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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私有产权的关系，并非总是和谐的。为了抵制绝对主义和专制的国家形式（它们可能对资本运作的某些要求，例如资本自由流动，抱持不合理的敌意，又或者不接受这些要求），国家奉行某种民主形式，但也因此容易受各种民粹思想影响。国家政权有时会落在劳工组织和左派政党手上，此时当权者便可能利用国家权力，抑制资本体现在私有产权上的势力。若真是如此，资本在经济的许多领域（例如劳动市场、劳动过程和所得分配）将不再能够自由运作。资本将被迫在一个限制其自由的管制丛林里运作。因此，国家与私有产权的矛盾不时加剧，变成一种绝对的矛盾，国家公共管理部门与私营部门对立，国家与市场对立。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可能围绕着这个矛盾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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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想说清楚一件事：我无意在这里撰写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论。我只是希望大家注意：国家的某些方面和功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运作，以支持资本的再生产。因为国家有征税权，而且容易受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影响，政治运作有时可能令国家权力转向追求某些经济目标，令私营部门的创业活动和利益处于不利地位。在社会民主政治控制时期（“二战”之后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经历的那种时期）和各种中央治理（dirigiste governmentality）形式（例如戴高乐掌权时的法国、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下，国家可以创造出一些从事经济活动的机构，采用相应的组织形式，由它们控制经济制高点或引导投资决策。各种层面（总体经济、城市、区域和地方）的政府规划成为焦点所在，有时与民间和企业的活动竞争，但更常见的是互相合作。一大部分的资本积累因此经由国家进行，未必是追求利润极大化，可能是追求某些社会或地缘政治目标。即使在最热衷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军事工业复合体仍然与经济的其他部分分开，成为民间承包商自由获取厚利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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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国家财务的制度安排方式，显然与个体自主和自由有深刻的矛盾。这种安排把国家对货币和信贷的垄断控管权，交给一些非民选和不民主的机构，由央行官员负责领导。评论人格列柯（Thomas Greco）因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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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和金融业运作政治化（如今盛行于全球各地），已使得权力和财富可以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这种情况对社会、文化、经济、民主政府和环境极其有害。中央政府擅自赋予自己近乎无限的支出权，使当局得以输送财富给他们偏袒的人、投入大规模战争，以及推翻民主体制和违背大众的意愿。享有特权的民营银行已经垄断所有人的信贷，使少数人得以剥削多数人，手段包括在发放贷款时偏袒特定人群、放高利贷（伪装成正常贷款）、收取日益高昂的手续费，以及奖励替银行业者利益服务的政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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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前述想法绝非不合理，他们认为自17世纪以来，这种情况摧毁了实现真正资产阶级民主（以个体自由极大化为特点）的希望。此外，这种制度迫使人们追求复合增长，导致“环境被破坏，社会结构被割裂，权力和财富更加集中；它导致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出现周而复始的萧条和通货膨胀、国内和国际冲突，以及社会混乱。”[5]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政治中的左派和右派，均倾向于敌视像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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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私人利益和个体自由，另一边是国家权力，两者间的矛盾近年出现显著变化：相对势力决定性地向不民主、独裁和专制的国家机器中心转移，而这些权力中心受到社会控制越来越集中化和军事化的趋势支撑。这并不表示拥有财产的个别人的去中心权力遭瓦解，甚至不表示这些权力受到威胁。事实上，随着资本受到日益周全的保护，不受所有形式的社会反抗（例如劳动者或环保人士的抗争）威胁，这些权力反而增强了。分权往往是维持中央管控的理想策略。中国近年有意识地应用这策略，效果明显。最能彰显这一点的，是国家在商品市场的货币权力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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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在之前经常以房市及其危机为例，在这里简单谈谈本章的矛盾在房市的表现。私有产权支持人们自置居所，而资本主义国家以各种手段（从积极提供补助到宣传自置居所的梦想），有系统地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房屋。这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房市持续增长（作为一个活跃和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领域），另一方面是执行一项关键的意识形态功能，巩固大众和民粹派对借由交换价值机制提供使用价值这种策略的支持（换句话说，也就是巩固人们对资本主义方式的支持）。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积极支持美国人自置居所，结果这种做法成为导致次贷危机的因素之一。次贷危机击垮一些主要的私营投资机构，同时使半公营的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濒临破产，必须靠临时的国有化方案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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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关国家与私人财产的矛盾，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政治策略？目前左派和右派似乎都有很多人倾向支持一种简单的主张：致力于恢复平衡和加强个体自由。但这是不够的，原因包括相对势力已戏剧性地向专制的国家权力转移，以及人们已经不大相信国家可以成为仁慈的行为者。如果国家回到纯粹的“守夜人”角色，原本已经大致不受监管的资本，必将有更大的力量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社会或长期因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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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行的其他政治策略，是设法解除私有和个体利益与国家权力和利益的现行矛盾，并以其他方法取而代之。正是在此脉络下，目前左派对重新建立和重夺“公有资源”（the commons）的关注，是非常有意义的。把私有产权吸收到一个集体管理公共资源的完整计划中，以及瓦解独裁专制的国家权力，建立民主的集体管理组织，成了仅有的值得追求的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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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适用于货币和信贷。若想扭转走向独裁和货币专制的趋势，我们必须夺回货币和信贷，使它们成为一种以民主方式管理的公有资源。为了增强集体自主和自由并令其民主化，切断货币创造活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是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部分基础，在于垄断合法暴力使用权和货币事务管理权，打破后一种垄断最终必将瓦解（而非“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国家掌控货币资源的权力一旦遭剥夺，国家诉诸军事化暴力对付抗争民众的能力也将丧失。这一构想或许显得很不切实际，但类似的理念已经因为以下事实而部分实现：在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债权人的权力正被用来决定国家对其国民的政策。