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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边，最美最迷人的悬崖和海滩，往往被贪婪的地主或投机客夺走；他们以货币商人替金块估价的精神去鉴赏自然之美……每一样稀奇的自然事物，无论是石头、洞穴、瀑布、冰川的裂缝乃至某种回声，都可以成为个人财产。商人可能租下瀑布，以木栅栏围起来，防止不付费的游客观赏奔流直下的大水。然后他们大卖广告，阳光与四溅的水点共舞、雾帘随风飘扬这种景观，也就化为钱币清脆的叮当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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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独特的文化物品，以及文化和历史传统上。历史、文化和传统商品化，可能显得非常可恶，但这种商品化支撑巨大的旅游业；真实性和独特性在旅游业极受重视，而与此同时，它们均受制于市场评价的霸权（价值由市场决定）。更重要的是，商人有系统地把许多消费品品牌化，宣称它们独一无二、非常特别（即使这种说法是可疑的），以便可以向消费者收取垄断费用。当然，人造的物品或效果不能特别到完全无法以货币计算；因此，连毕加索的画作、考古文物和原住民艺术品，都必须可以标上价格。至于较常见的商品，商人的目标是建立与众不同的品牌，使消费者认为某牌子的牙膏、洗发水或汽车比较高级。这种操作是以产品差异化为手段，追求收取垄断价。商品的名声和公共形象，因此变得像商品的物质使用价值那么重要，甚至更重要。广告因此变得极其重要，而广告业无非是希望帮助厂商在原本激烈竞争的市场收取垄断定价。现在美国近1/6的职位是在广告或销售业，而这一产业通过替某些商品树立形象和声誉，产生垄断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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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也有个有趣的地理版本。例如巴塞罗那、伊斯坦布尔、纽约和墨尔本等城市，便凭借自身的特色和特殊文化性质，成为有品牌光环的旅游胜地或商业中心。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诱人的特色，可以请著名的建筑师，例如盖里（Frank Gehry），盖一座地标建筑（例如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借此塑造当地的独特景观。[6]无论在何处，商人均把历史、文化、独特性和真实性商品化，卖给游客、有志成为企业家的人和企业领袖，为土地利益集团、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客产生垄断租金。纽约、香港、上海、伦敦和巴塞罗那等城市的土地价值和房产价格上升，由此产生的阶级垄断租金对资本极其重要。世界各地因此获得解放，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过程，是经济运作关键的一部分；剥夺式积累对这种经济运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借助新的城市投资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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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因为培养垄断力，实现了对生产和营销的广泛控制。资本可以稳定商业环境，以便做理性的盘算和长期计划，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企业的“有形之手”［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说法］向来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一样重要，至今仍然如此。[7]国家权力的“有力之手”广泛支持资本，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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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力与资本集中强烈相关。另外，竞争通常意味着权力和资源之分散。在这里，把政治经济活动集中与分散之间的这种同源关系（cognate relation），视为垄断与竞争矛盾统一的一个从属部分，是有用的。在这个例子中，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视为一种矛盾统一，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事实往往证明，分权是维持高度集权的最好方法之一，因为这种手段以个体自主和自由的表象，掩盖集权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集权的国家释放分散的个体化市场自由，可以积聚的财富和经济力量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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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生活中集中与分散的矛盾统一，可从两种角度去思考。首先是部门（sector）的角度。它主要关注联合起来的资本力量（尤其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有形之手），以及作为“阶级共同资本”（马克思的用语）的货币资本之积聚——尤其是在信贷和金融体系中。[8]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权力异乎寻常的支持，后者根本无法运作。“国家金融联结体”（在美国是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的联合体）位居此结构的顶端，赋予最高的垄断力去支持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必要时可牺牲其他的一切（包括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该体制受倡导亲资本主义和右派观点的无数智库支持，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曼哈顿政策研究所、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Olin Foundation）。政治光谱上的左派和极右派，对这种阶级垄断力的高度集中均有大量批评。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致力于保护金融寡头的阶级垄断力，如今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证据确凿，上述智库和媒体替这些机构建立了正面形象，令许多人以为它们是个体市场自由的重要保护者，对掩饰其阶级性质大有帮助。“阶级共同资本”借助金融体系的集权而组织起来，我们因此再度面对货币形式中的重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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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与分散的强劲力量产生冲突的第二个领域是地理上的，它导致地域发展不均衡，以及阶级联盟在某空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投射到另一空间。垄断、集中、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内部关系由此而生。我们明确讨论地域发展不均衡这个问题时，将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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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集中和分散倾向产生作用的两种方式，并非互不相关。集中的金融势力积聚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上海、法兰克福和圣保罗等），是有重要意义的。新兴地区（例如硅谷、巴伐利亚、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意大利”）创新兴盛的悠久历史，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地方，表面上的运作自由和宽松的管制造就了许多事情；换成在其他地方，国家和膨胀的企业资本的强大势力，将显著抑制创新。这当中的紧张状况普遍又显著，以致政策制定者如今尝试利用集中的主动措施，支持政治经济力量的分散和法规松绑，借此把握知识型、文化和创意经济的机会。中国和印度的中央政府创立“经济特区”，正是希望做这种事。在其他地方，发展靠地方的主动措施推动，负责其事的地方政府或区域都会机构越来越富创业精神。当局希望复制出引发数字革命、造就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那种环境；当年的新经济虽然在21世纪初崩溃，但根本地重塑了资本主义技术的秩序。创投资本集中在硅谷等地区，理论上正是要成就这件事。这种政策成效不一，此事发人深省。