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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过度延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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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过度延伸以及它对帝国稳定的长远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可上溯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里程碑式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1766～1788年）。[1]他透过罗马历史，同时参考当时英国的发展轨迹分析指出，帝国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一种在疆域上过度延伸以及不加节制地包揽任务和责任的倾向。在新近的史学文献中，它们分别被称为过度延伸（overstretch）和过度承诺（overcommitment）。按这一理论的说法，帝国暂时从那些并非利益攸关的地区撤出，或者适时卸下那些在特定时局下挑起的职责，这些都符合帝国的生存利益。正是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帝国的生存需求同主权国家世界的运行之理完全背道而驰：帝国受到的空间之羁缚和公约之约束越少，则其稳定性越强；而主权国家世界（Staatenwelt）则相反，其中的成员国受领土和公约的制约越强，体系就越能实现其稳定与和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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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度延伸这一概念，传统的理解是对控制区域的 过度扩展。在这样的语境下，避免过度延伸几乎意味着收缩边界，放弃某些领土。不过，过度延伸和过度承诺的观点主要适用于陆地帝国，同昔日海洋帝国只有有限的关联。对于后者而言，只有当它们跨过那些港口和贸易据点，深入大陆腹地，才会遭遇与传统陆地帝国相同的困境，空间过度延伸的危险才会降到它们头上。否则的话，海洋帝国凭借其机动灵活的海上舰队，足以纾解空间上过度延伸的压力。[3]同戍守边境的陆军部队不同，海军舰队作为一支守卫力量，始终游移不居。海上防线的延伸，也并不一定会带来扩展军力及成本陡增的压力。正因如此，蕞尔之邦如葡萄牙，也可气吞万里如虎，雄霸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国际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这一规律在大英帝国身上更是展现无遗。英国海军实力之所以强劲，不仅因为舰队规模庞大，更得益于过硬的舰艇质量，船员出色的航海技术，以及海军将领在广阔海域指挥作战的高超战略战术水平。另外，对大英帝国的实力而言，船舶在港受载期大大缩短的作用不容小觑，可以说跟扩增服役战舰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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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效能储备，是传统陆地帝国在维护边缘及疆域安全时并不具备的。所以，可以说陆地帝国的过度延伸问题，跟海洋帝国所面临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简单说来，对海洋帝国而言，抓住技术创新之先机远比开疆拓土、扩张领土领地更为重要。海洋帝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它需将运用最新造船工艺及武器制造技术所耗费的资源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便腾出一部分资源注入新技术的开发，并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将新技术大量投入运用。所以毫不奇怪，第一次大规模军备竞赛正是发生在海军领域，即大不列颠和德意志帝国之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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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国统治的新领地，领空乃至外太空被先后开发，科技优势的重要性随之一步又一步提升。如今，领土边界上的过度延伸问题已经没那么重要。这样一来，收缩边界也就不再是解决帝国过度延伸问题的方案了。严格说来，如今的美利坚帝国只剩下一些虚拟的边界。它们是根据潜在反对力量所拥有的武器技术，准确地说是核武器及核武器投送系统来划定的。除去上述这一顾忌，美帝国凭借对领空的绝对主宰力已慢慢成为一个无边界的帝国。倘若美国从它凭借强大技术优势获得控制权的区域中撤离，那已经无法套用所谓“拉直防线”的领土模式来解释了，特别是如果它从领空和外太空层撤离，将无异于宣告帝国权力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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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过度延伸的真正风险在地面。因为，在地面要发挥技术优势，有一定的局限性。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反帝国行为体面对帝国的强大军队面无惧色。它们坚信通过积极备战，鼓舞将士为国捐躯，可以弥补其技术上的不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开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军队成功运用游击战术抗击了德国及其盟友的侵略军，由此开启了一个游击战争时代，这个时代直到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才暂时谢幕。[5]对反帝国行为体而言，历史的记忆仍历历在目，它们从中看到了胜利的微光。它们冀望 借用这一战术来扳倒哪怕最现代化的帝国。事实上，正是亚洲大陆上风起云涌的游击战大大加速了欧洲殖民帝国的朽亡。无论是越战中的美国，还是侵入阿富汗的苏联军队，面对当地巧用游击战术的对手，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交战数年下来，帝国雄师被拖得兵疲马困，只得黯然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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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拥有巨大优势的帝国在地面战中并非不可战胜。尤其是碰到坚韧不拔的对手，只要后者避开硬碰硬的决战，拖长战线，稳扎稳打，以弱胜强则不无可能。[6]在历史上，这样的战例不胜枚举：比如日耳曼部族面对向威悉河（Weser）和易北河进犯的罗马人奋起抵抗，再比如西班牙反抗拿破仑军队的游击战，包括最终颠覆了欧洲殖民帝国的各地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反帝国行为体充分利用帝国过度延伸所暴露的问题，依托帝国触角深入腹地所造成的空间纵深，一举抓住帝国的软肋。