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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危机当中，是很难看到出路的。危机并非单一事件：虽然它们有明显的触发因素，它们所代表的结构转变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漫长危机，到20世纪50年代才终于解决，而其间世界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末浮现的危机，其标志为20世纪60年代末的国际货币市场动荡，以及1968年许多城市（从巴黎和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和曼谷）出现的街头事件，同样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终于解决，其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瓦解，劳工斗争使20世纪70年代纷扰不断，新自由主义政治在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德国科尔和智利皮诺切特领导时期兴起，并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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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回顾，因为有“后见之明”，我们不难看到，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大量的问题征兆已经浮现。例如美国20世纪20年代货币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严重加剧，房市出现资产泡沫并于1928年破灭，便预示1929年的股市崩盘。事实上，我们在力求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往往埋下未来危机的种子。例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金融化趋势（特征是债务日增、金融法规日趋宽松），原本是想借由促进跨地域流动，解决资本与劳动者的冲突，最后却导致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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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触发金融体系崩溃，各环节如骨牌般倒下。到我撰写本文时，这件事已经过去逾5年。如果历史经验值得参考，我们实在不应期望现在就能清楚看到复兴的资本主义将是怎样一种情况（如果资本主义能复兴的话）。但是，对于资本体制哪里出错的诊断，目前理应有多种相互竞争的说法，而且纠正问题的建议也理应大量涌现。令人惊讶的是，新思维或新政策非常少。世界大致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欧洲和美国）延续以至深化新自由主义、供给侧和货币主义手段，强调紧缩措施是对症良药；另一方（中国）则是重新采用仰赖债务融资的、某版本的凯恩斯需求面扩张方案，而方案通常掺了水，忽略了凯恩斯强调的一件事，即惠及底层的所得再分配，是其方案的一个关键要素。无论当局采用这两种政策的哪一种，结果都是对富豪有利；这些富豪在各国乃至全球均构成政治势力日强的财阀阶层，默多克（Rupert Murdoch）便是一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财阀。全球各地的有钱人越来越富有。全球最有钱的100名富豪（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以及传统的财富集中地北美和欧洲）光是在2012年，财富便增加了2400亿美元——据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Oxfam）估计，这笔新增财富足以立即终结世界的贫穷问题。相比之下，大众的境况最多也只是免于恶化，较普遍的情况是加速衰退，甚至是灾难性地恶化（例如希腊和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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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情况在体制上的一个重大差异，看来体现在中央银行的角色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在全球层面发挥领导作用，甚至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不过，自从中央银行出现以来（英国的央行创立于1694年），央行的作用向来是保护银行业者，必要时替银行纾困，而不是照顾大众的福祉。若以统计数据为标准，美国在2009年夏天便已摆脱危机，而几乎所有地区的股市，后来也都收复本次危机造成的跌幅；这一切与美联储的政策息息相关。这是否预示着全球资本体制将受世界主要央行官员的独裁统治，而这些官员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银行业者和财阀的权势？若是如此，目前各国经济停滞不前、全球大众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问题，看来没有什么希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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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用科技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可能，人们也有很多议论。虽然新科技和新组织形式，向来对我们摆脱危机大有帮助，但它们从不曾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目前许多人寄厚望于“基于知识的”资本主义，而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是当中的焦点。但是创新向来有利有弊。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因为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而经历“去工业化”，最后像沃尔玛（Walmart）等公司（雇用大量没有参加工会的低薪劳动者）取代通用汽车等公司（于20世纪60年代雇用大量高薪且参加工会的劳动者），成为美国民间部门最大的雇主。如果当前的创新潮有方向可言，那便是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而资本从知识产权榨取的租值则越来越重要。但如果人人都试图靠收租生活，没有人投资于制造，那么资本主义无疑将走向一种完全不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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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精英和他们在知识、学术界的追随者，目前似乎既无法根本挥别他们的过去，也无法针对令人不满的危机（经济停滞或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某些权力落入债权人手中），提出可行的出路。但做不到这些事的并非只有他们。传统左派力量（政党和工会）显然完全无法有力地抵抗资本的力量。右派30年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攻击，严重打击了传统左派力量，而民主社会主义也已丧失信誉。1989年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目前残余的激进左派力量，基本上是在所有体制和有组织的反对渠道之外运作；他们寄希望于小规模的行动和本地行动主义，期望他们最终能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总体选择。这种左派怪异地呼应自由至上主义者（甚至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观念，他们在思想上主要受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思想家启发；这些思想家在后结构主义的旗帜下重新组合后现代碎片，而这种后结构主义偏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并规避阶级分析，其多数内容极度令人费解。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的观点和行动到处可见，而且相当明显。但是，因为这种左派寻求在不掌权的情况下改变世界，所以日益巩固的财阀资本家阶级随心所欲主宰世界的能力仍然不受挑战。这个新统治阶级获得拥有安保和监视力量的政府协助，后者非常乐于动用警力，以反恐之名镇压所有形式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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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这本书的。我的做法有点非传统：我遵循马克思的方法，但未必接受他建议的方案；我担心读者可能因此无法欣然接受本书的论点。但是，如果想摆脱眼下经济思想、政策和政治贫乏停滞的困境，我们显然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毕竟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显然遇到了重大难题：它蹒跚前行，仿佛随时可能停下来，甚至无预警地爆炸。我们期望人人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在通往这种生活的路上，每个转折点都不乏危险警告标志。资本主义陷入如此重大的困境，但似乎没有人对它如何陷入这种境地有连贯的认识，遑论明白其原因。不过，情况向来如此。如马克思所言，全球危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有矛盾的真正集中和强制调整”。[1]阐明这些矛盾应可大幅揭示严重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这无疑值得我们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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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这种特别的思维模式来认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可能产生某些结果和政治后果；梳理这些结果看来也是该做的事。乍看之下，这些结果似乎不大可能发生，遑论切实可行或在政治上受欢迎。但是，无论替代方案显得多么不合宜，开始讨论它们是必要的；如果情况要求我们执行这种方案，我们更要把握机会。