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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帝国接下来的发展上，彼得一世的俄国却走了一条不同于罗马帝国的路径。这既跟它们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有关，也跟两国所秉持的不同政治目标不无关系。当屋大维着手改革的时候，他相信，在 扫除所有威胁自己主导权的竞争对手之后，帝国就无须继续扩张下去了。或许，在葡萄牙殖民帝国并入西班牙帝国后，腓力二世本可知足而返，但苦于西班牙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依然根基不牢。而彼得一世跨入奥古斯都门槛，则是为了继续推进沙俄的帝国扩张，同时也为了能在同其他欧洲劲敌（特别是瑞典，也包括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采取进攻态势。也就是说，彼得一世政策的重点不在于降低统治成本，他要动用一切资源和力量控制并继续延展帝国泱泱疆土。为达此目标，沙俄在其历史上从未满足于只在边缘攫取剩余价值，它还要不断向帝国中心地区的臣民压榨、索取。因此，为了扩展帝国的边缘，彼得的政策最终引致对中心的“自我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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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奥斯曼帝国，它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的情形及后果也与众不同。它在跨越门槛的同时，还必须在生产方式上完成游牧到农耕的转变，[47]否则，奥斯曼将很可能与之前那些草原帝国一样年寿不永、昙花一现。因为那些游牧征服者未能创建出自己的行政管理结构，于是，他们干脆采取拿来主义，在占领地区直接沿用拜占庭的行政制度，并将之推广至整个帝国。[48]其实，建立帝国行政管理制度与摆脱奴役和扩张的压力，两者原本就紧紧相依。而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有效管理结构，必须先让帝国精英及其军队、官僚的生活方式获得一定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则是，帝国军队不单单指望着打仗来养活自己。那时，在帝国的边界线上，虽然战事仍未消停，[49]但军队的补给已开始转向依靠封邑制（如帝国重骑兵西帕希）或者依靠关税和地租收入（如耶尼切里禁卫军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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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上述那些举措，但纵观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历史，军事力量始终是其政权的基石。成为常备军的耶尼切里军团骁勇善战、纪律严明，在西方军队面前渐显优势。但随着西方对武器技术的改进以及军制方面的革新，苏丹亲兵的优势很快便荡然无存。那个曾经令人生畏的奥斯曼帝国，一下子变成了“博斯普鲁斯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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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实力，当然，奥斯曼帝国也拥有一定政治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免受内斗之害，在欧洲霸权争夺战中它曾是几大欧洲列强无名有实的重要盟友，尤其是法国，它试图通过与奥斯曼联手建立对抗哈布斯堡皇朝的“第二阵线”。与政治权力不同，奥斯曼人的意识形态权力好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把剑使奥斯曼在伊斯兰世界里一度赢得众人的追随和效忠；而另一方面，这把剑在基督教世界却点燃了敌意的怒焰。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无数讨伐土耳其人的檄文纷纷号召人们对来自东方的祸害发起十字军东征；西方基督教国家应搁置一切政治矛盾，同仇敌忾，一致对付来犯的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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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就有一大软肋，那就是经济实力不足。虽然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到了农耕，经济薄弱的局面却并未因此得到根本改观。那时，外国公司控制着作为海上咽喉的两个海峡，于是几乎所有的海上贸易都落入了外人之手，而帝国只能从他们的 营业额里抽取一点可怜的关税收入。[50]帝国的资源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来谋取，也正因如此，帝国在建立行政制度方面极具创造性。然而问题在于，奥斯曼既没有推出积极的经济政策，也没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扶持起一个帝国自己的商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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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帝国政治-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经济权力的分布不均，导致了它们在遭受重创之后克服危机的能力和自我革新力也不尽相同。奥斯曼帝国在1402年迎战帖木儿大军，在安哥拉（安卡拉）一役中一败涂地，帝国虽元气大伤，却并未崩溃。[51]而且它慢慢休养，最终恢复了过来，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帝国周期。当然，在外部，这也得益于帖木儿之死导致其短命帝国的瓦解，其速度之快，好似它当初的崛起。在奥斯曼，比起前任巴耶塞特一世（Bayezit I，他在战败后，沦为帖木儿的阶下囚，并死于狱中），苏丹穆罕默德一世的帝国版图缩小了一半。但随着他的上台，一个新的帝国周期也就此启幕。[52]在这一周期里，帝国经历了15世纪的长足发展，而征服君士坦丁堡最终让它在欧亚文明的交会之处继承了拜占庭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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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帖木儿的交锋当然完全是一场军事力量的对决，而经济权力则无关宏旨。在同西方的较量中，情况则大相径庭，战时的幸运天平并未太偏向哪一方，天时地利各有千秋。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一下子凸显出来，在这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劣势日益明显。关于奥斯曼帝国，史学家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奥斯曼直接从崛起阶段坠入了衰落期，而并未在帝国周期的上升阶段停留太久。支撑这一论点的证据是奥斯曼严重不足的经济实力。[53]但事实上，这个观点无法解释奥斯曼帝国 在16世纪和17世纪何以在帝国周期的上升阶段 坚持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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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跨越奥古斯都门槛，除了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也最有意思的例子当属中国了。关于中国，值得注意的首要一点是中国拥有比其他所有帝国更为宽裕的时间来巩固其帝国权力。在秦代，中原版图基本定型，大致与今日中国的疆界相吻合。在领土变迁方面，中国的情形不同于大英帝国：英国在其第一和第二帝国周期之内，经历了疆域变迁。当时，他在东翼的扩张取代了西翼的扩张。而中国的几次帝国周期演变始终发生在同一地理空间里。在秦代，此前以武力征服的地区在行政上实现了大一统。秦皇嬴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行政长官由皇帝钦定，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54]到了汉代（公元220年亡），帝国的文官制度进一步加强，朝廷成为帝国文化中心。儒家仁学的重大发展强化了文武百官效命朝廷的忠心。随着对儒术的尊崇，[55]帝国治理改以儒家的君子之德为基，而不再倚重法家原则、刑律和政令。儒家伦常大道是崩坏还是发扬光大，对于帝国周期的运行演变至关重要。草原帝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维系于其军事权力，而在中国从来都是其他类型的权力更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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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它在完成征服、一统中原后，仅仅在北面还面临一定的军事威胁。面对盘踞北方的胡人，“中央帝国”打怀柔和亲政策加奇袭反击战略的软硬两手牌。汉廷发动的奇袭战并不求为帝国开疆拓土，只为威慑敌胆，击破屡屡进犯的 异族联盟。秦灭六国后，秦皇嬴政即命北筑长城，以御匈奴南犯中原。汉武帝对北胡的政策则更具攻击性。他用兵奔袭千里，长驱直入匈奴腹地。