因为帝国过度延伸，意味着补给线的延长；补给线越长，越容易遭受攻击。帝国在疆域上将触角伸得越远，留给反抗者以小股力量即可攻破的靶子也就越多。通过不断对这些薄弱点进行攻击，日削月割，也可最终重创帝国。除去少数例外，[7]反帝国行为体在正面会战中罕有胜绩，它们的胜利是通过不断消磨对手的斗志和力量来获得的。它们拖垮了帝国，最终逼其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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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度延伸问题，战争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论及常规作战方式时，用了“进攻顶点”（Kulminationspunkt）一词进行阐释。他认为，“进攻顶点”涉及的是 进攻力量削弱的特殊问题。这在他眼里也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8]进攻者在敌方地盘挺进得越深，它的绝对力量减弱得越厉害。如果这种力量随着进攻的推进，减弱得并不像防御方那么快，也就是说绝对力量的削减换来了相对力量的上升，那么这时进攻方力量的减弱才没有超出它可以承受的范围。然而，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这一原则仅适用于地域有限的作战情形。倘若对手拥有超大的战略纵深，双方的力量对比会完全颠倒过来：进攻一方推进攻势时，要比防御方防守时消耗更多的资源。即便如此，进攻方还是有机会达成目标，但必须满足一些条件，诸如对手已师老兵疲，厌战情绪高涨，再也无法弥补失地的巨大损失，且急于媾和。那么“进攻方可以像买东西一样获得一些媾和谈判时对它有利的条件，但这必须先以自己的军队为代价，付出现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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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攻防颇具商业意味的形象比喻，点破了过度延伸的关键问题：并非在任何情境下都要避免过度延伸，有时它也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但问题在于，必须提前付出代价。而这种投资是否值得，难以预知。因为成功与否，其实取决于对手的反应，这在事先恰恰是没办法确切知晓的。如果防御一方能扛到进攻方超过其“进攻顶点”，战局就会发生大逆转。防御方将予以反戈一击，而这种“反击的力量通常要比进攻者的攻击力量大得多”。[10]所以，跟战略战术特点无关的是，游击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拒绝媾和的一项“政治”决策。[11]它的战略考量就在于让进攻方持续“付现”，但对手却始终买不进防御方求和或乞降的果实。于是被拖得兵疲马困，时间一长，不得不主动抛出橄榄枝或者直接班师回国。亨利·基辛格在他一篇著名文章里对这一问题做了总结。他说，参加常规战争的军队非赢即输，而对采用游击战的一方来说，只要保证没什么伤亡就是胜利。帝国过度延伸的风险正是这一机制运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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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进攻顶点”的军事战略思想，直接启发了帝国过度延伸的理论。比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其著作中提到，美国受到一种“反弹”（blowback）威胁，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在那里，美国人已经跨过扩张的“顶点”，反击的威胁已经逐渐显露。[12]一些批评者大声疾呼美国不应越过霸权的界限，追求帝国地位，否则一旦失败，连原来霸权的地位也要葬送了。[13]这一警告同样符合顶点和反击模式。在这些声音里，克劳塞维茨的定律被简化了：解决问题之道在于完全保持克制，哪怕接近“顶点”也万万不可。不过这并非克氏的本意。他的建议并不是让人们完全规避一切风险，相反他相信有时必须做一些冒险决定，才能克服某些挑战。他写道：“我们只消想想力量的等式是由多少要素所组成，那么就不难理解，在某些情势之下要断定交战双方孰强孰弱有多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往往取决于不十分可靠的想象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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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依据的是领土的迁移模式。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他的理论都不适用于海洋帝国。而如今，随着领空和外太空的开发，领土对于军事力的意义已趋于淡化。但他的理论原则仍然适用于今天的政局，尤其是克氏 提到力量的等式涉及诸多未知量，这一点时至今日仍具特殊意义。今天要判定这些未知量，无疑比他所生活的时代又难了许多。因此过度延伸问题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自身兵力强弱与可控地域大小之间的对比。如今，它需重点考虑的是帝国政权的经济潜力以及民众的精神与“道德”因素。两者合起来，决定了政权的持久力。在游击战中，上述两元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游击战即便不能摧毁对手的政治意志，也完全可以消磨以至拖垮对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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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帝国过度延伸的风险在于帝国可能陷入资源枯竭。反帝国力量越是了解帝国的底细，对帝国的哪些资源匮乏，哪些资源充足摸得一清二楚，那么帝国这种过度延伸的风险就越大。所以毫不奇怪，很多反帝国战争的领袖早在交战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蛰伏于帝国的中心，以摸清帝国的优势和软肋，做到知己知彼。然而，往往等不到帝国的物质资源消耗到足以威胁帝国安危，帝国中心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可能就已经突破极限。正因如此，现如今帝国民众的精神与道德面才成为反帝国力量攻击的主要目标。无论是游击战抑或是恐怖主义，都是一种以精神与道德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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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华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曾被对手武力制服，做不到战无不胜。甚至连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但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却是例外。