这样我们便打开了一扇窗，拥有以前不曾想过、不曾利用的多种可能选择。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论坛，借此思考资本在何处、可能流向何处，以及我们该为此做些什么。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对相关讨论有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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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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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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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arl Marx,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Part 2,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69,p.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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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绪论 关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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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一种方法可以细察或透视当前情况，借此看到潜藏在现况中的某种未来，否则人们的渴望将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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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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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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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灾难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绝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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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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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里，矛盾（contradiction）这一概念有两种基本用法。最常见、最明显的用法源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两句陈述完全不一致，以致两者不可能同时为真，是为矛盾。“所有黑鹂都是黑色的”和“所有黑鹂都是白色的”便彼此矛盾：如果其中一句为真，另一句便不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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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另一种用法，是指两股看似对立的力量同时出现于某种情况、实体、过程或事件中。例如我们多数人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两者的不同要求不时令我们觉得紧张。这种矛盾在女性身上尤其明显，我们因此总是看到有人建议女性如何更好地平衡事业目标和家庭责任。这种紧张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通常每天都在处理这种问题，以免自己承受太大的压力，或是因为紧张而筋疲力尽。我们甚至希望把矛盾内化，从而消除这种紧张。例如我们可能把工作和家庭生活安排在相同的空间，而且在时间上不加以区隔，希望借此消除两者间的矛盾。但这种做法未必有用，例如你对着计算机屏幕赶工时，你的孩子可能在厨房里玩火。类似情况将迫使你承认这种做法不可行（正因如此，在时间和空间上清楚区隔工作和个人生活，往往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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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生产和重复日常生活，经常对我们产生相互矛盾的要求，因此造成的紧张情况向来存在。但是，这种紧张往往是潜伏的而非明显的，因此我们处理日常事务时，往往不会注意到它们。此外，对立的力量并非总是水火不相容：它们的定义可能是宽松的，彼此可能有某种程度的重叠，例如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便经常变得模糊（这是我常碰到的问题）。内外之分有赖清楚的界限，但这种界限有时并不存在；同样道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很难辨识出明确的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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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矛盾会变得比较明显。矛盾有时会变得尖锐，对立的欲望造成的压力可能令我们觉得无法忍受。例如在事业目标与家庭生活的对立中，本来可以控制的紧张情况，可能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成一种危机：工作的要求可能改变（工作时间和地点改变），家里的情况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例如有人忽然生重病，又或者在孩子放学后负责照顾他们的婆婆因为退休而搬走）。人的内心感受也可能改变：有些人可能会经历某种顿悟，然后认定“这种生活不是人过的”，因此辞去自己深感厌恶的工作。我们也可能因为信奉新的道德或宗教原则，觉得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不同的群体（例如男性和女性）或不同的个人，对类似的矛盾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和反应。界定矛盾和感受矛盾的力量，受强有力的主观因素影响。某个人觉得无法处理的情况，另一个人可能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虽然具体的原因和情况可能各有不同，但潜在的矛盾可能骤然加剧，产生猛烈的危机。不过，问题一经解决，矛盾也可以骤然平息（但危机极少不留下某种印记，有时也会留下创伤）。精灵一如既往地被暂时关进瓶子里，而这通常需要从根本上调整矛盾根源的对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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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绝非一无是处，我当然无意暗示矛盾必然是不好的。矛盾可以成为源源不绝的力量来源，促成个人和社会的转变，大幅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并非总是屈服于矛盾，或在矛盾中迷失自我。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利用矛盾。摆脱矛盾的方法之一是创新。我们可以因应新环境调整自己的观念和做法，并借助这种经验成为更好、更宽容的人。关系已经疏离的伴侣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处理工作与家庭冲突造成的危机，可能重新发现彼此的优点，也可能与邻里形成相互支持关怀的持久新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调整适应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发生在总体经济的层面。例如英国在18世纪初便面对一种矛盾的处境。英国需要土地生产生物质燃料（尤其是木炭）和粮食；当时这两种需求可以靠国际贸易满足的比例相当有限，而随着它们对土地的竞争日益激烈，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停滞之虞。这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开采地下煤矿以满足能源需求，这样土地便可以只用来种植粮食。后来随着化石燃料变得普及，蒸汽机的发明促成资本体制彻底改变。矛盾往往可以成为“发明之母”。但请注意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诉诸化石燃料解决当年的一个矛盾，但数百年之后，它促成另一个矛盾，即仰赖化石燃料使我们面临气候变化的危机。矛盾有个令人厌恶的特性：我们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往往只能把矛盾转移到其他地方。请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接下来将多次提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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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矛盾经常促成创新，很多创新改善了人类日常生活的质量。矛盾若演变成资本的危机，便会出现“创造性破坏”。创造和破坏哪些东西，极少是事先决定的；创造出来的都是坏的，遭破坏的都是好的，也是极其罕见的事。此外，矛盾也极少得以彻底解决。危机是蜕变的时刻：资本往往会经历自我再造的过程，而转变为其他。这种“其他”对人类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它们会稳定资本的再生产。不过，如果资本的再生产因为根本的矛盾而受到威胁，危机也将是危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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