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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110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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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45页起若干页，以及Nagel：Timur der Eroberer，第35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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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Jorga：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第1卷，第32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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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同样的看法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84页起和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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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对此及随后内容，参见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以及Schmidt-Glintze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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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见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1卷，第268～320页中的深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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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在对中华帝国历史的描述中，Ebrey多次拿罗马帝国同中国做对比；参见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ated History of China，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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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参见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1卷，第388～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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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参见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2卷，第350～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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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见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4卷，第101～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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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参见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351～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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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第四章 文明教化与蛮族边界：帝国秩序的特点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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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间秩序，乃至于全球性政治秩序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正当性压力。倘若政治秩序涵盖区域较小，小到城邦联合体，或者中小国家结成的联盟，那么大家或许会在边界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会由此引发战争，但至少对于这种秩序的基本架构没有异议。小空间秩序，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人们一般会认为，它们的形成自然而然，故而也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大空间秩序，人们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之所以这样，归根结底，应该跟大空间秩序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力落差有关。而且，秩序涵盖的政治或经济空间越大，这种权力落差则越显著。如今，在大空间秩序里最明显可见的一点是秩序内部统治性的一面。那些臣服于大空间秩序的子民，对其秩序存在意义和目的的追问，完全不同于那些身处小空间秩序者。在小空间秩序里，权力中心多，故可以彼此制衡：其他政治体的存在，正好解除了某单个政治体证明自身存在正当性的压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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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在那些大空间秩序里，中心的统治权或主导权即便不致遭到完全否决，但也总逃不掉来自边缘的一次次质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约翰·冯·沙里斯布利（Johann von Salisbury）对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腓特烈一世的 质问：“谁要德意志人来做诸国的法官？谁给了这些笨拙粗野的人当家做主、恣意妄为的权利？”[2]答案显而易见：没有人。在他看来，德意志人只是自作主张占据这一未被授权的角色，这种自以为是的越权行为越早放弃越好。根据蒂托·李维（Titus Livius）的记载，汉尼拔也曾对罗马人发出类似的责难。在当时的西班牙，罗马人想在政治上压制汉尼拔，就像当初对待他的前任哈斯德鲁巴一样。汉尼拔喝道：“这个丧失人性的狂妄民族，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他们四处插手，我们跟谁开战，跟谁修好，他们都要横加干涉。他们把我辈撵进被山川河流围起来的圈子里，不让我们越雷池一步，而这帮人却无视他们自己当初划定的界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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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空间秩序由帝国的中心来统治和维系，那么它难免会因为独断专行和单方受惠而遭诟病。姑且不论这样的指责是对是错，我们有必要先提一个问题：面对反帝国的批评声音，该如何证明帝国秩序的合法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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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ic Lionel Jones在他的书The European Miracle中用他的小空间政治秩序理论来解释欧洲在近代早期面对亚洲所取得的优势。关于作为政治秩序的欧洲国家多元体的各种源头，参见Fueter：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而Vagts：Die Chimäre des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s，第131页起若干页，则对国家多元体作为政治秩序的属性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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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Fuhrmann：Deutsche Geschichte im hohen Mittelalter，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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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vius：Römische Geschichte，XI 44，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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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和平：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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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一次又一次被人拿来作为帝国秩序存在正当性的理由：小空间秩序体系常常为你进我退的边界问题大打出手，争斗不休。只有那些由中心统治的大空间政治秩序才能摆脱这种宿命。小空间政治秩序自称有自然性的优势，但帝国的意识形态则直指其兵连祸结的恶名。在帝国秩序体系正当性的辩词中，最有名的一则来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s）。依据朱庇特的神谕，罗马民族便是埃涅阿斯的后裔。维吉尔假借众神之主朱庇特之口称，罗马人是“世界之主”：“战火将熄，昔日粗蛮的世界渐趋平和。/白发苍苍的‘信义’女神菲得斯和守护家庭的维斯塔，奎里努斯及他的孪生兄弟雷木斯，/他们颁定律法：那阴森可怖的战争之门将会关闭，用铁栓牢牢锁紧，/大门内那丧尽天良的‘骚乱’狂魔，蜷缩在一堆可怕的武器之上，/被千百条铁链双手反绑，张着血淋淋的大口，牙齿咬得咯咯作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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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但丁而言，“至珍之宝是人类的和平共处”。他认为，要达至世界和平，人类全体必须“臣服于同一统治者……当他们服膺于唯一的主，他们便最接近上帝。同时，这种臣服也与上帝的旨意最为契合。它将给人类带来福祉和康宁”。[2]对但丁来说，不建立大一统的“普世帝国”（universal monarchy）——比如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一个囊括了整个欧洲的帝国大空间秩序那样——永久和平将遥遥无期。因为一山难容二虎，两强对垒，必有一争。但丁以此反对法兰西腓力四世御前政论家们的观点，也同腓力四世支持的意大利归尔甫派[3]的看法背道而驰。后者否定建立普世帝国的必要性，主张创建一个由独立城邦和领土国家组成的体系。但丁谴责他们，称他们不过是戴着伪善的面具空谈公义罢了。因为，公义获胜，大行天下，并不是这些人真心祈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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