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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72 特别是在研究罗马帝国历史时，这一模式被一再引用，以至于几乎模糊了历史叙事和模型理论的假设之间的界限。按照这一模式的说法，罗马帝国最迟在2世纪初期，即所谓养子继承制时期，国力达致极盛；特别是在图拉真（Trajan）治下，帝国的疆域 扩展至最大；此后，便陷入了漫长的衰落期。[13]3世纪末，帝国改革始于戴克里先，继而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任者治下实现帝国分治；最后，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在公元380年颁敕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14]完成了向意识形态权力的转换。所有这一切努力，按这一模式的思路看来都没有对帝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任何“根本性”意义。就像它对待西班牙的历史一样，那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帝国史被简单地说成是衰落史。而在所谓帝国“衰亡”的漫长时期里出现了周期性兴衰起落，却被这个模式所忽略——这种忽略未必体现在历史叙事中，却体现在历史意识里。尤为关键的是，这种兴衰模式里有一种历史必然性观念，它让那些帝国改革家身上充满宿命的悲情意味：不管他们如何励精图治，力挽帝国之将颓，到头来不过加速了帝国的朽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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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74 与崛起—鼎盛—衰亡的研究模式不同，我们在这里引入政治史中的周期模式（Zyklenmodell）来阐释问题。这一模式，由希腊化时代的古罗马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os）提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由政治哲学家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发扬光大。[15]按照这一模式，所有政治实体，在其长短不一的历史中都会经历若干周期；在这些周期里，几经兴衰起伏。至于经历几次周期，周期内的上升阶段持续多久，这些则取决于政治实体领袖的政治手腕和远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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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76 对于重构帝国历史，周期模式具有不少优点。首先，比起兴衰模式紧盯帝国的兴衰两个发展演变方向，周期模式深入肌理，带领我们看到更多帝国兴衰起伏的细节；其次，周期模式着眼于帝国如何克服危机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如何奋力走出谷底，极力拉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因此——也就是第三个优点——这一模式，自然更重视政治（及社会）行为主体的影响力。正是他们一手掌握政治共同体的命运——当然也是在其可供动用的资源及权力类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可以通过种种革新措施，在源头遏制帝国的衰落，增强帝国上升的推动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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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78 最近几年，在霸权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数据）分析模式（analysemodell）。[18]它们在阐释帝国起伏不定、变幻无常的历史时，相比传统的兴衰模式更加精确和细腻。按照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教授和威廉·汤姆逊（William R.Thompson）的说法，20世纪初期的美国，由于在核心经济领域，如钢铁业、化工业及电气工程等行业一马当先，于是在整个经济领域赢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举跃升为当时的世界领袖。在这个起于1850年，止于1973年的霸权周期内，经济发展和政治扩张携手共进。后来，又仰赖在新的核心领域，如信息工程和微电子等方面遥遥领先的技术优势，美国迈入一个新的霸权周期。这一新周期让美国在短暂的式微过渡期之后，成为美苏角逐的胜者，并因此成为硕果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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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80 不过，上述这种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它那强烈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套用权力类型的概念，在这一理论中，经济权力压倒了一切，排除了不同权力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结果就是，霸权周期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在美国之前，只有英国也曾经历那样两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建立于强大海权和商业优势基础之上；另一个，则得益于在工业革命中获得的领先地位。霸权周期的经济决定论，没给政治决策留任何影响余地。在这一点上，即使相比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周期理论，经济决定论也显得一叶障目、失之简单。至少前者还把社会道德因素和 政治体的宪政秩序看作影响历史兴衰起伏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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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82 研究帝国历史，我们不妨将四种权力类型的概念同上述两套周期理论结合起来，跳出单一因素决定论的狭隘，承认决策精英对经历周期的方式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比如，克服各种危机的努力，以及竭力拉长每个周期的上升阶段，等等。