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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生活中集中与分散的矛盾统一，可从两种角度去思考。首先是部门（sector）的角度。它主要关注联合起来的资本力量（尤其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有形之手），以及作为“阶级共同资本”（马克思的用语）的货币资本之积聚——尤其是在信贷和金融体系中。[8]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权力异乎寻常的支持，后者根本无法运作。“国家金融联结体”（在美国是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的联合体）位居此结构的顶端，赋予最高的垄断力去支持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必要时可牺牲其他的一切（包括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该体制受倡导亲资本主义和右派观点的无数智库支持，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曼哈顿政策研究所、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Olin Foundation）。政治光谱上的左派和极右派，对这种阶级垄断力的高度集中均有大量批评。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致力于保护金融寡头的阶级垄断力，如今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证据确凿，上述智库和媒体替这些机构建立了正面形象，令许多人以为它们是个体市场自由的重要保护者，对掩饰其阶级性质大有帮助。“阶级共同资本”借助金融体系的集权而组织起来，我们因此再度面对货币形式中的重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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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与分散的强劲力量产生冲突的第二个领域是地理上的，它导致地域发展不均衡，以及阶级联盟在某空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投射到另一空间。垄断、集中、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内部关系由此而生。我们明确讨论地域发展不均衡这个问题时，将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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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集中和分散倾向产生作用的两种方式，并非互不相关。集中的金融势力积聚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上海、法兰克福和圣保罗等），是有重要意义的。新兴地区（例如硅谷、巴伐利亚、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意大利”）创新兴盛的悠久历史，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地方，表面上的运作自由和宽松的管制造就了许多事情；换成在其他地方，国家和膨胀的企业资本的强大势力，将显著抑制创新。这当中的紧张状况普遍又显著，以致政策制定者如今尝试利用集中的主动措施，支持政治经济力量的分散和法规松绑，借此把握知识型、文化和创意经济的机会。中国和印度的中央政府创立“经济特区”，正是希望做这种事。在其他地方，发展靠地方的主动措施推动，负责其事的地方政府或区域都会机构越来越富创业精神。当局希望复制出引发数字革命、造就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那种环境；当年的新经济虽然在21世纪初崩溃，但根本地重塑了资本主义技术的秩序。创投资本集中在硅谷等地区，理论上正是要成就这件事。这种政策成效不一，此事发人深省。不过，这种情况也很好地说明资本如何抓住某些矛盾（例如集中与分散间，或垄断与竞争间的矛盾），把它们转化为对资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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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述发现对反资本主义政治有何意义？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处理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之间的矛盾这件事上，资本大致非常成功，可以将这些矛盾转化为对资本有利的情况，虽然资本有时必须通过危机去做这件事。在我看来，未来任何一种可行的另类社会秩序，都无法消除这些矛盾。因此，有意思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但我们必须避免把这些对立视为彼此独立的情况，因为它们其实是矛盾统一的情况。例如假定分散必然民主、集中必然不民主便是错误的。追求绝对分散这种幻想（目前某些左派人士正是习惯这么做），很可能替隐蔽的集中垄断控制创造机会。另外一些左派人士追求彻底理性的集中控制，则可能造成不可接受的极权式停滞。资本已经以有机的方式找到一种方法，利用资本失衡导致的危机，达到垄断性集中与分散竞争倾向的平衡和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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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也学到其他相当重要的东西。资本懂得改变它运作的层级，使权力和影响力集中在对资本的权力再生产最有利的层级。例如在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当城市和州的权力变得过度集中时，资本主要转向联邦层级寻求支持。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联邦政府变得过度倾向于干预和监督经济运作，资本便逐渐转向支持州的权力；目前共和党支持资本主义的民粹行动，最猛烈的部分正是发生在州这一层级。在这方面，反资本主义左派与资本对抗之余，可以从资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有趣的是，相对于社会民主左派，许多反资本主义左派目前倾向于在微观层面抗争（自治和无政府主义构想和方案，在这个层面最有效），使得宏观层面几乎全无与资本对抗的力量。太多人过度害怕集中和垄断，结果便是反资本主义抗争软弱无力。垄断与竞争之间辩证但矛盾的关系，未能有效地化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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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seph 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New York,Norton,2013,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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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seph 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New York,Norton,2013,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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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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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iovanni Arrighi,“Towards a Theory of Capitalist Crisis”,New Left Review,Septembe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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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lisée Reclus,Anarchy,Geography,Modernity,edited by John P.Clark and Camille Martin,Oxford,Lexington Books,2004,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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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vid Harvey,“The Art of Rent”,inSpaces of Capital,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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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lfred Chandler,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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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rl Marx,Capital,Volume 3,Harmondsworth,Penguin,1981,p.