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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多年前出版的《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一书中也曾经举过同样的例子，即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空格”已经基本填满，支持资本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基本消失了，即像开发新大陆、殖民地扩展、开放社会主义阵营那种地缘空间的大变革的大规模“空间革命”的机缘，已经渺茫，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拐点，电子通信技术和交通技术的革命，固然可以使“世界变成平的”，但是，当“世界成为平的”时候，利润也就成为平的，而要追求超级利润，除非制造金融泡沫——用哈维的话来说就是，在今天，追求“复利”已经完全是一种幻想，而追求“复利”却是资本积累的实质，当“复利”和诈骗性的暴利不可能持续的时候，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前提便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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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杰作中，哈维深刻地指出：尽管作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资本主义失败了——这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但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作为文化信念的资本主义却流行于世界，这表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利益集团的掮客们对于世界人民的“洗脑”工作是成功的——而这是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所预言到，但却未被追求进步的人们所充分意识到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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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危机的蔓延，今天的中国与世界，迫切需要进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结成文化的统一战线，以各种方式防止人类倒退回野蛮。因此，思想和理论建设的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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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我曾经建议：人们应该从第三卷开始，“倒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现在，我建议读者从哈维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开始自己的阅读。因为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哈维方才最为充分地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才华，那是心灵的呼号，是真理的祈愿——而借助译者的文笔，我们很难不被这种良知、思想与才华所打动，必须承认，有些段落催人泪下——而我想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所在，这也就是在95年前深深打动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真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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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斯蒂格里茨曾经说过：自1500年以来，世界上就有两种积累财富的方式，一种是靠辛勤劳动，一种是靠欺诈掠夺。后一种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的。而中国的成功则代表了前一种方式，正是中国古老而伟大的传统和波澜壮阔的革命经验，使中国人民保持了一种宝贵的人格，保持了对美好人际关系的珍视，最终形成了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从而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使今天的中国，最终成为抵抗欺诈与掠夺的资本主义暴力，拯救世界经济的“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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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摆脱了僵化的、封闭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之后，今天的中国必须从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对于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迷信中摆脱出来，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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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晚年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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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本世纪来临的时候，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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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这本著作的出版，充分证明：上述判断是英明的，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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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的这本著作告诉我们：旧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有效对抗野蛮的资本主义，而要开创人类的未来，我们不能走僵化保守的老路，更不能走改弦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好好珍惜。而只有沿着这样一条中国人民自己的道路走下去，才能为中国求光明，为人类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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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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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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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华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0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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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前言 这一次的资本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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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是资本主义再造所必要的。人类正是在危机之中正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之处，并进行重新设计和塑造，创造出资本主义的新版本。我们废旧迎新。一度活跃的生产基地沦为工业废墟，旧工厂遭拆除或改变用途，工人阶级小区经历中产阶级化改造。在某些地方，小农场和自耕地被大型工业化农场或气派的新工厂取代。产业园区、研发中心、批发仓库和配销中心散布各处，周遭是市郊住宅区，由公路网连接起来。主要城市比赛谁的办公大楼更高更迷人，谁的文化建筑更具标志性；大型购物中心在市区和市郊大量涌现；世界主义是眼下全球的预设方向，大批游客和商务人士不停地经由机场穿梭各地，有些城市的规模甚至翻倍。高尔夫球场和设有门禁的小区兴起于美国，如今也出现在中国、智利和印度，与周遭贫民自建的简陋住宅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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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危机最惊人之处，不在于物质景观大幅改变，而是在于其他方面的戏剧性变化，包括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制度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和政治过程、政治主体性、科技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以及影响日常生活的文化习俗和品位。