在这种情形下，猜测每一个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长，显得无关宏旨，没有必要。我们要注意区分：有些帝国仅仅经历了一个周期，昙花一现；而另一些，则经历了好几个周期，且每个周期都有较长的上升阶段。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蒙古帝国及拿破仑一世的法国，中国和罗马帝国则属于后者，而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和大英帝国也属于后一种。另外，或许可以说，一个帝国可资支配的权力类型越少，或者优于竞争对手的权力类型越少，那么周期持续时间也就越短；反之，帝国的权力类型选项越多，它在周期的上升阶段就停留得越久。此外，权力类型的多元化，也给帝国决策精英增加了调控周期进程的机会，也就是加速或者延缓周期的进程。[19]当然，我们也不应高估精英层的决策空间和余地，他们能施加影响的是周期如何进展，至于跳脱或中止周期，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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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84 帝国要在周期的上升阶段长驻久留，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迈克尔·多伊尔所称的所谓“奥古斯都门槛”。[20]屋大维（奥古斯都）推行的改革基本上涵盖了三大要素。首先，他努力赢得罗马有地贵族的信任，凭借他们的支持，打破城市寡头统治阶层的权力垄断；其次，他左右了罗马的宪政秩序和行政制度的革新，且并未引发政治危机；最后，他对整个行政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那些行省从寡头统治者贪腐的老巢转变成治理有效的帝国之一部分。屋大维试图通过这些改革方案结束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并由此从根本上重组罗马的政治秩序，而这种重组也被后人视为共和制的终结，同时也是元首制的滥觞。但与此同时，他也确实创立了确保“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长治久安的各项制度。随着奥古斯都门槛的跨越，罗马告别了盲目的大肆扩张阶段，由此引发的种种内耗内战也随之烟消云散，至此，罗马迎来了它长期稳定的统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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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86 此后，罗马周期在周期上升阶段至少停留了两个世纪之久。这要是在帝国建立之初，听上去无异于天方夜谭。要知道，此前罗马国内经历了数十年惨烈的内战，在这些战争中，帝国边缘一次次沦为争夺帝国中心权力的基地和军事要冲。当战火燃尽，罗马面临着帝国分崩离析的危险，就像曾经的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迅速分裂的情形一样。为了平息内战，罗马历史上三番五次出现所谓“三头同盟”，这一次又由“三雄”将各大行省划为各自势力范围，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如按马其顿帝国的经验，原本可以轻易分裂成几个各自为政的继任国。特别是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这在当时已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屋大维还是成功地使行省的臣民都归心帝国，帝国军队规模得以大幅削减，[21]进而降低了疆域防务的费用，也为降税减负铺平了道路。[22]在彻底击败迦太基之后，罗马继续南征北战，除了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还将势力范围向 西北和东南的两个方向拓展开去。就是这样一个扩张性权力中心，现在成了保障“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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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88 奥古斯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化育出一个对腐败具有抵抗力的行政管理层。为达此目标，屋大维不仅致力于机构改革，同时也倾注心血改革帝国精英的风纪。这位在公元前27年被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意即神圣至尊之人）的皇帝，当时推出一系列革新风纪和宗教的新政，在现代历史文献中常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源自他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倾向，同时也是其个人价值观的体现，另一些人则深信屋大维本人正是靠着那些他后来所激烈反对的手段上的台。对其前后矛盾之虚伪性的指责，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固然不无道理。不过，我们讨论一个帝国的革旧维新和强基固本，重要的是政治成效，而非道德上一以贯之。[23]当时，铲除充斥于共和制寡头政治统治后期的腐败已势在必行，[24]这也是帝国谋取剩余价值方式实现转变的先决条件，即从护民官之类的地方军阀所采取的掠夺机制转变为定期制度化的税收方式。要落实这一点，清正廉洁而非损公肥私的公职人员必不可少。而在帝国管理精英中提高抗腐力恰恰是屋大维风纪和宗教改革措施之着眼点。这其中包括对元老院的多次“清洗”运动，当然，屋大维也借机铲除了那些政治上并无污点的对手。另外，他颁布《关于选举舞弊的尤利法》（lex Iulia de ambitu），那些被证明有贪腐渎职行为的候选官员，五年之内不准担任公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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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90 不过，屋大维看重的不仅仅是帝国精英政治上是否忠诚可靠，清官贤相是否后继有人也是他非常关心的大事。在帝国内战刚刚结束之后的头几年，屋大维即命意大利行省的臣民大批迁入帝都，敕封骑士为城市贵族，新任命一批元老院议员。通过这些举措，他给罗马政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虽然这些政策成功提升了他在整个领导层的威望，但屋大维并无意将这种招贤纳士的方式常态化，他只是把它作为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而已。在屋大维看来，更好的方法是实现精英层的自我更新。要么自己延续后嗣，要么通过领养的方式传宗接代（这在当时的罗马相当盛行），未婚人士的继承权大打折扣，国家还加大了对死后无嗣者财产的征收。相反，对于孩子超过两个的家庭，政府予以财政补贴，对通奸者或伤风败俗者严惩不贷。