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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这些内容，马加比人起义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之间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可比性了。无论是逼迫塞琉古占领军撤出耶路撒冷，还是起义军将所有希腊文化支持者赶出犹太地区，包括后来建立哈斯蒙尼王朝，这一切都促使时局走向稳定化，最终那席卷整个近东地区的希腊化进程没有波及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这些解决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当今世界，人员和信息的交流如此之深，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孑然一身、独立于世。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无形中也提升了帝国中心的软实力，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入帝国的中心。反过来，这又增强了帝国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表现涉及从学术实力到流行文化塑造力的广阔领域。反帝国行为体把软实力的传播说成帝国有意识地对其文化的同化，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恰恰借助这样的诋毁，反帝国行为体在民众中赢得支持，汲取了力量。顺着反帝国行为体的这一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反帝国斗争已经不像早些年那样，是发生在帝国边缘的 一场领土解放之争，它的战场如今已经直接搬到了帝国的中心，而斗争的方式就是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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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和游击战都以暴力为手段，但后者以“肉体消灭”为目的，而前者则以“心理震慑”为指向。不过，这并非两者的唯一区别。它们的差异还在于，游击战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13]而恐怖分子则会随时随地主动出击。此外，游击队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掩护，国际恐怖主义则不需要也不具备这一条件。恐怖分子依靠支持者的资助，充分利用目标国当地的基础设施之便——包括媒体、都市公共交通系统、民航网络、互联网以及现代都市的匿名性特点等（最后一点尤为重要）。这些基础设施满足了策划实施恐怖袭击的一切所需条件：无论是选择和布置恐怖袭击指挥中心，还是后勤补给，让飞机变身武器，将炸弹伪装成手机等，皆能一一实现。发生在纽约和马德里的恐怖袭击都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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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型恐怖主义的战略目标究竟何在？先来看传统的恐怖主义，比如19世纪末发生在俄国的恐怖袭击。它打击的对象是沙俄专制政府的领导高层及某些军队要人，恐怖分子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威吓军政精英，同时赢得民众的同情，最终激起群众起义的巨浪狂澜，一举推翻统治政权。也就是说，传统恐怖主义袭击是星星之火，它真正需要引爆的，应是人民大起义。这种手段更适合民族革命运动，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则成效甚微。相比之下，现代跨国恐怖主义立足于截然不同的战略思想。它们袭击的目标是平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它就无法博取众人的同情。这种恐怖袭击无异于毁灭性战争的现代翻版，恐怖分子试图 通过对对手地盘的肆意破坏来达到目的。在本质上，恐怖分子运用了与当年游牧骑民相似的战略，后者以奇袭之术突入帝国安宁之地，一番烧杀掳掠，留下一片焦土。帝国军队还来不及反应，他们便已逃之夭夭，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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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毁灭性战争中，兵贵神“速”，而在恐怖主义袭击中，关键在于行动的隐蔽性。这一点首先得益于大都市的匿名性；其次，利用外来人口大量流动的特点得以潜伏其中；最后是高度的机动灵活性。袭击者无须自己动手，现成的交通系统统统任其利用。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于蹂躏村庄，破坏城市以至毁灭整个一片地区等“有形”打击。他们把攻击的目标锁定在后英雄主义时代人们那脆弱的心理防线，通过恐怖袭击让人们陷入恐慌和焦虑，打乱他们平静如水的生活，造成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一片混乱，由此造成巨大损失。这一战略之所以奏效，与其说是归功于攻击者之强大，毋宁说是受攻击者极其脆弱的心理帮了大忙。另外，恐怖打击还有另一个效果，即当帝国政权忍无可忍，决计侵入恐怖分子藏身的老巢，它便会立即陷入传统游击战的天罗地网。于是，帝国的非对称优势几乎无用武之地，而反帝国行为体的非对称化的作战创造性则大显神通。一言以蔽之，当恐怖袭击让帝国变得强者不强，那原本的弱者便可摇身一变，成为强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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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伴随着边缘地区明显的权力增长，这是由于帝国在面对边缘暴动时已愈显疲态，无法全力镇压了。在这样的情势下，鼓吹帝国时代已经终结的论调听上去不无道理。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下此结论为时过早。其实帝国时代尚未结束，只是改头换面的帝国秩序又有了新的形式。从前的传统帝国在地面上控制领地，弱点外露、易遭攻击。新帝国抛弃了这种控制方式，控制范围转向更广的领空及外太空。如此一来，帝国既可以选择性干预，也可局部性干预。帝国在政治空间方面所失去的，它又借助科技的发展获得了补偿。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反帝国行为体一方也变换了其对抗的方式，新的跨国恐怖主义代替了从前的传统游击战。传统对称条件下的军备竞赛，慢慢演变为技术革新上的较量以及战略创新上的比拼。因此，今天帝国面临的最大危险不再是来自领土上的威胁，而是其财政上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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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农在其两部著作Les damnés de la terre和Peau noire，masques blancs中表达了有关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暴力疗效的观点；从精神病理学角度论述游击战争，参见Voss：Ich habe keine Stimme mehr，mein ganzes Leben flieht，该作旁征博引，信息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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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游击战在中长期摧毁对手，但也会产生持续的自我戕害。只需对西班牙和普鲁士的反拿破仑战争做一个比较性研究，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两国在19世纪初都曾被拿破仑大军制服，并竭力要摆脱法国人的控制。普鲁士的改革可以被理解为针对法国通过大革命建立起来的优势而做出的一种对称重建的努力，而西班牙走的则是一条“非对称化”道路——他们将小规模战争（游击战）发展成为几乎独立的作战形式。两国都在击败拿破仑帝国的斗争中居功至伟。后来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在1814/1815年以后，普鲁士社会进入持续发展期，1848～1849年的革命又使之骤然加速。但是西班牙社会则在整个19世纪中危机不断，权力更迭频繁，越来越跟不上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对此，可参见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11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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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这一影响及其后果，可以参见Stie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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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Die neuen Kriege，特别是第131页起若干页，以及同一作者另一部作品Zur Charakerisierung des neuen Kri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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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第8页起若干页。诚然，奈很清楚，软实力受到的政治束缚要远远小于硬实力。