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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反抗之所以会产生，宗教及认同问题当然并非唯一主导因素。当时塞琉古王国对埃及托勒密王朝发动的战争支费浩繁，以至于超过了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的财力。于是他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帝国神庙的珍宝，他妄图将之据为己有以便解决财政上的难题。然而他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大肆掠夺激发了犹太人揭竿而起反抗的决心，或至少是增强了他们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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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这里，作者认同“但以理书”写于公元前2世纪塞琉古帝国时代的观点，更多人认为此书成于公元前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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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Mosès：Eros und Gesetz，第111页起若干页；Koch：Das Buch Daniel，特别是第12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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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场内战实际上涉及一些社会问题，而围绕何为正确生活方式问题而起的宗教及文化层面上的冲突成了激化这些社会问题的催化剂。关于这一点，可参见Menahem Stern的文章，见Ben-Sasson：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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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卡尔·施米特对游击战的本质进行剖析时，防御性是他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参见Schmitt：Theorie des Partisanen，第26页。不过事情并非如施米特预估的那样，是列宁将那些“防御性的、土生土长的家园保卫者”变成了“好斗的世界革命活动家”（同上书，第35页）；事实上，这个转变是在帝国权力从软实力逐渐取代硬实力的背景下才得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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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第六章 帝国在后帝国时代的意外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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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十年之内，世界舆情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很多美国人并不看好自己国家的前景，认为它将持续衰落下去。取而代之的即使不是苏联，也很有可能是日本和西欧。到了90年代，一种全新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论调又占据舆情的上风，鼓吹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遥遥领先于其他列国，美国世纪还远未终结。显然，这种世界舆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现象与观察家关注焦点的转移大有关联：观察家认为自己觉察到了民众心态的根本变化，实际上只是因为他稍微转了一下脑袋，于是耳朵里便钻进来一些别的讨论声音，眼睛也注意到了别的一群人而已。其实考察对象并没有多少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观察者的视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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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时代的后期，不少西欧国家的人误以为美国已经走向衰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美国本土唱衰美国的声音。那些声音里满是对美国前景的忧虑，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工业产量下降，犯罪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医疗、教育行业痼疾未除，国债继续攀升，居民储蓄率低迷，以及贸易赤字持续高涨，等等。但是等到苏联解体，接着美国又打赢1991年的海湾战争，展示了其强大的实力，欧洲人对美国的认识一下子发生急转。他们又反过来认定美国已经获取史无前例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主宰。从这时候开始，人们主要留意的是这样一种声音：美国四处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这不再仅仅意味着教训“流氓国家”，防止其为非作歹，而且它还要致力推进令美国经济大受其惠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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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对美国认知的变化，或许也加速和强化了大众舆情的转向。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警告和忧虑之音，今天仍有所闻，更何况当年的问题还未曾消失。但是人们之所以产生了一种美国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发生改变的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受了西欧人观点改变的影响，还基于一系列的现实：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在90年代它的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不仅经受住了来自西欧和日本（在90年代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在经济领域的有力挑战，而且再一次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一马当先。