儿女满堂的执政官，在卸任后可优先挑选行省来管理，而不像人丁不兴的执政官只能等抽签决定。[26]也就是说奥古斯都不欢迎一个“独身主义”的精神精英层，因为那需要不断从外部来补充和更新它。他希望创造一个能够自我换血、自我更新的精英层——哪怕在另一方面会限制他对精英层人员构成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一举措解读为他实现从“权力”（potestas）[27]到“威信”（auctoritas）[28]转变的计划。[29]此外，这也是一项预防措施，确保帝国人口的稳定——要知道这一难题也同样困扰着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们——使得精英层成为万民之表。我们还不妨将它理解为一项提升政治及军事精英层抗腐力的重要举措：相比那些靠单打独斗而飞黄腾达的野心家，出身达贵世家的人更经得起贿赂的诱惑，因为前者顶多会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后之名，却不必挂念子孙后代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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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92 奥古斯都门槛，说白了就是一系列深刻改革之和。通过这些改革，一个帝国告别了对外扩张阶段，过渡到一个有序的长期发展阶段。奥古斯都门槛，用周期理论的话来说，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帝国周期上升阶段的存续时间。而在罗马帝国的自我认知中，这些改革措施引发的变化是，共和制的周期历史观——在从波利比乌斯到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的历史学家中一直占尽上风——现在让位于“永恒罗马”（Roma aesterna），即“帝国千古长存”的帝国意识。[30]总览罗马种种革新措施，我们不难看出，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其实也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权力类型转换：军事权力的重要性大幅下降。有鉴于此，屋大维才敢大规模裁军。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尤其是意识形态权力的权重上升。除了借助“帝国永恒”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平的理念也提升了帝国意识形态权力，即“罗马治下的和平”，这也成为帝国合法性的一个新的来源。也就是，只要罗马帝国存世一天，则天下太平；帝国根基越是稳固，和平则越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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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94 帝国一旦跨越了奥古斯都门槛，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转向了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在建立独立官僚体制之后，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摆脱了昔日城市贵族寡头政治的专断妄为，并且中心的公民权慢慢扩展到部分行省民身上。这一点，在几次罗马人口登记和财产调查中可见一斑。公元前7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罗马帝国统治区域男性公民数总计91万，而公元前28年由屋大维和阿格里帕（Agrippa）主持的人口统计则显示罗马公民已达406.3万。数字上的提升，不能单单归因于计入了妇孺的人数。20年后，罗马公民数再增17万，达到423.3万。[31]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惊人的攀升，但它标志着帝国已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随着212年至213年的卡拉卡拉敕令（die Konstitution Caracallas）的颁布而落下帷幕。该敕令将罗马的公民权赋予了意大利以外全帝国的自由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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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96 可以说，随着卡拉卡拉敕令的颁布，罗马帝国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差异性越变越小乃至无足轻重的演变过程已经正式画上了句号。早在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统治时期，意大利便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眷顾，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帝国行省。正是在这一时期，帝国的经济重心从中心转移到外省，昔日的帝国中心意大利进入经济萧条期。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南部人口的大量减少。[33]帝国军队从此也主要从部队驻地的行省来招募，军事权力也不再是帝国中心用来统治边缘的工具，反倒是边缘自己打造了一种确保帝国延续的军事力量。是那些出生于意大利之外的皇帝，如来自北非行省的塞维鲁（Severer）家族，让军队建设重新成为罗马帝国政策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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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198 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特别体现在两点上：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差距消失无存；中心在法律上的种种特权也逐步取消。这些特权往往是作为胜利的果实赐予那些征服者的。在罗马，卡拉卡拉实施推广公民权的改革后，戴克里先又继以税制改革，对意大利征收直接税（此前对意大利免征直接税）[34]，最终，随着帝国中心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完成了其去中心化，或者说中心的弱化。就连帝国西半部的行政中心即首都也在不久之后迁往他乡，293年迁至米兰，自402年起，因地形易守难攻，拉文纳（Ravenna）成了西罗马帝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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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00 还有其他帝国也跨越过奥古斯都门槛吗？