危机彻底动摇我们的世界观，包括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我们是这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生生不息的参与者和居住者，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必须适应事物的新状态；与此同时，我们也经由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对这个世界的混乱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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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危机当中，是很难看到出路的。危机并非单一事件：虽然它们有明显的触发因素，它们所代表的结构转变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漫长危机，到20世纪50年代才终于解决，而其间世界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末浮现的危机，其标志为20世纪60年代末的国际货币市场动荡，以及1968年许多城市（从巴黎和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和曼谷）出现的街头事件，同样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终于解决，其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瓦解，劳工斗争使20世纪70年代纷扰不断，新自由主义政治在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德国科尔和智利皮诺切特领导时期兴起，并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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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回顾，因为有“后见之明”，我们不难看到，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大量的问题征兆已经浮现。例如美国20世纪20年代货币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严重加剧，房市出现资产泡沫并于1928年破灭，便预示1929年的股市崩盘。事实上，我们在力求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往往埋下未来危机的种子。例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金融化趋势（特征是债务日增、金融法规日趋宽松），原本是想借由促进跨地域流动，解决资本与劳动者的冲突，最后却导致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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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触发金融体系崩溃，各环节如骨牌般倒下。到我撰写本文时，这件事已经过去逾5年。如果历史经验值得参考，我们实在不应期望现在就能清楚看到复兴的资本主义将是怎样一种情况（如果资本主义能复兴的话）。但是，对于资本体制哪里出错的诊断，目前理应有多种相互竞争的说法，而且纠正问题的建议也理应大量涌现。令人惊讶的是，新思维或新政策非常少。世界大致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欧洲和美国）延续以至深化新自由主义、供给侧和货币主义手段，强调紧缩措施是对症良药；另一方（中国）则是重新采用仰赖债务融资的、某版本的凯恩斯需求面扩张方案，而方案通常掺了水，忽略了凯恩斯强调的一件事，即惠及底层的所得再分配，是其方案的一个关键要素。无论当局采用这两种政策的哪一种，结果都是对富豪有利；这些富豪在各国乃至全球均构成政治势力日强的财阀阶层，默多克（Rupert Murdoch）便是一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财阀。全球各地的有钱人越来越富有。全球最有钱的100名富豪（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以及传统的财富集中地北美和欧洲）光是在2012年，财富便增加了2400亿美元——据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Oxfam）估计，这笔新增财富足以立即终结世界的贫穷问题。相比之下，大众的境况最多也只是免于恶化，较普遍的情况是加速衰退，甚至是灾难性地恶化（例如希腊和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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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情况在体制上的一个重大差异，看来体现在中央银行的角色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在全球层面发挥领导作用，甚至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不过，自从中央银行出现以来（英国的央行创立于1694年），央行的作用向来是保护银行业者，必要时替银行纾困，而不是照顾大众的福祉。若以统计数据为标准，美国在2009年夏天便已摆脱危机，而几乎所有地区的股市，后来也都收复本次危机造成的跌幅；这一切与美联储的政策息息相关。这是否预示着全球资本体制将受世界主要央行官员的独裁统治，而这些官员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银行业者和财阀的权势？若是如此，目前各国经济停滞不前、全球大众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问题，看来没有什么希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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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用科技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可能，人们也有很多议论。虽然新科技和新组织形式，向来对我们摆脱危机大有帮助，但它们从不曾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目前许多人寄厚望于“基于知识的”资本主义，而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是当中的焦点。但是创新向来有利有弊。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因为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而经历“去工业化”，最后像沃尔玛（Walmart）等公司（雇用大量没有参加工会的低薪劳动者）取代通用汽车等公司（于20世纪60年代雇用大量高薪且参加工会的劳动者），成为美国民间部门最大的雇主。如果当前的创新潮有方向可言，那便是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而资本从知识产权榨取的租值则越来越重要。但如果人人都试图靠收租生活，没有人投资于制造，那么资本主义无疑将走向一种完全不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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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精英和他们在知识、学术界的追随者，目前似乎既无法根本挥别他们的过去，也无法针对令人不满的危机（经济停滞或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某些权力落入债权人手中），提出可行的出路。但做不到这些事的并非只有他们。传统左派力量（政党和工会）显然完全无法有力地抵抗资本的力量。右派30年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攻击，严重打击了传统左派力量，而民主社会主义也已丧失信誉。1989年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目前残余的激进左派力量，基本上是在所有体制和有组织的反对渠道之外运作；他们寄希望于小规模的行动和本地行动主义，期望他们最终能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总体选择。这种左派怪异地呼应自由至上主义者（甚至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观念，他们在思想上主要受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思想家启发；这些思想家在后结构主义的旗帜下重新组合后现代碎片，而这种后结构主义偏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并规避阶级分析，其多数内容极度令人费解。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的观点和行动到处可见，而且相当明显。但是，因为这种左派寻求在不掌权的情况下改变世界，所以日益巩固的财阀资本家阶级随心所欲主宰世界的能力仍然不受挑战。这个新统治阶级获得拥有安保和监视力量的政府协助，后者非常乐于动用警力，以反恐之名镇压所有形式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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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这本书的。我的做法有点非传统：我遵循马克思的方法，但未必接受他建议的方案；我担心读者可能因此无法欣然接受本书的论点。但是，如果想摆脱眼下经济思想、政策和政治贫乏停滞的困境，我们显然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毕竟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显然遇到了重大难题：它蹒跚前行，仿佛随时可能停下来，甚至无预警地爆炸。我们期望人人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在通往这种生活的路上，每个转折点都不乏危险警告标志。资本主义陷入如此重大的困境，但似乎没有人对它如何陷入这种境地有连贯的认识，遑论明白其原因。不过，情况向来如此。如马克思所言，全球危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有矛盾的真正集中和强制调整”。[1]阐明这些矛盾应可大幅揭示严重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这无疑值得我们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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