不过，这种情况也很好地说明资本如何抓住某些矛盾（例如集中与分散间，或垄断与竞争间的矛盾），把它们转化为对资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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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述发现对反资本主义政治有何意义？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处理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之间的矛盾这件事上，资本大致非常成功，可以将这些矛盾转化为对资本有利的情况，虽然资本有时必须通过危机去做这件事。在我看来，未来任何一种可行的另类社会秩序，都无法消除这些矛盾。因此，有意思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但我们必须避免把这些对立视为彼此独立的情况，因为它们其实是矛盾统一的情况。例如假定分散必然民主、集中必然不民主便是错误的。追求绝对分散这种幻想（目前某些左派人士正是习惯这么做），很可能替隐蔽的集中垄断控制创造机会。另外一些左派人士追求彻底理性的集中控制，则可能造成不可接受的极权式停滞。资本已经以有机的方式找到一种方法，利用资本失衡导致的危机，达到垄断性集中与分散竞争倾向的平衡和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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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也学到其他相当重要的东西。资本懂得改变它运作的层级，使权力和影响力集中在对资本的权力再生产最有利的层级。例如在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当城市和州的权力变得过度集中时，资本主要转向联邦层级寻求支持。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联邦政府变得过度倾向于干预和监督经济运作，资本便逐渐转向支持州的权力；目前共和党支持资本主义的民粹行动，最猛烈的部分正是发生在州这一层级。在这方面，反资本主义左派与资本对抗之余，可以从资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有趣的是，相对于社会民主左派，许多反资本主义左派目前倾向于在微观层面抗争（自治和无政府主义构想和方案，在这个层面最有效），使得宏观层面几乎全无与资本对抗的力量。太多人过度害怕集中和垄断，结果便是反资本主义抗争软弱无力。垄断与竞争之间辩证但矛盾的关系，未能有效地化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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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seph 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New York,Norton,2013,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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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seph 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New York,Norton,2013,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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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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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iovanni Arrighi,“Towards a Theory of Capitalist Crisis”,New Left Review,Septembe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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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lisée Reclus,Anarchy,Geography,Modernity,edited by John P.Clark and Camille Martin,Oxford,Lexington Books,2004,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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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vid Harvey,“The Art of Rent”,inSpaces of Capital,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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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lfred Chandler,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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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rl Marx,Capital,Volume 3,Harmondsworth,Penguin,1981,p.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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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1 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和空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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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致力于塑造地理景观，促进后续其自身的再生产及演化。这一点很自然也不奇怪：毕竟蚂蚁和水獭也都这样做，资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在自然变化的可能性极多的世界里，各种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导致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恒常不稳定。资本必须适应这个猛烈演变的世界，但资本对塑造这个世界也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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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劳动、竞争与垄断、私有财产与国家、集中与分散、固定与移动、动态与惰性、贫穷与富有，以及不同活动规模之间的矛盾，在地理景观中全都显而易见，而且实际存在。但是，在种种多样的力量之中，我们必须特别重视以下两者的结合：时空之中资本无止境积累的过程（指创业者和企业参与资本的流通和积累，因此从事的竞争活动的例行消长），以及国家通过行使权力，以某种有系统的方法组织景观空间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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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塑造的地理景观并不只是一种被动的产品。它根据某些粗略的规则演变，而这些规则有其自主但矛盾的逻辑，如同监管技术的组合演化的规则。景观如何演化，影响资本积累，也影响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空间、地方和时间中的展现方式。地理景观独立的演化方式，在危机的形成中起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及其矛盾，资本早已僵化并陷入混乱。这是资本不时自我再造的一种关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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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资本主义活动所需的空间和地点这件事上，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建一条铁路便需要大量资本。这条铁路若要有利可图，其他资本必须使用它，而且最好是在铁路投资的整段时期内一直使用它。若非如此，这条铁路将会破产，投入的资本将消失或至少损失一部分。因此，铁路一旦修好，资本就必须使用它。但为什么资本需要一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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