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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虽然此前曾短暂获得独立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乌克兰被拉入了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发生在白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巴什基尔、伏尔加鞑靼以及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草原上的独立运动也都被镇压下去（参见Alexander J. Motyl：Sovietology，Rationality，Nationality，第105页起若干页），但是毕竟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东岸三国以及波兰成功挣脱了苏联红军的控制。此外，原先受沙皇俄国控制的巴尔干半岛地区和多瑙河下游地区，也摆脱了苏联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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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围绕当年俾斯麦德国和沙俄帝国已划好的帝国利益界线，希特勒和斯大林很快便达成了一致。但涉及昔日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旧属地时，双方分歧立见，而且都是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最终导致德苏同盟的破产。关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协定的缘起，可以参看Besymenski：Stalin und Hitler，特别是第111页起若干页；有关双方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分歧以及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权的争议，可以参看Gorodetsky：Grand Delusion，第127页起若干页，第20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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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Daschitschew：Moskau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第38页起若干页。类似的观点参见Simon：Die Desintegration der Sowjetunion，第19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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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 Ferguso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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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自 Ferguso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194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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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Mommsen：Das Ende der Kolonialreiche，以及Abernethy：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第33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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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另一种不同的解读，参见Jung/Schlichte/Siegelberg：Kriege in der Weltgesellschaft，第5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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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语出处《大国的兴衰》一书出版于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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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第768页；参见同一作者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371页起若干页。奈有相似的论证，只是他认为，美国在硬实力上的相对损失，通过强大的软实力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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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这种加速衰亡的风险，保罗·肯尼迪是这样说的（The Rise and Fall，第784页）：“那些领跑的国家总会面临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外部挑战迫使它们将更多资源投在军事上；另一方面，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同时也在减弱。因为可用于投入生产的资本变得越来越少，加上税收升高，对政治项目优先权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承担军费负担的能力日益削弱，这一切都加速了这些大国衰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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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相似观点参见Fieldhouse：Economics and Empire，以及Robinson：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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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战略理论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指出，地缘政治已经大范围地让位于地缘经济，由此得出结论说，依靠强权政治把守帝国空间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了（Luttwak：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第307页起若干页）。这一点，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深有同感。他说：“普世帝国同经济帝国合为一体，或者让位给了后者。它们才是未来强国的样子。争斗不再聚焦于国界，而是市场、原料以及标准体系，斗争的方式变成了贸易封锁、低价倾销、货币操纵等。这些经济巨人立足于北美、日本和欧洲，活动范围却遍及全球。”参见Die Weltreiche in der Geschichte，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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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美国：新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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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帝国时代终结的种种分析，广见于20世纪晚期的政治评论界，其中也不乏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设想。但完全听不到关于帝国回归的声音。广大民众，尤其是欧洲民众，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它挑起大梁，担负起创建之初的自赋使命。然而，由于安全理事会内部羁绊，自缚手脚，直到苏联解体，联合国最多也仅仅得以履行了其部分使命。而冷战的结束让人以为这个难题已经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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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在国际政治舞台越来越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主权的衰弱。凭借主权，国家曾得以发展壮大。但如今，无论是维护外部安全，还是保障货币的稳定，国家主权都已无法发挥从前的作用力。[1]一方面，国家的控制权力日益弱化；另一方面，国家主权正越来越多地让渡给国际组织。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属于国际组织的新时代已正式拉开了序幕。特别在西欧，人们对此翘首以盼。这主要是因为西欧国家有缔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及欧盟（EU）的成功经验。