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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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1 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和空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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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致力于塑造地理景观，促进后续其自身的再生产及演化。这一点很自然也不奇怪：毕竟蚂蚁和水獭也都这样做，资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在自然变化的可能性极多的世界里，各种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导致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恒常不稳定。资本必须适应这个猛烈演变的世界，但资本对塑造这个世界也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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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劳动、竞争与垄断、私有财产与国家、集中与分散、固定与移动、动态与惰性、贫穷与富有，以及不同活动规模之间的矛盾，在地理景观中全都显而易见，而且实际存在。但是，在种种多样的力量之中，我们必须特别重视以下两者的结合：时空之中资本无止境积累的过程（指创业者和企业参与资本的流通和积累，因此从事的竞争活动的例行消长），以及国家通过行使权力，以某种有系统的方法组织景观空间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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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塑造的地理景观并不只是一种被动的产品。它根据某些粗略的规则演变，而这些规则有其自主但矛盾的逻辑，如同监管技术的组合演化的规则。景观如何演化，影响资本积累，也影响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空间、地方和时间中的展现方式。地理景观独立的演化方式，在危机的形成中起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及其矛盾，资本早已僵化并陷入混乱。这是资本不时自我再造的一种关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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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资本主义活动所需的空间和地点这件事上，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建一条铁路便需要大量资本。这条铁路若要有利可图，其他资本必须使用它，而且最好是在铁路投资的整段时期内一直使用它。若非如此，这条铁路将会破产，投入的资本将消失或至少损失一部分。因此，铁路一旦修好，资本就必须使用它。但为什么资本需要一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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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跨越空间既耗时又花钱。节省时间和金钱对赢利能力至关重要。因此，技术、组织和物流上的创新，如果能降低跨空间移动的成本和时间，将特别受重视。新技术的生产者很清楚这一点。他们自主努力来做一件事：开发新技术，降低资本流通的成本或加快其速度。能达成这些目标的技术，马上就会有市场。马克思所称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是资本努力追求的远大理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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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通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可用两种方式减少。第一种涉及运输和通信技术的持续创新。在资本体制下，历史上这种创新（从运河开发扩建到喷气式飞机）有杰出成就。但是，技术创新的影响，取决于我们移动的资本之类型。信贷形式的货币如今瞬间便能在全球流转，但以前可不是这样。受先进的信息技术影响，货币资本的移动性（mobility）大增，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征。商品的移动性则普遍较低。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瓶装水、钢梁、家具或易腐坏的食物（例如水果、猪肉派、牛奶和面包）的运输有巨大差异。商品的移动性因商品的特性和可运输性而异。除了某些例外情况（例如运输本身），生产型资本是移动性最低的资本形式。生产所动用的资本往往固定在某个地方一段时间（有时候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例如造船这种生产便是）。不过，血汗工厂里用来制衣的缝纫机，显然比钢铁厂或汽车厂里的机器容易移动。而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农业、林业、矿业和渔业等初级产业的地点限制是非常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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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有助于各种活动分散到越来越大的地理空间。因为选址决定几乎可以完全不考虑运输成本和时间，资本得以探索许多不同地方的各种赢利机会。一家公司之内的分工，可以分散到多个不同地点。业务外移（offshoring）成为可行的选择，竞争中的垄断元素减少了。地区专业化和分工变得更加显著，因为成本上的小差异（例如因为地方税赋有差别），便可能带给资本较高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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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上的新地理形态往往源自激烈的空间竞争，而这种竞争则因为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效率提升而加剧。例如韩国的初创企业便淘汰老工业区一些成本较高、效率较低的产业，如匹兹堡和谢菲尔德（Sheffield）；因为劳动成本较低、原料和市场较易取得等优势，韩国生产钢铁的成本低得多。在汽车业，底特律受挫不但是因为外国业者加入竞争，也因为田纳西和阿拉巴马兴建新车厂，而当地劳动成本较低，工会的势力也较弱。在19世纪，来自北美的便宜粮食严重损害英国和欧洲的农业利益。这是因为约自1850年之后，当年新建成的铁路和蒸汽轮船大大降低了农产品运输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如同1970年之后航运集装箱化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去工业化（地域扩张的阴暗面）已经持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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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移动的成本和时间的第二种方法，是资本家明智选址，尽量压低运作成本，包括取得生产工具（包括原料）和劳动力，和把产品运送到市场的成本。许多不同的资本聚集（例如汽车零部件和轮胎厂设在汽车厂附近），“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便产生。不同的公司和产业可以分享设施、劳动技能、信息和基础建设。因此产生的一些好处，是所有公司可以共享的（例如某公司培训过的员工，其他公司请过来便马上可用，不必再提供培训）。这些富有活力的中心提供的机会，也将吸引劳动者前来，即使没有力量驱使他们离开故土。都市聚集（urban agglomeration）实际上是建构出来的空间环境，有利于集体维持某些类型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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