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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这一发展情形的详尽描述，见Heuss：Römische Geschichte，第168页起若干页；以及Syme：The Roman History，第1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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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里的论述参考了Schulz的想法，见Schulz：Roms Eroberung des Mittelmeers。值得注意的是，Bender在对比罗马帝国和美国异同时，给罗马选取的历史时间段是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布匿战争时期，给美国选取的则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见Bender：Weltmacht Amerika，第60页起若干页，还可以参见作者书评，见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279期，第430～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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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过英国在18到19世纪幸免于类似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所经历的那种内战，也许是因为17世纪后半叶在英国已经发生过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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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此，详见 Triepel：Die Hegemonie，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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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戴克里先在位期间对罗马帝国的改革，参见Bellen：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第2卷，第244页。关于君士坦丁大帝对罗马帝国的分治，参见同书第3卷，第110页起若干页。关于罗马东西帝国的税收情况和军队部署密度，见Breuer：Imperien der Alten Welt，第18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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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俄国在中亚传播文明的诉求，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38页起，以及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87页起若干页；关于俄国在建立政治文化认同时介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矛盾心理，参见Figes：Natasha’s Dance，特别是第282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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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此，参见Isaiah Berlin 的著作，比如说Herzen and his Memoirs和Russian Thi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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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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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历史证明，把有着云泥之别的历史地区——从西方拉丁语文化圈的共和国，到东斯拉夫的东正教地区，再到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国家——统统整合在一个社会主义霸权体系之内，从长远角度看是不可行的。”Simon：Die Desintegration der Sowjetunion，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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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近特别是在德国，对作为民族国家基石的政治文化认同的形成做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可以参见Bernhard Giesen和Helmut Berding主编的论文集Nationale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Nationales Bewusstsein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以及Mythos und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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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Rauchensteiner：Verlust der Mitte，以及 Kann：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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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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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还有一个维系中华帝国统一的因素，是儒家士大夫的伦理精神，他们对文明德化远邦的作用深信不疑，这有助于抵御来自边缘地区的蛮夷危险。见本书下文，第124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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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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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Buckley 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第209页起，以及 Merson：Roads to Xanadu，第73页起。顺带一提：中国并非唯一出于国内安定而远离海洋贸易的国家。奥斯曼帝国尽管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舰队，并依靠这支舰队与威尼斯和西班牙周旋，但它还是把远洋贸易几乎完全交给了国外商人。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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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但退出海洋扩张的决定绝非没有反对声音。对此，参见Menzel：Eurozentrismus，特别是第76页起，及书中提示的其他文献。如果中国继续远洋活动，是否会阻止欧洲人挺进印度洋——正如所谓亚洲主义的代表最近声称的那样（参见同书，第74页起若干页）——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如果当时的海洋扩张运动继续下去，中华帝国走向四分五裂也同样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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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此及对随后的论述，参见Doyle：Empires，第108页起若干页，以及 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24页起若干页；关于欧洲与南亚及东亚的文化接触的论述，见Osterhammel：Die Entzauberung Asiens；关于殖民关系的不同类型，参见同一作者的Kolonialismus，第1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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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周期与奥古斯都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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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兴衰起伏中，不同来源和不同形式的权力多管齐下，同时作用，这一点要比在主权国家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如果说，基于相互性原则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联盟组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四种权力类型[1]在主权国家内部走向同化，那么，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边缘客观上就要求帝国在某些时候多调动军事或政治权力，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运用更多的经济或意识形态权力。比如，帝国在军事方面的短缺可在其他方面获得弥补：那些被帝国的夺人光芒所吸引的民族，可能为了最终获得帝国的庇护而竭其所能，鞍前马后，为帝国拼尽一切。当然，他们的付出需要得到回报，而筹赏他们所需的资金远远低于动用帝国自家军队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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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边缘防卫，极少意味着要对付势均力敌的敌手。所以，就确保边缘安全这一点，那些商人、军师、民俗家和策反特工实际上常常发挥着比帝国常备军队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古至今，例子不胜枚举：远到古罗马帝国用以防御日耳曼人的“蛮族边界”，近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其“印第安人边界”上的所作所为，以及欧洲殖民势力渗入所谓无主地区，还有前些年美国人以数百万美元的代价“收买”阿富汗地方军阀，从而在短短几天之内便使当地整个权力结构地覆天翻，最终一举挫败塔利班政权。这些事件都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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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钱，也就是经济实力之外，文明吸引力，或者说意识形态实力在打动边缘地区民众，使之献身帝国事业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罗马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有关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弗拉乌斯（Flavus）兄弟反目的记叙中看出来。这一对来自切鲁西（cherusker）部落的兄弟，心怀异志：兄长阿米尼乌斯，揭竿而起，发起一场抗击罗马的起义，改变了历史；而弟弟弗拉乌斯则执意 留在罗马，继续忠心耿耿为帝国效力。这场跨越了威悉河（Weser）的争端，肇始于阿米尼乌斯对其兄弟弗拉乌斯的发难。他质问他那在为罗马人的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的弟弟，残疾之痛究竟为他赢得了什么酬赏；“弗拉乌斯提及军饷上涨，获颁荣誉项链、花冠，以及其他军人勋章等。阿米尼乌斯对此不屑一顾，大声嘲笑说，这些都不过是给奴隶的一点可怜奖赏罢了”。[2]而涉及该忠于罗马帝国，还是忠于切鲁西的出身，两人更争得不可开交。虽然阿米尼乌斯力劝其弟，思其故土，念及承自先祖的自由和家乡神灵，但弗拉乌斯不为所动，坚持选择效忠罗马皇室。打动他的是帝国之浩大，总督之权势。可见，让弗拉乌斯选择罗马的，除了罗马的政治权力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其意识形态权力，而并非在此之前已经元气大挫的军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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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帝国的崛起和存续的诸多因素中，权力类型相互之间易换条件和转变方式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那些较为长寿的帝国都要经历多个周期，上述这两个因素则起到调节帝国周期的功用。它们不仅影响到前面已经提到的成本问题，关系到对耗费最低的权力类型的选择问题，同时也影响到帝国能否随时随地调用这一权力。一个帝国能在强盛周期维持多久，取决于它某一种权力的短缺是否可以通过另一种权力的富余得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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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崛起成为欧洲霸权乃至称雄世界的全球性帝国，主要归功于其现代化的强大军备。其中包括一支纪律严明的步兵团和具有远洋作战力的舰队，而政治权力又为军事力量锦上添花：西班牙国内运转良好的官僚治理体系带来了国泰民安，这正是其政治权力的活水之源。在1521年城市公社起义被挫败以后，西班牙国内局势重归平静。相比同时期的法国，社会安定确实是当时西班牙的一大优势。法国人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长期陷于内部纷争，最终被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3]彻底拖垮。然而，西班牙的经济缺乏一种发展的自动力。正如历史学家瓦尔特·伯尔奈克（Walter Bernecker）所指出的，它“缺少一个连通世界的金融系统，尤其缺少一个由企业家和商人组成的动力阶层：通过它跟国家政府的互相配合、双管齐下，在政治和军事权力之外，合力打造一种经济权力”。[4]从根本上讲，支撑西班牙皇室大肆采购军火、维持帝国昂贵军事装备的，不过是采自美洲大地的真金白银。尽管“新世界”的贵金属源源不断流向大西洋彼岸——仅在16世纪流向西班牙的贵金属总值就高达约三万亿塔勒[5]——但帝国的支出常年高出国库收入约20%。西班牙政权受困于其长期无解的财政难题，最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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