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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关技术的分析，对我们如何理解资本这种经济引擎演变中的性质，有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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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面世，不但因为找到了新的组合方式，令我们使用的物品和方法有更好的替代品，因此打破了现状，还带来一系列的技术便利和新问题，因而创造出新的机会利基，驱使人们提出新的组合方式，创造出更多新技术和新问题……经济因此永远处于一种欢迎改变的状态，永远在求新。经济永远处于一种自我创造的过程中，永远不满足……经济永远都在自我建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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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形态取代旧形态，因此启动汰旧换新的阶段——经济学家熊彼特对此有个著名的说法：“创造性破坏”。[7]生活、存在和思考方式都必须大幅改变，我们才能欣然地以新汰旧。去工业化的近期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戏剧性技术形态变化，是个明显的例子。技术变革既非没有代价，也不是没有痛苦，而代价和痛苦并不是平均分担的。因此，我们总是要问：在创造性破坏中，谁从创造中得益？谁因为破坏而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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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的特殊需求和要求，在这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说来奇怪，阿瑟的研究触觉敏锐，却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具体情况。在我看来，根据资本的历史和逻辑，技术有5个必要任务，它们互有重叠。以下逐一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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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合作的组织和分工方式，应尽可能促进效率、赢利能力和资本积累。亚当·斯密提到的制扣针的工厂，是早期的简单例子。组织和分工方面的技术随后大有长进，包括目前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多数内容，以及一些公司管理技巧。阿瑟提到的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在此随处可见，其中涉及的技术永远在变，越来越重视软件和当代各种形式的资本采用的组织形式。命令与控制结合市场协调，虽不稳定，却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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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本流通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必要加快，而且资本也有必要“经由时间消灭空间”，这种需求已经促成一系列的惊人技术革命。在资本的历史上，主要受竞争压力驱使，缩短资本在生产过程和市场上的周转时间，以及缩短消费品的寿命（这种努力的极致，是从生产耐用的商品转向生产昙花一现的奇观），一直是必要的。技术与“自然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nature）的关系在此至为明显：绵羊养1年便可以宰杀取肉，不需要3年；肉猪的繁殖速度也越来越快。运输和通信的速度越来越快，减少地理距离造成的摩擦和障碍，使资本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成为社会秩序中一种变动而固定的特性。资本真的创造出它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以及它自身独特的性质。各种形式的资本（生产、商品、货币）和劳动力的流动性，也总是可能经历革命性变革。我们稍后将再讨论这个问题（见矛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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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和运输这两个领域同时发生革命性变革，近年演变的速度快到难以置信。随手可得的实时信息和新闻，令这种技术成为影响政策和政治的强大力量。控制通信手段对资本家阶级权力再生产至关紧要，而就阶级斗争而言，新的媒体技术（尤其是社群媒体）既有潜能，也有陷阱——这一切在开罗、伊斯坦布尔和世界各地其他城市近年的激烈民众抗争中展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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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产和传播知识的技术，储存和取用数据和信息的技术，对资本的生存和永续至关紧要。这些技术不但提供价格信号和其他形式的信息，以引导投资决策和市场活动，还保存和发扬必要的世界观，借此促进生产活动，引导消费者的选择，以及刺激新技术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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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记忆库不可或缺。它目前已经非常庞大。记忆库的规模快速增长之际，处理相关资料并据此行动的精密技术也必须快速增长。土地登记、契约、法院判决、教育和医疗记录等包含的基本资料，长期以来对资本的运作极其重要。此外，此类数据提供建构国家经济模型所需的原始数据；这种模型是有用的，但它们有许多方面是虚构的。这种数据（失业人口数据、贸易收支、股市的波动、经济增长数据、制造业活动，以及产能利用率等）使我们得以评估国家经济的健康状况，也为企业和国家机构提供策略决策的基础（虽然这未必是好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有时便似乎被它们制造出来的大量数据淹没。大批“专家”应运而生，帮助我们了解相关趋势。新的数据处理技术面世，例如华尔街使用的计算机化交易技术（以及近年很受关注的纳米技术），可能对资本的运作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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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金融和货币是资本运作的一个关键领域（见矛盾2）。