在帝国历史的比较性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帝国史上两种大相径庭的现象：有些帝国故步自封于奥古斯都门槛，止步不前；而另一些帝国则义无反顾跨过了 那道门槛。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援引西班牙的例子。随着查理五世[35]在1556年淡出朝政，而帝国的泱泱国土又一分为二——西班牙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两支，查理五世结束了他惯用的巡游统治方式——他曾以这种方式既维护了在军队中的权威，又在帝国四方尽显其统治者的威仪。1561年腓力二世定都马德里，使之成为帝国统治的中心，并创建了一套在当时来讲高度现代化的官僚体制。[36]从此，野蛮征服的时代成为历史。在边缘地区无序地以武力掠取剩余价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然而，对西班牙来说，其军事力量作用力的衰减，没能通过提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分量而得以弥补。所以，西班牙并没有在世界政局中真正完成它从剥削和奴役到文明教化的角色转变。[3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从未如罗马那样，发生明显的去中心化。因此它也无法像罗马那样实现边缘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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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02 西班牙之所以停滞在奥古斯都门槛，故步自封，问题应该不出在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关系上。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西班牙与其他诸多欧洲列强争强斗胜耗尽了国力。西班牙失败了，从本质上讲，是作为“霸权”的西班牙失败了，而不是作为“帝国”的西班牙。换言之，西班牙帝国之所以最终崩溃，是因为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争夺战中耗光了那原本可造福帝国边缘的庞大资源。此外，由于卷入长年霸权战争，帝国不得不孤注一掷，以举国之力强化其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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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04 罗马占尽天时地利，加上政治上的好运气，使得它在击败迦太基和东部一些王国之后，举目再无对手可堪匹敌、与之争锋。这样，罗马彻底收进和平红利，并将其投入帝国文明的传播之中。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尤其又经过同近邻法国的冲突，西班牙不得不从16世纪初期开始就投入巨资改进攻城技术，建立全面的防御体系。[38]最终，光是偿还国债一项，西班牙就要花掉它65%的财政预算。[39]其庞大军队因开支过高而难以为继，而海军又在北非巴巴利海岸[40]和加勒比海及中美洲地区遭到蛮族的挑战，甚至还受到了死敌英国暗中支持的私掠者及海盗的侵扰，这一切都让帝国体系内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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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06 为了减少损失，西班牙在美洲和欧洲之间的航道上引入了护船队，从此商道得到了大西洋无敌舰队的护卫。从军事角度看，这项举措无疑很成功，在1560年到1650年，90年间的多达15000次航行中，西班牙仅仅损失了62艘船。[41]可是，这项政策花费巨大。西班牙一直未能化育出像英国“商人冒险家”（merchant adventurers）那样一个自由企业家阶层。它的跨大西洋国际贸易始终处在国家政府的掌控之下。西班牙世界帝国必须一直像统治陆地空间那样来组织其贸易空间，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它无法将统治成本长久地维持在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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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08 同样在奥古斯都门槛上止步不前的，还有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的沙俄帝国。彼得一世很清楚，要实现沙俄帝国的长治久安，必须先广泛动员民众，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在此基础之上，效仿西方，将军队职业化，并建立完备的官僚机构。[42]但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首先将莫斯科公国封地制组织下的领土扩张 引导到国家控制的轨道上来。彼得一世建立常规陆军，取代了先前一到冬天就遣散的贵族雇佣军队。新建的常规军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Poltawa）会战中小试牛刀，一鸣惊人。彼得一世开创的治国体系，其核心部分是将官僚机构与沙皇个人相分离，世俗世界与宗教领域相分离，这些核心制度一直保留到1917年。在改革军事和行政制度的同时，他还将原本彼此完全隔阂的世袭贵族[43]与军功贵族融合成新的贵族阶层。于是，一个新的帝国精英层由此而生。在1722年颁发的贵族等级表，即《官秩表》（Rangtabelle）中，个人功勋重于个人出身。此外，在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的建议下，沙皇还努力培育学术精英，挑战了东正教神职人员作为智识权威的地位。采纳了拉丁文君主尊号Imperator Russorum[44]；将帝国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圣彼得堡——在一片荒芜的沼泽地上，新的帝国中心拔地而起，这象征着帝国改革进入高潮。[45]当年深受拜占庭影响的“第三罗马”——莫斯科，从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进行帝国扩张开始，就一直为帝国合法性发挥了关键作用；[46]如今，它的尊位被号称“新阿姆斯特丹”的圣彼得堡取而代之。新都帮助俄国赢得了更多的海权，对提升帝国国际地位功不可没。同时，它也为帝国增添了几分炫目的文明之光。