参见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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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mstrong：The Battle for God，对20世纪原教旨主义及其前身有着极为透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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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此及随后的论述，可参见Noth：Geschichte Israels，第322～343页，和Stern 的文章，载于Ben-Sasson：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第251～268页，以及Soggi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srael and Ju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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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又译作朱迪亚或犹利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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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反抗之所以会产生，宗教及认同问题当然并非唯一主导因素。当时塞琉古王国对埃及托勒密王朝发动的战争支费浩繁，以至于超过了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的财力。于是他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帝国神庙的珍宝，他妄图将之据为己有以便解决财政上的难题。然而他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大肆掠夺激发了犹太人揭竿而起反抗的决心，或至少是增强了他们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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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这里，作者认同“但以理书”写于公元前2世纪塞琉古帝国时代的观点，更多人认为此书成于公元前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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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Mosès：Eros und Gesetz，第111页起若干页；Koch：Das Buch Daniel，特别是第12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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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场内战实际上涉及一些社会问题，而围绕何为正确生活方式问题而起的宗教及文化层面上的冲突成了激化这些社会问题的催化剂。关于这一点，可参见Menahem Stern的文章，见Ben-Sasson：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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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卡尔·施米特对游击战的本质进行剖析时，防御性是他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参见Schmitt：Theorie des Partisanen，第26页。不过事情并非如施米特预估的那样，是列宁将那些“防御性的、土生土长的家园保卫者”变成了“好斗的世界革命活动家”（同上书，第35页）；事实上，这个转变是在帝国权力从软实力逐渐取代硬实力的背景下才得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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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第六章 帝国在后帝国时代的意外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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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十年之内，世界舆情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很多美国人并不看好自己国家的前景，认为它将持续衰落下去。取而代之的即使不是苏联，也很有可能是日本和西欧。到了90年代，一种全新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论调又占据舆情的上风，鼓吹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遥遥领先于其他列国，美国世纪还远未终结。显然，这种世界舆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现象与观察家关注焦点的转移大有关联：观察家认为自己觉察到了民众心态的根本变化，实际上只是因为他稍微转了一下脑袋，于是耳朵里便钻进来一些别的讨论声音，眼睛也注意到了别的一群人而已。其实考察对象并没有多少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观察者的视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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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时代的后期，不少西欧国家的人误以为美国已经走向衰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美国本土唱衰美国的声音。那些声音里满是对美国前景的忧虑，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工业产量下降，犯罪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医疗、教育行业痼疾未除，国债继续攀升，居民储蓄率低迷，以及贸易赤字持续高涨，等等。但是等到苏联解体，接着美国又打赢1991年的海湾战争，展示了其强大的实力，欧洲人对美国的认识一下子发生急转。他们又反过来认定美国已经获取史无前例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主宰。从这时候开始，人们主要留意的是这样一种声音：美国四处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这不再仅仅意味着教训“流氓国家”，防止其为非作歹，而且它还要致力推进令美国经济大受其惠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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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对美国认知的变化，或许也加速和强化了大众舆情的转向。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警告和忧虑之音，今天仍有所闻，更何况当年的问题还未曾消失。但是人们之所以产生了一种美国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发生改变的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受了西欧人观点改变的影响，还基于一系列的现实：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在90年代它的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不仅经受住了来自西欧和日本（在90年代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在经济领域的有力挑战，而且再一次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一马当先。还有一点，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让美国摆脱了越战失败挥之难去的阴影，这一切都打消了人们关于美国“已经跨过权力扩张巅峰”的猜疑；面对新世纪的挑战，美国人踌躇满志、成竹在胸。之前那被视为“衰退”的种种征兆，到这个时候在人们眼中也就是一个个“难题”罢了。虽然棘手，但都并非无解。而且关键是，如果连美国都解决不了，又有谁可以应付呢？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恰恰宣示了美国人新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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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很可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对美国舆情的急转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老布什总统在战争获胜后连任失败，政权移交到当时还声名不显的比尔·克林顿手中了。但是事实上，海湾战争对于美国重拾信心确实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对一代美国人而言，越南是心中挥之不去的创伤。这一创伤不仅仅来自对北越和越共的军事失利所带来的痛苦记忆，也不光是1975年4月29日仓皇逃离位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带来的屈辱印记，这一创伤更来自一种深深忧惧，即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外战场上无往不胜的辉煌历史就此终结。后来在伊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再次证明和加剧了人们的这一担忧。1979年，伊朗沙阿政权倒台，随后不久，在德黑兰爆发了持续近15个月的美国外交官人质劫持危机。而1980年4月营救行动失败，令人扼腕。然而，在海湾地区的大漠里，美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速胜，这冲淡了人们对越战噩梦般的记忆。从此，越战失利被淡化为美国光荣胜利史上的一个短暂的插曲。至于社会道德面的疗伤和救赎任务，就全权交给好莱坞的导演们。或许恰恰在好莱坞，最容易体会到美国的这一舆情转向：从前那些弥漫批判意味的越战电影渐渐让位于“英雄史诗片”。而通过这些史诗大片，美国人将他们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都定格为政治共同体集体记忆的一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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