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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帝国政治-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经济权力的分布不均，导致了它们在遭受重创之后克服危机的能力和自我革新力也不尽相同。奥斯曼帝国在1402年迎战帖木儿大军，在安哥拉（安卡拉）一役中一败涂地，帝国虽元气大伤，却并未崩溃。[51]而且它慢慢休养，最终恢复了过来，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帝国周期。当然，在外部，这也得益于帖木儿之死导致其短命帝国的瓦解，其速度之快，好似它当初的崛起。在奥斯曼，比起前任巴耶塞特一世（Bayezit I，他在战败后，沦为帖木儿的阶下囚，并死于狱中），苏丹穆罕默德一世的帝国版图缩小了一半。但随着他的上台，一个新的帝国周期也就此启幕。[52]在这一周期里，帝国经历了15世纪的长足发展，而征服君士坦丁堡最终让它在欧亚文明的交会之处继承了拜占庭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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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帖木儿的交锋当然完全是一场军事力量的对决，而经济权力则无关宏旨。在同西方的较量中，情况则大相径庭，战时的幸运天平并未太偏向哪一方，天时地利各有千秋。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一下子凸显出来，在这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劣势日益明显。关于奥斯曼帝国，史学家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奥斯曼直接从崛起阶段坠入了衰落期，而并未在帝国周期的上升阶段停留太久。支撑这一论点的证据是奥斯曼严重不足的经济实力。[53]但事实上，这个观点无法解释奥斯曼帝国 在16世纪和17世纪何以在帝国周期的上升阶段 坚持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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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跨越奥古斯都门槛，除了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也最有意思的例子当属中国了。关于中国，值得注意的首要一点是中国拥有比其他所有帝国更为宽裕的时间来巩固其帝国权力。在秦代，中原版图基本定型，大致与今日中国的疆界相吻合。在领土变迁方面，中国的情形不同于大英帝国：英国在其第一和第二帝国周期之内，经历了疆域变迁。当时，他在东翼的扩张取代了西翼的扩张。而中国的几次帝国周期演变始终发生在同一地理空间里。在秦代，此前以武力征服的地区在行政上实现了大一统。秦皇嬴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行政长官由皇帝钦定，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54]到了汉代（公元220年亡），帝国的文官制度进一步加强，朝廷成为帝国文化中心。儒家仁学的重大发展强化了文武百官效命朝廷的忠心。随着对儒术的尊崇，[55]帝国治理改以儒家的君子之德为基，而不再倚重法家原则、刑律和政令。儒家伦常大道是崩坏还是发扬光大，对于帝国周期的运行演变至关重要。草原帝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维系于其军事权力，而在中国从来都是其他类型的权力更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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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它在完成征服、一统中原后，仅仅在北面还面临一定的军事威胁。面对盘踞北方的胡人，“中央帝国”打怀柔和亲政策加奇袭反击战略的软硬两手牌。汉廷发动的奇袭战并不求为帝国开疆拓土，只为威慑敌胆，击破屡屡进犯的 异族联盟。秦灭六国后，秦皇嬴政即命北筑长城，以御匈奴南犯中原。汉武帝对北胡的政策则更具攻击性。他用兵奔袭千里，长驱直入匈奴腹地。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中原的“对外政策”限于通过向胡人定期纳贡，以阻强敌于外。作为交换，不少胡人政权派质子到中原，接受汉文明的教化，并借由此法让其归心中原。可见，怀柔政策明显倚重意识形态权力，而非军事权力。由此可见，中国帝王选择的这条路颇类似于3世纪开始罗马皇帝同日耳曼人周旋时所采取的策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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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力的克制，是中华帝国史的鲜明特点。不过这有一个背景条件，即中国在其统治的“世界”之内，久未遭逢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因而得以着力于守卫“帝国的蛮夷之界”（imperiale Barbarengrenze，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语）。同时，这些地缘政治条件也有利于在官僚行政体系之内施行儒家的君臣纲常。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与群雄逐鹿、诸侯争霸时代所需的激进主义政治南辕北辙。原则上，儒家排斥侵略性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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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帝国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在其内部。在汉王朝日薄西山之际，中央权力式微，门阀贵族阶层迅速崛起，瓦解了统一的帝国官僚行政制度。[57]而商业和金融业，统合帝国大疆的两个最重要工具，也日渐萎缩，中国分裂为南北朝。在隋、唐（618～907年）[58]时期帝国恢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儒家 君臣纲常之道的发展和中兴。隋代设立科举制度，以科考在官僚体系内化育出一个博学多识的士大夫精英阶层。唐朝末年，东边河朔的藩镇坐大，帝国上下重武轻文，不久，帝国再次崩解。在随后的“十国”时期，整个南方在政治上陷入四分五裂，直至宋朝（960～1276年）恢复了帝国的统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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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商业迅猛发展，货币流通激增，同时儒学复兴，这一切合成一股力，推动了帝国的中兴。[60]这一周期模型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中国与西方强权迎头相撞，才戛然而止。崛起的西方强权和以西方为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的日本，成为中国新的霸权竞争对手。在同这些列强的对抗中，军事权力的分量一下子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任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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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权力类型对一个帝国的崛起和稳定起到关键作用，这既取决于帝国的内部因素，也与其外部条件息息相关。在内部和外部条件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关系，它左右着“帝国理性”（Räson），而这种特定的帝国理性又直接决定了其帝国精英的行动余地有多大——无论成还是败。这里所谓“帝国理性”也正是我们在此书中所泛指的统治世界的逻辑之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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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中一般使用“权力形式”（Machtformen）这一概念，比如说迈克尔·曼就是这样用的。本书中的权力分类基本上借鉴他的分类方法。本人更愿意依照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资本类型理论，使用“权力类型”（Machtsorten）的概念，从而用类推方式提出权力类型可以转换或者说可以彼此挹注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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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Cornelius Tacitus：Annalen（Ⅱ，9-10），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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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法国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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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35页。当然，西班牙苦于缺少商人和银行家的现实，也是它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对此还可以参见Elliot：The Decline of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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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34页；Bennassar/Vin-cent：Spanien，第103页起若干页，并重点参见Cipolla：Die Odyssee des spanischen Silbers，第5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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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Bennassar/Vincent：Spanien，第8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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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腓力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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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也称荷兰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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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这两个和约中，西班牙都不得不作出大量让步，影响很大。雪上加霜的是，1627年、1647年和1652年西班牙国家破产，1639年在海战中败给尼德兰，在罗克鲁瓦战役（Rocroi）西班牙步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摧毁。关于尼德兰侵入葡萄牙的贸易空间，参见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3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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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Roberts：The Military Revolution，以及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Parker：The Army of Fl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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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Pollmann：Eine natürliche Feind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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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Pagden：Spanish Imperialism，特别是第3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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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比如说按照吉本（Edward Gibbon）在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Imperiums第1卷第Ⅳ章，第112页起若干页的看法，安东尼时代结束后，罗马帝国便开始走向穷途末路，而Otto Seeck在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中则认为戴克里先的改革拉开了帝国衰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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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leicken：Verfassung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对这些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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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Machiavelli，第121页起若干页和第37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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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景气的周期性波动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ff-Zyklen）。它作为一种经济史周期正好与我们在此处讨论的政治周期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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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正确与错误措施的讨论，参见Cipolla主编的论文集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中的引言部分，第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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