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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Junker：Power and Mission，第4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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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第3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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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Dan Diner：Das Jahrhundert verstehen，第85页起若干页，特别是第195页起若干页关于民族清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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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一概念由卡尔·施米特提出（参见Schmitt：Völkerrechtliche Großraumordnung mit Interventionsverbot für raumfremde Mächte和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第295～302页）。当然，本书作者在书中援引这一概念时，有着不同于施米特的政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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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rguso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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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源于集体性失职的体制，抑或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隙期特殊政局所致——比如大国之间互相猜忌，由此产生了自我封闭，这些都还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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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希特勒之所以能同经济界和军界的保守精英们结成联盟，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双方都思量着在中欧发动一场空间和时间上有限度的边界修正战争，来恢复德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地位。即使后来成为坚定的反希特勒派的人也坦言自己曾对中欧范围内的边界修正战争持支持态度，对此参见Klaus-Jürgen Müller：Millitärpolitik in der Krise；关于东南欧地区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参见Gabriel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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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虽然此前曾短暂获得独立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乌克兰被拉入了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发生在白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巴什基尔、伏尔加鞑靼以及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草原上的独立运动也都被镇压下去（参见Alexander J. Motyl：Sovietology，Rationality，Nationality，第105页起若干页），但是毕竟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东岸三国以及波兰成功挣脱了苏联红军的控制。此外，原先受沙皇俄国控制的巴尔干半岛地区和多瑙河下游地区，也摆脱了苏联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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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围绕当年俾斯麦德国和沙俄帝国已划好的帝国利益界线，希特勒和斯大林很快便达成了一致。但涉及昔日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旧属地时，双方分歧立见，而且都是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最终导致德苏同盟的破产。关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协定的缘起，可以参看Besymenski：Stalin und Hitler，特别是第111页起若干页；有关双方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分歧以及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权的争议，可以参看Gorodetsky：Grand Delusion，第127页起若干页，第20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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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Daschitschew：Moskau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第38页起若干页。类似的观点参见Simon：Die Desintegration der Sowjetunion，第19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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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 Ferguso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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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自 Ferguso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194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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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Mommsen：Das Ende der Kolonialreiche，以及Abernethy：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第33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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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另一种不同的解读，参见Jung/Schlichte/Siegelberg：Kriege in der Weltgesellschaft，第5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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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语出处《大国的兴衰》一书出版于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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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第768页；参见同一作者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371页起若干页。奈有相似的论证，只是他认为，美国在硬实力上的相对损失，通过强大的软实力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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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这种加速衰亡的风险，保罗·肯尼迪是这样说的（The Rise and Fall，第784页）：“那些领跑的国家总会面临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外部挑战迫使它们将更多资源投在军事上；另一方面，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同时也在减弱。因为可用于投入生产的资本变得越来越少，加上税收升高，对政治项目优先权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承担军费负担的能力日益削弱，这一切都加速了这些大国衰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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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相似观点参见Fieldhouse：Economics and Empire，以及Robinson：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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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战略理论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指出，地缘政治已经大范围地让位于地缘经济，由此得出结论说，依靠强权政治把守帝国空间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了（Luttwak：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第307页起若干页）。这一点，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深有同感。他说：“普世帝国同经济帝国合为一体，或者让位给了后者。它们才是未来强国的样子。争斗不再聚焦于国界，而是市场、原料以及标准体系，斗争的方式变成了贸易封锁、低价倾销、货币操纵等。这些经济巨人立足于北美、日本和欧洲，活动范围却遍及全球。”参见Die Weltreiche in der Geschichte，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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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美国：新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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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帝国时代终结的种种分析，广见于20世纪晚期的政治评论界，其中也不乏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设想。但完全听不到关于帝国回归的声音。广大民众，尤其是欧洲民众，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它挑起大梁，担负起创建之初的自赋使命。然而，由于安全理事会内部羁绊，自缚手脚，直到苏联解体，联合国最多也仅仅得以履行了其部分使命。而冷战的结束让人以为这个难题已经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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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在国际政治舞台越来越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主权的衰弱。凭借主权，国家曾得以发展壮大。但如今，无论是维护外部安全，还是保障货币的稳定，国家主权都已无法发挥从前的作用力。[1]一方面，国家的控制权力日益弱化；另一方面，国家主权正越来越多地让渡给国际组织。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属于国际组织的新时代已正式拉开了序幕。特别在西欧，人们对此翘首以盼。这主要是因为西欧国家有缔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及欧盟（EU）的成功经验。按照欧洲人的想法，二战以后欧洲的发展模式理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典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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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共同体这一秩序模式以外，还有另一种构想，即不断推进经济共同体的去国家化，让它彻底摆脱国家边界的束缚，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的互融互通。[3]在16世纪到17世纪逐渐成形和流行的民族国家模式，将会慢慢淡出政治舞台。上述这种经济体秩序不是一种空间，一种结构，它是一种运动，一种流通——无论涉及的是资本、服务、信息还是劳动力。随着国家功能的弱化，国家会丧失一部分权力。而这部分权力将被市场体制的自我调节以及非政府组织（NGOs）的政治作用所取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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