对手无法在军事上征服它们，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不敢直接攻击英国，而是通过北非采取迂回战术，但同样收效甚微、事倍功半。大英帝国的衰落，其实是经济的衰落，从1914年到1956年，那是一个缓慢渐变的退潮过程。[16]大英帝国经历了欧洲的两次霸权战争，大伤元气。又为争夺东亚殖民地，大战日本，损失惨重。高昂的战争代价严重削弱了整个国家，从此一蹶不振。面对接踵而来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它再也无力开展持久和坚决有力的镇压了，最终不战而退。[17]从中，我们也再次领教了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的帝国智慧和远见：他们充分认识到，帝国的疆界已延伸过度，只得急流勇退。在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人决定放弃他们全球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任其走上独立之路。直到那时，恐怕还没有人会想到昔日庞大帝国的疆界会最终几乎缩回到其宗主国的边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想象着大英帝国会继续以“英联邦”的形式长存于世，而完全没有料到今天这个结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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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肯尼亚和缅甸等少数例外，英国人放弃了以军事手段来维系帝国的存续。而法国人则采用正好相反的策略。结果，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军事上失利，在北非的失败则同时来自经济和精神两方面。1954年5月，法军在连接老挝和越南的重镇奠边府投降，他们也由此彻底输掉了印度支那的战争。法国失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人拒绝为其提供后勤补给上的支持，令法国人在战事上无以为继。[19]在阿尔及利亚情况则大相径庭。在那里生活着超过一百万的法国居民，他们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取得了阿尔及利亚军方的大力支持以及中产阶层的广泛拥护，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获得完整的政治权利，而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毫无热情。然而持续八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让整个法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一方面，战争 在经济上拖垮了法国；另一方面，举国上下人心涣散，士气低迷。这一切最终导致1962年埃维昂协议（Evian）的签订，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20]虽然法国人在政治行动上坚决果敢，军事上也优势明显，但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是向世人昭示了一点：面对殖民强权，即便你军事上无法击败它，但能在政治上战胜它。阿尔及利亚人正是通过游击战争，在经济和精神上成功拖垮了法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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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到莫桑比克，从纳米比亚、安哥拉到阿富汗，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帝及反殖民战争中，阿尔及利亚战争堪称典范。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那些游击队一次又一次把列强或殖民帝国在其本土之外的军事干预扭变为一种帝国过度延伸。在游击战中，军事力量的运用已大异于国家间的常规战争，它的目的不在于逼迫对手就范，以便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人，它的目的恰恰在于在经济上消耗对手，从而消磨并最终摧垮对手的政治意志。按照游击队的推算法，时间一拖久，帝国中心的人就会意识到，在边缘的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实在是入不敷出、得不偿失的糟糕之举。这样一来，帝国内部的反对政治势力开始抬头，这些人本来就无意为偏远的帝国边缘承受帝国大量投入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以美国为例，当年中产阶层大力讨伐政府的越南政策的呼声，似乎还依稀可闻。而在葡萄牙，是一帮高级军官发动了兵变，最终导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最后是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迅速终止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上述行动窒息了苏联内部革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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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帝国的过度延伸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客观量，无法依照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的理论参数 度量和计算。二战期间，游击战策略重见天日，战后欧洲社会对和平的渴求，特别是全力重建满目疮痍的欧洲家园的决心，这些都极大促进了帝国过度延伸界线的重新界定。此外还有边缘民众在政治上的觉醒，于是突然之间，那些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都固属于帝国的领地就变成了被帝国过度延伸的土地。这正是当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观点。他在1960年即将结束其非洲之行时发表演讲说，一股“变革之风”正横扫帝国之境。[22]在那些从前怎么也谈不上过度延伸的地方，现在人们也一口咬定存在过度延伸问题。当然，这一方面归因为帝国中心的衰退，但另一方面，更得益于边缘的振兴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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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衰退，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解读，但边缘的壮大却不行。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在脱离殖民统治之前，并没有出现所谓经济的起飞，真正让边缘壮大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首先是它们追求独立的坚强意志以及为达目标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决心。