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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类似的还有Mearsc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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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Doyle：Emp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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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Bacevich：New Rome，New Jerusalem，Maier：Die Grenzen des Empire，奈（Joseph Nye）（Amerikas Macht，第160页）坚持认为，美国的政策霸权性一如既往，没有改色。但绝非是帝国性的，一个佐证就是，美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只为军事作战而来，从不为警察的职能而忙。在相关讨论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布热津斯基（Brezinski），他从地缘战略角度探讨了美国永久捍卫其世界政治领袖地位的课题，他的研究凝结为一部名作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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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gnatieff：Empire Amerika？第30页，Bacevich：New Rome，New Jerusalem，第71页起；Maier：Die Grenzen des Empire，第126页起；Diner：Das Prinzip Amerika，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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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Johnson：Blowback，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The Sorrows of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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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查默斯·约翰逊认为，军事基地有五项功能：维系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权；暗中监视各国政府和民众，特别是窥伺企业，以获取重要情报；控制油田和石油运输通道；保证石油军工产业的收入和就业；改善美国士兵及其家属的生活条件，从而吸引更多兵源。见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15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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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见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188页。在谈及美国未来几十年何以维系其全球霸权这一问题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虽然比约翰逊更看重约瑟夫·奈笔下所谓“软实力”的意义，但在本质上他同约翰逊的批判性观点如出一辙。布热津斯基说：“当对美国方式的效仿渐渐遍及全世界，这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似乎众望所归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理想的外部条件……所以，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真正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构成的精巧复杂体系支撑的。”（见《大棋局》中文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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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Gallagher/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Mommsen：Wandlungen der liberalen Idee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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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Man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80页起若干页。这个想法在支持帝国的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比如巴塞维奇（Bacevich）（在American Empire第3页）就在论述帝国形成的基石——门户开放政策时写道：“它的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个基于民主资本主义原则的开放统一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里，美国是最高维护者，也是规则的最终执行者。”现在已经有大量文献作品认为，出于经济原因，美国的主宰地位已岌岌可危，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索罗斯。Soros：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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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iner：Das Prinzip Amerika，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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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韦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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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由帝国中心向边缘推进的戡乱战争的意义，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Kriege im 21. Jahrhundert，特别是第93页起；作者的另一部著作Politik und Krieg论述了关于全球化所导致的（但绝不仅仅归咎于全球化）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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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an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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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这个意义上讲，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追捧应理解为对帝国政策而非帝国主义政策的青睐。参见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在另一方面，那些美国政策最激烈的抨击者则将帝国主义等同于军国主义。参见Man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314页起若干页，Johnson：Blowback，第29页起若干页，第9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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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Johnson：Blowback，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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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语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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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Harold James：The End of Globalization，以及Fischer：Die Weltwirt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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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gnatieff：Empire lite，第1～25页。比他走得更远的有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对她而言，推广人权是美国维系权力的前提条件。参见Power：Das Empire der Menschenrechte。持类似观点的还有Beck：Über den postnationalen Krieg，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Power in the Glob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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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Osterhammel：Kulturelle Grenzen bei der Expansion Europas，第10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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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民主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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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秩序能否与权力扩张长期兼容、并行不悖，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一般来说在帝国秩序里，帝国中心的领导层不是专制主义的，就是威权主义的。在这种语境下，民主化便意味着帝国的崩溃。苏联帝国的解体似乎佐证了这一论点。罗马帝国的历史对这一观点影响很深：当年正是由于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武力扩张破坏了其共和秩序，并且由此将罗马拖入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混乱和内战之中。在屋大维（奥古斯都）掌权后，那些共和制机构已形同虚设。在他一手擘画的新秩序里，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无法定夺国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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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帝国的建成便宣告了共和制的破产，这种观点不仅感染了世世代代的欧洲人，同样也深深影响了美国人。[1]后者在政治秩序上对罗马的效仿，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诚然，古罗马也曾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发挥了榜样作用：法国对罗马的效仿首先体现在拿破仑升为第一执政官最终加冕为皇的历史，在这当中拿破仑师法罗马，将法兰西的势力往南欧和中欧推进。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及观察家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看到的更多是帝国罗马的反光，而少见共和罗马的风姿。在美国，情形则大相径庭。罗马共和国的各项制度被奉为典范，美国人相信它们可以遏止党阀主义，杜绝党魁专权，最终捍卫共和政体不至于遭到破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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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在政治上的自我认知确实自带反帝国的底色，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跟国际政治的种种挑战保持一定距离，而这也一度左右了美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内政外交。所以对美国的帝国政策大加鞭挞的批判者一再援引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历史，重申共和秩序与帝国政治的水火不容，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认为，由于帝国和民主互不兼容，美国的新帝国政策将导致民主制的废弃。[3]而这方面的最早征兆一般表现为媒体的不断趋同化，媒体在他们看来已沦为政府的政策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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