝国，所以，草原帝国的这种统合方式是很脆弱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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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业手段攫取剩余价值和以武力手段豪夺剩余价值，两者在原则上虽背道而驰，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帝国空间几乎无休止的延伸，以及较弱的统合度。那些庞大的海洋帝国，诸如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西班牙从一开始就注重领土扩张，而非贸易），伴随15世纪中期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应运而生。而它们也只是实现了表面上的整合，未能完成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上的统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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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帝国有一点跟草原帝国颇为相似，即它对边缘的兴趣源自其剥削本性，至于传播文明的成果，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热情；为此付出的努力，也相当有限。海上起家的贸易帝国，至少在其萌芽阶段，政策集中于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搭建一座经济联系的桥梁。对于新融入的贸易区，帝国极少触及其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它的惯用伎俩是同当地当权者合作，利用当地敌对势力之间的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归根结底，帝国也只是对某些特定的商品兴趣浓厚。对边缘投入越少，所得利润就越高。这就是在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之基石上所创建之帝国打的如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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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盘算是否划得来，是否会产生反作用，最终导致反盈为亏，都不得而知。草原帝国军队对外长期掳掠和侵扰，导致边缘经济一步步走向衰竭；而与此对应的另一个问题也浮现出来：与外族异域的长期贸易往来会慢慢瓦解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那些单单依靠武力手段榨取剩余价值或者单以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帝国，如果不在其边缘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势必无法将这些边缘 充分纳入帝国的“世界秩序”当中。能不能做到（在边缘投入）这一点，对帝国的存续和稳定来说，恐怕是最为关键的。历史上有一些帝国，它们的中心和边缘仅仅借助剩余价值榨取这条通道彼此相连。它们无一例外地比那些转向了行政省的常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不仅在边缘猎取资源，同时也投资于边缘——的帝国，更快地走上了衰亡之路。就帝国长治久安这一点看，没有一个海洋帝国或是草原帝国可与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帝国长寿的秘诀，大概就在于在危难关头、衰颓之际总有边缘襄助，挽大厦之将倾。然而，只有当帝国外围有强烈的帝国归属感且坚信帝国的崩塌于己而言弊大于利，它才可能对帝国中心施以援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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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对边缘不加节制的掠夺，转而对其基础设施及文明化进程予以投入，绝不意味着对中心和边缘之间贸易关系的颠覆。也不能据此认为，边缘已然成为帝国的纯粹受益者。但是，相关的负担会随着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得到更为均匀、合理的分配。一些负担也会转移到素来受益于帝国的那拨人肩上：昂贵的军备，新设立的管理体系，这些开支已经不能单靠帝国边缘那些臣属省份的贡赋捐税来消化了。要维系帝国的生存，帝国中心的臣民也得出一份力——比如通过缴税——才行。当然，这往往会遭到他们的抵制。在这个时候，在中心会慢慢升起一种支持政变的危险倾向，叛乱者许下减轻税负的承诺，收买人心。也就是说，帝国在边缘获得长治久安，代价却是，在中心不满之声日益高涨。这或许正是许多帝国从来未能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的 根本原因：毕竟边缘的骚乱不安，还是要比中心的民怨载道更易承受些，即便偶尔一个行省的叛离，也好过帝国都城的持续动乱。然而，回顾历史，似乎情况恰恰相反：行省的离心离德比来自中心的动乱常常更容易导致帝国的覆灭。我们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整个帝国空间里实行更统一的行政管理手段来谋取剩余价值，这样做使得帝国更加长治久安、根牢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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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参见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2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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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奎斯（Oliveira Marques）这样写道：“因为葡萄牙人自知无力攻城略地，确实对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建立政治帝国的兴趣不大，他们只是孜孜以求于对海洋的有效控制，并以势力范围的形式实现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参见Oliveira Marques：Geschichte Portugals，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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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liveira Marques：Geschichte Portugals，第162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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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曾经有过一场辩论：海洋应视为开放（mare liberum，即自由海洋）的还是封闭的空间（mare clausum，即封闭海洋）。关于这场讨论，参见Diner：Imperialismus und Universalismus，第24页，以及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第84～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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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Oliveira Marques：Geschichte Portugals，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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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Oliveira Marques：Geschichte Portugals，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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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第132页起若干页；有关荷兰人迥异于葡萄牙人的经济理念，参见Shama：The Embarassment of Riches，第252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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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ier：Die Grenzen des Empire，第128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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