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曾仅凭数百文官和几千士兵即可统御泱泱疆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边缘对独立的追求引发帝国的统治成本剧烈攀升，另外它也导致帝国过度延伸的界线彻底发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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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苏联解体之后坚信帝国时代已成明日黄花的人，[23]主要依据的正是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种种时局的发展变迁。然而他们恐怕忽略了一点，即帝国的过度延伸其实是一个动态变量，它会随着冲突各方的资源变化，也会随着动用资源的意愿变化而发生改变。不独如此，它还会随着帝国统治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帝国统治形式一经改变，统治的资源和 反抗的资源之间优劣多寡的关系都要重新评估和权衡。当美帝国从领土统治转向了流控制（资本流、信息流、商品流和服务流），当它放弃在地面控制疆域，转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领空乃至外太空控制上，传统游击战损耗帝国统治成本的功能就大打折扣了。如今，它已逐渐沦为军阀们发动资源战争的一个工具，[24]却已无法撼动美国权力对全球的控制。隐形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都是游击队怎么也奈何不了的武器，如果反抗一方的军事目标远在冲突地区之外，完全遥不可及，那他们即使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持久支持，也是杯水车薪，对战事的走势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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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帝国致力于塑造一种非对称优势，将过度延伸界线 往外推移，从而打破那些原本封闭的空间，开拓全新领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身上找到佐证。跟对手相比，它们的军队组织得更高效、装备更优良，往往领导也指挥更加得当。但是最关键一点是它们能长久保持这一优势，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能将优势制度化。诚然，这仅仅是一种相对微弱的非对称优势。[25]对手只要不懈努力，迎头赶上并非没有可能。比如说，照搬帝国的军事组织为其所用，比如诱拐手艺人和工程师入境，让他们把一身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帝国的对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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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上霸权来说，帝国权力的非对称优势表现得突出很多，它们那装备火炮的 战舰就代表着一种身处边缘的潜在对手所无法企及的技术。而且对手根本不具备掌舵这些战舰的航海能力。[27]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这种巨大的不对称很快扩展到了地面战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Omdurman）。在此次战役中，基奇纳伯爵率领的英国远征军借助重炮和新锐武器——马克沁机枪的优势一举击败了兵力数倍于己的马赫迪军队。然而，真正体现非对称优势的并非孰胜孰败的战果，而是双方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落差何等之大：英方仅仅损兵48人，而苏丹军队阵亡人数则高达13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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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拥有非对称优势的对手，如果身处边缘的反帝国行为体以对称方式进行对抗，将注定会失败。只有避开大会战，不跟对手正面交锋，转向袭击敌人的补给线，攻打它们分散的小股部队，从而造就有利于己方的非对称作战情境，这样才能弥补一些技术和组织上的不足。随着帝国在技术上的改进，战略战术的创新，以及帝国控制手段的改变，同时也受到反帝国行为体政治动员能力的影响，帝国的过度延伸界线一次又一次发生推移。有人说，如今这种推移已经骤然减速，几乎停滞不前，或者已经与主权国家的边界合而为一。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帝国过度延伸的新界线或许不再体现在地理版图上，而更多体现在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在信息竞争中胜出，以及在技术革命和战略创新中先人一步。总而言之，在技术革新和战略战术创新方面的竞争依然会如火如荼地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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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本的著作不久以前出了一个德文译本，一直叙述到西罗马帝国灭亡，Gibbon：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Imper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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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Staatengemeinschaft oder Imp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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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Modelski：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第2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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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Massie：Die Schalen des Zorns，第40页起若干页，第506页起若干页，以及第57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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