可以说，在彼得一世的改革政策里，我们看到其中很多特征是非常符合一个跨过了奥古斯都门槛之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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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10 然而，在帝国接下来的发展上，彼得一世的俄国却走了一条不同于罗马帝国的路径。这既跟它们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有关，也跟两国所秉持的不同政治目标不无关系。当屋大维着手改革的时候，他相信，在 扫除所有威胁自己主导权的竞争对手之后，帝国就无须继续扩张下去了。或许，在葡萄牙殖民帝国并入西班牙帝国后，腓力二世本可知足而返，但苦于西班牙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依然根基不牢。而彼得一世跨入奥古斯都门槛，则是为了继续推进沙俄的帝国扩张，同时也为了能在同其他欧洲劲敌（特别是瑞典，也包括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采取进攻态势。也就是说，彼得一世政策的重点不在于降低统治成本，他要动用一切资源和力量控制并继续延展帝国泱泱疆土。为达此目标，沙俄在其历史上从未满足于只在边缘攫取剩余价值，它还要不断向帝国中心地区的臣民压榨、索取。因此，为了扩展帝国的边缘，彼得的政策最终引致对中心的“自我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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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12 至于奥斯曼帝国，它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的情形及后果也与众不同。它在跨越门槛的同时，还必须在生产方式上完成游牧到农耕的转变，[47]否则，奥斯曼将很可能与之前那些草原帝国一样年寿不永、昙花一现。因为那些游牧征服者未能创建出自己的行政管理结构，于是，他们干脆采取拿来主义，在占领地区直接沿用拜占庭的行政制度，并将之推广至整个帝国。[48]其实，建立帝国行政管理制度与摆脱奴役和扩张的压力，两者原本就紧紧相依。而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有效管理结构，必须先让帝国精英及其军队、官僚的生活方式获得一定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则是，帝国军队不单单指望着打仗来养活自己。那时，在帝国的边界线上，虽然战事仍未消停，[49]但军队的补给已开始转向依靠封邑制（如帝国重骑兵西帕希）或者依靠关税和地租收入（如耶尼切里禁卫军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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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14 虽然有上述那些举措，但纵观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历史，军事力量始终是其政权的基石。成为常备军的耶尼切里军团骁勇善战、纪律严明，在西方军队面前渐显优势。但随着西方对武器技术的改进以及军制方面的革新，苏丹亲兵的优势很快便荡然无存。那个曾经令人生畏的奥斯曼帝国，一下子变成了“博斯普鲁斯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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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16 除了军事实力，当然，奥斯曼帝国也拥有一定政治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免受内斗之害，在欧洲霸权争夺战中它曾是几大欧洲列强无名有实的重要盟友，尤其是法国，它试图通过与奥斯曼联手建立对抗哈布斯堡皇朝的“第二阵线”。与政治权力不同，奥斯曼人的意识形态权力好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把剑使奥斯曼在伊斯兰世界里一度赢得众人的追随和效忠；而另一方面，这把剑在基督教世界却点燃了敌意的怒焰。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无数讨伐土耳其人的檄文纷纷号召人们对来自东方的祸害发起十字军东征；西方基督教国家应搁置一切政治矛盾，同仇敌忾，一致对付来犯的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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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18 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就有一大软肋，那就是经济实力不足。虽然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到了农耕，经济薄弱的局面却并未因此得到根本改观。那时，外国公司控制着作为海上咽喉的两个海峡，于是几乎所有的海上贸易都落入了外人之手，而帝国只能从他们的 营业额里抽取一点可怜的关税收入。[50]帝国的资源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来谋取，也正因如此，帝国在建立行政制度方面极具创造性。然而问题在于，奥斯曼既没有推出积极的经济政策，也没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扶持起一个帝国自己的商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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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4220 在历史上，帝国政治-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经济权力的分布不均，导致了它们在遭受重创之后克服危机的能力和自我革新力也不尽相同。奥斯曼帝国在1402年迎战帖木儿大军，在安哥拉（安卡拉）一役中一败涂地，帝国虽元气大伤，却并未崩溃。[51]而且它慢慢休养，最终恢复了过来，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帝国周期。当然，在外部，这也得益于帖木儿之死导致其短命帝国的瓦解，其速度之快，好似它当初的崛起。在奥斯曼，比起前任巴耶塞特一世（Bayezit I，他在战败后，沦为帖木儿的阶下囚，并死于狱中），苏丹穆罕默德一世的帝国版图缩小了一半。但随着他的上台，一个新的帝国周期也就此启幕。[52]在这一周期里，帝国经历了15世纪的长足发展，而征服君士坦丁堡最终让它在欧亚文明的交会之处继承了拜占庭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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