还有一点，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让美国摆脱了越战失败挥之难去的阴影，这一切都打消了人们关于美国“已经跨过权力扩张巅峰”的猜疑；面对新世纪的挑战，美国人踌躇满志、成竹在胸。之前那被视为“衰退”的种种征兆，到这个时候在人们眼中也就是一个个“难题”罢了。虽然棘手，但都并非无解。而且关键是，如果连美国都解决不了，又有谁可以应付呢？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恰恰宣示了美国人新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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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很可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对美国舆情的急转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老布什总统在战争获胜后连任失败，政权移交到当时还声名不显的比尔·克林顿手中了。但是事实上，海湾战争对于美国重拾信心确实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对一代美国人而言，越南是心中挥之不去的创伤。这一创伤不仅仅来自对北越和越共的军事失利所带来的痛苦记忆，也不光是1975年4月29日仓皇逃离位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带来的屈辱印记，这一创伤更来自一种深深忧惧，即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外战场上无往不胜的辉煌历史就此终结。后来在伊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再次证明和加剧了人们的这一担忧。1979年，伊朗沙阿政权倒台，随后不久，在德黑兰爆发了持续近15个月的美国外交官人质劫持危机。而1980年4月营救行动失败，令人扼腕。然而，在海湾地区的大漠里，美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速胜，这冲淡了人们对越战噩梦般的记忆。从此，越战失利被淡化为美国光荣胜利史上的一个短暂的插曲。至于社会道德面的疗伤和救赎任务，就全权交给好莱坞的导演们。或许恰恰在好莱坞，最容易体会到美国的这一舆情转向：从前那些弥漫批判意味的越战电影渐渐让位于“英雄史诗片”。而通过这些史诗大片，美国人将他们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都定格为政治共同体集体记忆的一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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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湾战争的军事胜利还不仅仅是医治越战创伤的一剂良药，它还具有更多的意义。首先，当时的苏联一息尚存，伊拉克军队全仗苏联的武器装备；在军事战略上，也依苏联人主意行事。而这一战显示，美国对苏联的优势非常明显。其次，它让美国人意识到大可不必畏惧来自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挑战，不妨 善加利用。毕竟主要是日本和德国帮美国人埋了海湾战争的单。但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打赢了这场战争。他们通过军事装备升级获得了一种非对称优势，凭借这一优势，他们可以抵达地球上任何一寸土地上投入战斗。[2]此外，在这次战争结束后，军事再一次变成美国外交政策中方便好使的利器。这个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看到美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9·11”事件以后——越来越多地以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时，答案已在我们面前变得日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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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海湾战争的经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政府并不像欧洲那样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缩减军备开支、分享和平红利的契机。相反，它加大了军费投入，不遗余力地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倘若美国人真把西欧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追赶作为对美国世界地位的根本威胁来看待，那么这种扩充军备的做法无疑是华府的一种错误的政治决策了。而他们真正严阵以待的，显然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样的“威胁情境”。在那种没有竞争对手直接威胁的情况下，美国通过扩充军备，表明了其转向帝国政策的动向。美国的这种倾向之所以尤其引人侧目，是因为公众早就普遍认为帝国的时代已成明日黄花了。正如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所写的那样：“随着1991年12月31日苏联的解体，帝国时代的幕布徐徐落下。三千年以来，全球政治一直被那些世界帝国所主导，如今这一切已成为过往烟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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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电影很好地反映了美国舆情的转变以及美国人自信心的恢复。此外，这些电影不仅反映了舆情转变，而且还会推动和强化这一心理变化。有关施瓦茨科普夫（Schwarzkopf）将军对美国越战创伤记忆的愈合作用，可参见QRT：Schlachtfelder der elektronischen Wüste，第10～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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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文献资料中，非对称概念多用于描述弱势一方的作战方式，比如说用来刻画游击战或当今恐怖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非对称是双方面的，既有弱势方的非对称性，也有优势方的非对称性。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Wandel der Weltordnung durch asymmetrische Kri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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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mandt：Die Weltreiche in der Geschichte，第223页。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出版的众多文献中，人们探讨的重点已不再仅仅是某个具体帝国那多少有点偶然性的衰亡命运，转而力图总结出所有帝国衰亡的一般性规律。