按照欧洲人的想法，二战以后欧洲的发展模式理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典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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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共同体这一秩序模式以外，还有另一种构想，即不断推进经济共同体的去国家化，让它彻底摆脱国家边界的束缚，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的互融互通。[3]在16世纪到17世纪逐渐成形和流行的民族国家模式，将会慢慢淡出政治舞台。上述这种经济体秩序不是一种空间，一种结构，它是一种运动，一种流通——无论涉及的是资本、服务、信息还是劳动力。随着国家功能的弱化，国家会丧失一部分权力。而这部分权力将被市场体制的自我调节以及非政府组织（NGOs）的政治作用所取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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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两种设想时，无论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还是全球大都市互联一体化，人们都对边缘的重要性重视不足，低估了边缘对中心的反作用力。其实恰恰是边缘的反作用力推动了帝国秩序模式的意外回归，使帝国秩序甚至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也博得了好感。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君曾断言，对当今形势下的世界民众而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最值得期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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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协商平台和最终决策机构的国家秩序中，其实暗含了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实现国体的稳定，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把国家政权绑定到一个法制和协商体系上了。然而，这一预设前提何其轻率乃至荒谬，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那一系列国家崩解的风波中，便可体察。而如今“失败国家”（failing states）的概念也早已被人们挂在嘴边。事实上，称得上国体稳定的只有西欧、中欧、北美和东亚的那些国家，它们才满足上述国家秩序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拉丁美洲、非洲近东、中东、高加索地区、中亚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会发现在那里一个稳定的国体尚有待建立或恢复。另外，这一国体能否顶住全球化的考验，不致胎死腹中，也还是未知数。与此同时，一次成功的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无论对“稳定输入者”还是“稳定输出者”而言，都影响深远：保护国和托管地诞生，那些禁绝暴力滥用、恢复基础设施、培训管理人员并在整个转变期行监管之职的行为体 陷入一种准帝国的角色——即便它们事先为这一角色设置了期限，即便这一角色本身就能让它们显得很多余。[6]一次又一次，正是美国接手了这种“戡乱帝国”的任务，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无论在波斯尼亚、科索沃还是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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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全球都市圈的网络化体系，本该为世界实现一种流动性秩序。但在“9·11”事件以后（甚至更早），人们看到了这一秩序在结构上的脆弱性。经济富足且后劲十足的秩序中心对网络体系之外的地区漠不关心，中心不愿为这些地区的秩序投资。这一点跟“国家建构”模式完全不同。但网络之外的地区完全可能对各大都市之间那极为脆弱的连接线发动攻击，这样一来，中心就不得不在相关地区勉力拉起一张巨大的保护网。[7]简言之，在新的战争形势和作战手段横空出世的背景下，有关后帝国时代世界秩序的种种构想，要么不够成熟，有待改善，要么就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落实。联合国秩序，它在面对军阀间的资源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战争时每每显得力不从心；而国际都市圈网络体系则会遭遇跨国恐怖主义的难题，袭击者无声地隐匿于全球化的商品、资本、人员及服务流通之中，并充分利用这些便利条件满足其一切后勤所需，然后策动骇人听闻的袭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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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帝国作为政治经济的秩序模式重回人们的视野，成为热议的话题。而且我们很快发现，联合国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和国际大都市网络体系鞭长莫及之处，恰恰是帝国秩序之所长。比如，果断干预那些主权国家之外的权力真空地带，至少阻止那些冲突地区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行为；再如，为连接世界主要经济中心的脆弱通道提供广泛保障。前一个任务如今以人道主义军事干预之名执行，后一个则在反恐战争的大旗下进行。而在帝国势力扩张中两者很快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自然也不足为怪。在此情况下，有关帝国的辩论也再一次以批判帝国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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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帝国辩论中，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帝国回归是一种主观的、可以撤销的政治运作，还是说无论哪个总统上台，美国主政者的行动都受制于结构性需求。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倘若小布什没有当上总统，新保守主义也没有在政界造成什么影响，那么美国还有没有可能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让强权政治重新抬头？事实上，确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在本质上正是总统的个人决定——当然受到幕僚及幕僚意识形态风格的影响[9]——才使美国政治具有了一种帝国特质。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帝国逻辑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只需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研究一下小布什和他的亲信们便可找到答案了。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用的就是这个路数，并因之在全世界博足了眼球。相反，在这个问题的深处，我们真正要追问的，是帝国的产生“在本质上”究竟是起于权力中心那些心怀帝国主义抱负的政治家呢，还是归因于边缘的结构性问题。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文所阐释的内容：帝国使命塑造了政治精英的责任感，左右着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最终也为精英做出的决策提供了不容低估的合法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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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以蒙古人的世界帝国为例，倘若没有成吉思汗这个人，可能就不会产生蒙古帝国。正是他一手创建的军队组织既有长途奔袭之力，同时也因其内部结构特点“不得不”不断攻城略地、征战四方。另外，草原帝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种现象：从匈人、阿瓦尔人，到蒙古人都无一例外地诞生了极具扩张野心和能力的领袖人物，令万众同心。由此我们推测，中亚地区的地理条件不仅有利于甚至直接促成了魅力型帝国领袖的诞生。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特点甚至一直延续到沙俄帝国及其继任者，亦即中亚地区最后一个帝国强权——苏联身上：正是权力政治的真空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加上魅力型征服者的决策，对帝国的诞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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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一项富有远见的高明政策就得抵御源自边缘的逆流吸力，防帝国过度延伸之患于未然。而这一点能否成真，取决于两点：一是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限于国家机器（主要指军队和官僚）的贪欲；二是决策者又在多大程度上响应民众的呼声。在一个军事贵族势力强大或者资产阶级充满活力的帝国里，这种边缘吸力足以获得持久的支持，以至政治决策层欲罢而不能。在一个民主帝国里可能是选民们的要求——在大屠杀、饥荒和无尽内战的影像及报道的刺激之下，群情激愤——迫使当权者采取干预行动并且由此强化源自边缘的逆流吸力。对于后一种帝国情形，如今也有人引入了自由帝国主义或民主帝国主义的概念加以描述，[10]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则把它称之为“轻帝国”（empire lit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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