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中原的“对外政策”限于通过向胡人定期纳贡，以阻强敌于外。作为交换，不少胡人政权派质子到中原，接受汉文明的教化，并借由此法让其归心中原。可见，怀柔政策明显倚重意识形态权力，而非军事权力。由此可见，中国帝王选择的这条路颇类似于3世纪开始罗马皇帝同日耳曼人周旋时所采取的策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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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力的克制，是中华帝国史的鲜明特点。不过这有一个背景条件，即中国在其统治的“世界”之内，久未遭逢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因而得以着力于守卫“帝国的蛮夷之界”（imperiale Barbarengrenze，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语）。同时，这些地缘政治条件也有利于在官僚行政体系之内施行儒家的君臣纲常。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与群雄逐鹿、诸侯争霸时代所需的激进主义政治南辕北辙。原则上，儒家排斥侵略性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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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帝国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在其内部。在汉王朝日薄西山之际，中央权力式微，门阀贵族阶层迅速崛起，瓦解了统一的帝国官僚行政制度。[57]而商业和金融业，统合帝国大疆的两个最重要工具，也日渐萎缩，中国分裂为南北朝。在隋、唐（618～907年）[58]时期帝国恢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儒家 君臣纲常之道的发展和中兴。隋代设立科举制度，以科考在官僚体系内化育出一个博学多识的士大夫精英阶层。唐朝末年，东边河朔的藩镇坐大，帝国上下重武轻文，不久，帝国再次崩解。在随后的“十国”时期，整个南方在政治上陷入四分五裂，直至宋朝（960～1276年）恢复了帝国的统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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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商业迅猛发展，货币流通激增，同时儒学复兴，这一切合成一股力，推动了帝国的中兴。[60]这一周期模型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中国与西方强权迎头相撞，才戛然而止。崛起的西方强权和以西方为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的日本，成为中国新的霸权竞争对手。在同这些列强的对抗中，军事权力的分量一下子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任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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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权力类型对一个帝国的崛起和稳定起到关键作用，这既取决于帝国的内部因素，也与其外部条件息息相关。在内部和外部条件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关系，它左右着“帝国理性”（Räson），而这种特定的帝国理性又直接决定了其帝国精英的行动余地有多大——无论成还是败。这里所谓“帝国理性”也正是我们在此书中所泛指的统治世界的逻辑之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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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中一般使用“权力形式”（Machtformen）这一概念，比如说迈克尔·曼就是这样用的。本书中的权力分类基本上借鉴他的分类方法。本人更愿意依照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资本类型理论，使用“权力类型”（Machtsorten）的概念，从而用类推方式提出权力类型可以转换或者说可以彼此挹注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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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Cornelius Tacitus：Annalen（Ⅱ，9-10），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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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法国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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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35页。当然，西班牙苦于缺少商人和银行家的现实，也是它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对此还可以参见Elliot：The Decline of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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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34页；Bennassar/Vin-cent：Spanien，第103页起若干页，并重点参见Cipolla：Die Odyssee des spanischen Silbers，第5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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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Bennassar/Vincent：Spanien，第8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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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腓力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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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也称荷兰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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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这两个和约中，西班牙都不得不作出大量让步，影响很大。雪上加霜的是，1627年、1647年和1652年西班牙国家破产，1639年在海战中败给尼德兰，在罗克鲁瓦战役（Rocroi）西班牙步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摧毁。关于尼德兰侵入葡萄牙的贸易空间，参见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3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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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Roberts：The Military Revolution，以及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Parker：The Army of Fl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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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Pollmann：Eine natürliche Feind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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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Pagden：Spanish Imperialism，特别是第3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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