参见Richard Lorenz：Das Verdämmern der Macht；Altrichter/Neuhaus：Das Ende von Großreichen；Demandt：Das Ende der Weltre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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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关于帝国时代终结论的评析和后帝国空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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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视角里，20世纪是一个始自1914年、终于1989年的“短促世纪”。[1]在这一世纪，上演了多少帝国和大国分崩离析的大戏，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实早在一战爆发之前，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这三巨头都已是强弩之末，濒临破产。国内动荡不安，体制僵滞不前。在维也纳、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三国主政者都在帝国的一个临界点上，不约而同地寻求战争手段以挽狂澜于既倒。然而事与愿违，三国之中没有一个获得成功。沙俄甚至还没有挨到战争结束便寿终正寝。而在圣热尔曼（Saint-Germain）和色佛尔（Sèvres），同协约国集团签署和约的也已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继任政权了。经历大战炮火的洗礼，从中欧、东欧、东南欧到小亚细亚阿拉伯地区，诸多帝国悉数倒下。只有德国得以幸免，不过它也损失了大片领土，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它得以幸存，或许仅仅因为德国在内部结构上更接近一个民族国家，而非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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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稳定秩序，完全可以取代帝国秩序。这一说法能否成立很值得怀疑。因为一方面，在一战后的很多新生国家里，国民重新拼凑组合，其民族差异性太大；另一方面，原本推动这一转变的西方战胜国又心思不一，利益各异。虽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大声疾呼，将民族自决原则提上国际议程。但由于美国国会不买账，他也鞭长莫及。于是对欧洲一战之后的国家重建和政权稳定化进程，华府无法施以援手。此外在巴黎和会上，面对与会各方极大的利益分歧，威尔逊无能为力，抱负难展。最后只得两手空空，铩羽而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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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将民族自决权称为“20世纪欧洲政治的灾难”。战后没多久，民族自决权成为诸多国际、国内战争的导火线。原因就在于，此前由帝国统御的空间现在被划分为诸多民族国家，不可避免会带来诸如少数族裔以及各种不公、压迫等一系列问题。[3]在二战期间，中欧和东南欧的广袤土地备受摧残和蹂躏，[4]而在此之前，这个地区已是问题缠身、矛盾不断：从土耳其和希腊的异族大驱逐，到1939年早春捷克斯洛伐克被侵吞，风波不息。这些问题或许都可以作为后帝国时代政治格局的反面教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二十来年的光景里所发生的起伏变迁，在后殖民时代及后苏联时代里又再次上演，只是改头换面，转变了形式而已。这些形式，从以前帝国强权的渗透和颠覆伎俩，到发动军队兵变的尝试，或者挑起民族冲突，再到新生国家的内战，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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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至1919年的美国，既无保障中欧、东南欧政治、经济秩序之“心”，恐怕也无保障之“力”。于是帝国走后留下的后帝国空间基本上进入当地人自决的状态：美国人走了；德国战败，元气大伤，在政治上被《凡尔赛和约》束缚了行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力图在那片土地上一统意识形态，甚至建立实际统治，结果未获成功。不过，中欧、东南欧部分地区在1945之后倒是变成了苏联帝国的外围。后来，苏联解体，美国便伙同其西欧盟友顺理成章地在那里接手了它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未敢触碰的使命，在那一地区采取的行动包括经济援助、稳定政局以及军事介入等。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它们的军事干预被描绘成一场人道主义行动。人道主义这一点，在客观上当然也无可否认。但是这些行动的根本目的在于 通过外部的干预，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种种乱象重新上演。作为“外部势力”（raumfremde Macht），[5]美国之所以挑起重担，主要是因为唯有美国才具备这样的军事实力。另外“外部势力”的好处在于，美国只需完成保障和平的帝国“任务”即可不必担心像“邻近势力”（raumnahe Macht）——欧洲强国那样容易陷入帝国“角色”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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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后帝国时代在当年中欧和东南欧所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会发现一种似曾相识的独特辩证法，它在20世纪几大帝国衰亡的过程中曾一次又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后帝国空间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方能得以稳固，进而在其内部孕育一个稳定的秩序；后帝国空间也需要时间来发展自己的政治结构，而政治结构之存续，又必须仰赖一个外部强国暂行帝国维持秩序之职能，而不僭持旧帝国之地位。恰恰是这种挑战，为美国上升为全球霸权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在20世纪被称颂一时的后帝国时代其实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后帝国时代的存在，一方面离不开某种行为体的力量，而按照后帝国时代的本义，根本就不该有这么一个行为体。有鉴于此，尼尔·弗格森才把美国人的这种矛盾概括为“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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