只有以货币为记账单位，我们才能够精确地计算盈亏，而多数经济决定是基于对金钱得失的评估做出的。货币方面的技术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大致不变，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领域的创新步伐无疑加快了。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化技术、电子货币、网络银行和大批新投资工具的涌现，金融和银行业的创新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倾向。创造虚拟资本的趋势已显著加速，而在这些资本自由流通之际，信贷系统中出现各式各样的掠夺行径，促进剥夺式积累和资产价值投机的浪潮。我们在所有其他领域都无法看到以下三个要素如此激烈的互动：新的硬件技术能力，新的组织形式（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以及受国家监管的许多复杂机构），还有以惊人速度发展的软件技术。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技术既是剧烈的压力来源，也是资本家努力奋斗的关键领域（其重要性和“混乱的活力”超过所有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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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对工作和劳动的控制。这是资本的一个关键“竞技场”，我很快将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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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技术的演化方式是必然的吗？我们显然做过一些抉择，解放了技术创新的力量，消除了以往曾在许多地方抑制新技术应用的阻力（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未能善用技术发明，是新技术应用受抑制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历来也不时有人基于伦理和道德理由，强烈抗拒新技术应用：从反对使用机器的卢德分子（Luddites）[8]，到反对研发核武器的物理学家，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基因工程和转基因食品是否合乎伦理、是否明智，目前也有激烈的争议。但是，这些问题似乎未能阻止技术延续其演化轨迹。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种矛盾称为“变动的”矛盾：它们并不稳定，也非永恒，而是一直在变。因此，我们极有必要评估技术变迁的过程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以及未来可能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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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阿瑟便提出以下问题：“技术持续演化、经济持续再造的这种过程，是否有一天将停止？”阿瑟认为理论上答案是肯定的，但实际上我们距离这一天极其遥远。技术演化分散的动力非常强劲，自然中可能不断产生新发现的领域非常广，技术和经济演化短期内因此绝不可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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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将出现的技术，大致上是可预料的。现行技术未来将如何改良，或多或少也是可预料的。但整体而言，一如我们无法根据目前的生物物种预料很久以后的整体物种情况，很久以后经济中的整体技术状况也是无法预料的。我们不但无法预测将出现哪些组合方式，也无法预测技术发展将创造出哪些机会利基。而因为潜在的组合方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这种不确定性也将随着技术的集体发展而增加。但是，我们现在很难预测50年后的技术状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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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种“组合演化”的过程中，有什么矛盾可能危及资本的赢利能力，以及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我认为有两个矛盾对资本的前景非常重要。第一个矛盾是关于技术与自然的动态关系。这将是矛盾16的主题。第二个矛盾是关于以下三者的关系：技术变革、未来的工作情况，以及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角色。这是我们接下来将审视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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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劳动过程和劳动者，向来对资本维持赢利能力和资本积累的能力非常重要。资本在其历史上发明、革新和采用的一些技术形式，主要是为了增强资本在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中对劳动的控制。资本不但试图控制实际劳动效率，还控制所雇劳动者的自律、市场上供应的劳动者的特质，以及工人的文化习惯和心态（与雇主期望他们做的工作，和他们预料将收到的工资有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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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产业创新者以控制劳动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位因为机械工具创新而闻名的实业家便公开宣称，他的三个目标是提高劳动过程的精确性、促进生产力，以及削弱劳动者的权利。马克思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提出这样的观点：技术创新是阶级斗争的关键武器，而资本采用创新技术，许多时候只是为了破坏罢工。资本无疑随之出现一种拜物信念，认为不断提高赢利能力的方法，是不断利用技术创新来规训劳动者和削弱其权利。工厂制度、泰勒主义（试图把劳动者贬为“受过训练的大猩猩”）、自动化、机器人化，以及最终完全取代活劳动（living labour），都是在响应资本的上述欲望。除了在科幻小说里，机器人不会抱怨、回嘴、生病、怠工、分心、罢工、要求加薪、担心工作环境、想喝下午茶，或是干脆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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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完全控制劳动和劳动者的梦想，根源在于物质环境，尤其是生产过程内外所有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动态。