如果我们以人民力量取代债权人的权力，这种非常明显的趋势也可以轻易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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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国家权力影响广泛，而非仅限于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借由这种政治运作，瓦解所有支持美元帝国主义、维护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国际货币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通常是联合其他国际权力机构，例如在希腊的案例中，是联合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希腊人和许多其他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目前正被这种国际惩戒机器摧毁。我们也必须瓦解这种惩戒机器，代之以集体管理公共财富的方法和机构。相对于现行做法，这种方案可能显得抽象和过度理想化。但是，另类政治构想抱有这种愿景和长期志向，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正面临难解的矛盾，一方是冷酷和不受管制的私有财产，另一方是日趋专制和军事化的警察国家权力（这种权力致力支持资本，而非促进人民的福祉）；如果不希望文明遭此矛盾扼杀，我们就要研拟激进的解决方案，无论方案是倾向革命还是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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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上第一家央行，其实是1668年开始运作的瑞典央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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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ilvio Gesell,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1916);http
:www.archive.org/details/TheNaturalEconomicOrder,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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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London,Profile Books,2010,pp.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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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omas Greco,The End of Money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a Green Publishing,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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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omas Greco,The End of Money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a Green Publishing,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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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4 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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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劳动创造出来的公共财富，有无数种使用价值，例如从刀叉到清理过的土地、整座城市，我们乘坐的飞机、驾驶的汽车、吃的食物、住的房子，以及穿的衣服。私人占有和累积这种公共财富（以及凝结其中的社会劳动），则有两种大不一样的方式。第一种是如今我们视为违法的各种活动，例如抢劫、偷窃、诈骗、贪污、高利贷、掠夺、暴力和强迫，加上市场上各种可疑和不光彩的做法，例如垄断、操纵、囤积、操纵价格，以及庞氏骗局等。个体累积财富的第二种方式，是在自由运作的市场，从事非强迫的合法交易。资本流通和积累的理论家往往排除第一种活动，视之为资本主义市场“正常”和正当运作之外的赘生物。他们建立资本流通和积累模型时，假定只有第二种私人占有和累积社会财富的方式是正当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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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济学教科书宣扬的假设很好用，但也严重误导人。我认为应该推翻这个假设，承认占有社会劳动及其产品的两种方式有一种共生关系。我讲这句话，一方面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实证理由：如果想了解资本世界，不能忽略在世界贸易中有重要角色的贩毒集团、军火商人，以及各种黑帮和其他犯罪组织。数年前美国房市崩盘，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种种掠夺行径（银行业一些有系统的违法行为近年也被披露，例如伪造银行投资组合的资产评价、洗钱、庞氏型融资，以及操纵利率等）；我们不可能视之为意外出现的赘生物，然后回避讨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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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上述的明显实证理由以外，我们还有有力的理论根据去相信一件事：基于剥夺（dispossession）的经济运作，是资本的核心根基。在社会劳动生产时直接剥夺它产生的价值，不过是各种剥夺方式的一种（虽然很重要）；这些剥夺行为支持私人（法律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包括公司）占有大部分公共财富，累积起大量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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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银行家原则上不关心银行的赢利，以及他们过高的奖金是怎么来的：银行放款给压榨租户的房东，或是向顾客索要离谱高价的商人、欺骗顾客的信用卡和电话公司、非法没收房贷户房屋的房贷公司，或残酷剥削工人的制造商，银行家通常是不在乎的。左派理论家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启发，往往认为在种种占有公共财富的形式中，制造商剥削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为基本的形式。但是，我们从资本历来的演化中看到，资本有巨大的弹性，能以无数种其他方式把公共财富据为己有。工人在工作场所诉诸权益斗争而争取到的工资增幅，很容易被房东、信用卡公司、各种商人和政府有关部门夺走。银行家甚至设计出自己的骗局，借此获取暴利，而即使被逮到，承受损失的主要是银行（也就是股东），而非做这些坏事的银行家（仅在冰岛，这些人曾因此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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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占有公共财富这一过程的核心，本书稍早讲过，是货币代表和象征社会劳动（价值）产生的矛盾。货币（而非它代表的社会价值）本质上可以为私人所占有，这意味着只要货币保持良好的价值储存和量度功能，私人可以无限地累积货币。因为货币是储存社会权力的一种工具，货币累积和集中在一群个体手上，对个人贪欲的社会建构，和某种程度上一致的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形成至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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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认识到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危害，致力于设置各种障碍，阻止私人不顾后果地占有和利用公共财富，同时抵制万物商品化和货币化的趋势。这些社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化会消灭形成社群的其他方式，结果便像马克思所讲的：“货币成为社群。”[1]我们至今仍在承受这种转变的后果。那些较古老的社会最终抗争失败，但我们不应因此不去设法抑制私人占有公共财富，因为私人不顾环境或社会后果地占有公共财富和疯狂投资，如今仍然造成巨大的危险，甚至威胁到资本再生产需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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