借由技术应用制造失业以调控工资；寻求越来越便宜的商品以助劳动者维生（沃尔玛现象），借此使低薪变得比较可以接受；攻击所有倡导保障基本社会工资的意见，指责这种做法鼓励劳动者懒惰度日——诸如此类的行为构成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而技术的介入和调解在其中至关紧要。这正是阿瑟的叙述显得奇怪的原因，因为他阐述确实对技术变革有关键具体影响的组合演化时，完全没有提到这些明显的基本历史事实（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对此有生动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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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核心矛盾是：如果社会劳动是价值和利润的最终来源，则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以机器或机器人劳动取代社会劳动都是毫无道理的。但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是什么机制令这个矛盾恶化成危机。个别的企业家或公司认为节省劳动力的创新技术，对他们相对于竞争对手的赢利能力至关紧要，由此产生的总体效果，是钱越来越难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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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福特（Martin Ford）在他最近一本著作中，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指出，随着尖端技术发展，从机械和生物系统转向人工智能，我们将看到不但制造业和农业的职位供给大受冲击，服务业和各种专业也无法幸免。随着职位和收入大量消失，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将因此锐减。大量人口将变得“多余”和闲置；除非国家能以某种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为这些人提供补贴以求刺激经济，上述情况将对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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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兹（AndréGorz）从一个不同的政治角度，早于马丁·福特提出完全相同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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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体经济学的逻辑，公司如果能够节省工作时间，就会希望节省工资支出：这些公司降低生产成本，将变得更有“竞争力”，（在某些情况下）将能卖出更多产品。但是，站在总体经济学的角度，一个经济体如果因为使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分配越来越少的工资给劳动者，必将掉进难以逃脱的失业和贫穷化陷阱。为了制止这种沉沦，家庭的购买力必须不再取决于经济消耗的劳动量。虽然工作时数越来越少，人们整体而言，必须赚到足够的钱去购买产量日增的商品：工作时数减少，不能导致购买力减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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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福特引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具体事例，来支持他的总体观点。明确的实证证据显示，计算机的能力和速度势不可当地快速增长——最近30年左右，约2年便增加1倍。这种计算机能力的增长，并不仰赖建构出有能力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技术。它只是源自以下事实：计算机“快得不可思议”，而且还一直在加快。如前所述，站在资本的立场，加速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关键目标，而计算机世界也不例外。因为计算机能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一些传统工作类别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可能将高度自动化”。有些人认为新技术将创造出大量职位，足以弥补自动化造成的职位损失，但这种想法“纯属幻想”。此外，有些人认为自动化只会消灭低薪的例行工作，高薪的技术工作（例如放射科医师、医生、大学教授和飞机机师）将不受影响，但这种想法同样是错误的。“在未来，自动化将严重影响知识工作者，尤其是高薪劳动者。”马丁·福特的结论是：“容许数以百万计的这种职位被消灭，同时完全没有具体方案处理由此产生的问题，显然将造成灾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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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能面临怎样的灾难呢？站在资本的立场，以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力而言，世上富余人口的比例将越来越大；他们在物质和心理上，都将面临生存困境。在资本界定的必要劳动领域，这些人将完全找不到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因此必须另谋出路，建立有意义的生活。另一方面，经济产出将持续增加，但相应的需求增长将来自何方？这是最困扰马丁·福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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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挺身而出，买下所有的新增产出？……自动化势将产生全面的冲击——几乎每一个产业，各式各样的职业都将受影响；硕士或以上学历的劳动者，以至连高中都没毕业的人，都将无法置身事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经历自动化的冲击。驱动市场的消费者，几乎全都是有工作的人，或靠他们供养的人。如果有很大一部分人失去工作，支撑市场的需求将来自哪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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