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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产生地理上的集中。资本积累的分子过程汇聚在一起，产生经济区域。这种区域的边界总是模糊和可渗透的，但区域内交错的流动产生足够的结构一致性（structured coherence），赋予该地域某种特色。在19世纪，提到棉制品，人们自然会想到兰开夏郡（曼彻斯特），讲羊毛则自然想到约克郡（利兹），不锈钢是谢菲尔德，金属加工则是伯明翰。结构一致性通常远非仅限于经济交易，还会延伸至态度、文化价值观、信念以至宗教和政治联系。因为必须生产和维护若干集体财产（collective goods），这种经济区域必须建立某种治理制度，而且最好能形式化并融入地区行政体系。如果政府尚未存在，资本将必须建立类似政府的体制，以便促进和管理资本自身生产和消费的集体条件。各种优势阶级或霸权阶级联盟可能形成，赋予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某种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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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体形成不均衡地域发展的一个松散拼接体；在这个拼接体里，有些地区倾向越来越富有，而贫穷地区则越来越穷。这是缪达尔（Gunnar Myrdal）所称的循环累积因果（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导致的。[1]先进地区能替自己吸引到新的活动，因为它们的市场充满活力，物质和社会基础建设比较强大，而且比较容易取得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它们有资源（展现在越来越大的税基上），可以进一步投资在物质和社会基础建设上（例如公立教育系统），而这会吸引更多资本和劳动者涌入。以先进地区为中心的交通路线产生，因为交通流量正是集中在这些地方。交通改善的结果，是吸引更多资本涌入。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并未获得足够的照顾，可能流失越来越多的活动。它们可能陷入萧条和衰败的恶性循环。结果是财富、权力和影响力分布不均，集中在若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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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聚集导致的持续集中是有限度的。过度拥挤、污染加剧、高昂的行政和维护成本（税率和各种收费越来越高）均会对聚集造成损害。本地生活成本增加，将促使劳动者要求越来越高的薪资，最终可能令整个地区丧失竞争力。劳动者集中在若干地区，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组织起来对抗剥削。土地和房产价格高涨，因为食租者阶级将尽可能利用他们控制的日益珍贵的不动产赚钱。纽约市和旧金山是充满活力但生活成本高昂的地方，底特律和匹兹堡现在则已经不是这样。目前洛杉矶的劳动者组织优于底特律（在20世纪60年代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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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成本快速上涨时，资本家将在全球经济中寻找其他地方开展他们的业务。新的技术和生产组合兴起、劳动者抗争激烈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硅谷便逐渐取代底特律，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在德国是巴伐利亚取代鲁尔的地位，在意大利是托斯卡纳取代都灵。此外，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如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较晚起步的中国内地，则在某些生产领域取得巨大的竞争优势。这些变化造成多场贬值危机，影响波及全球经济的其他地区。美国中西部的“锈带”曾经是该国的工业资本重镇，没落之后便与新兴的“阳光带”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区域的就业和生产危机，往往标志着关键时刻：在塑造资本的地理景观的种种力量之中，某种势力转移正在发生。这通常意味着资本本身的演化出现根本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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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必须经得起旧事物毁灭的冲击，并做好在废墟上建立新地理景观的准备。为了做到这件事，我们必须有剩余资本和劳动力可用。好在资本的本性就是一直努力创造这种剩余——往往体现在庞大的失业人口和资本过度积累上。通过地域扩张和空间重组吸收这些剩余，有助于解决剩余资源没有出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用途）的问题。都市化和区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活动的自主领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通常靠举债融资），而且这些投资需要多年时间才会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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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往往在危机时期，利用这种方式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政府往往选择在危机时期启动国家出资的基础建设计划，希望借此重振经济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便在当时尚未开发的一些地区，推动未来导向的公共建设，希望借此善用剩余的资本和失业的劳动者。当时约800万名美国人受雇于工程进度管理署（WPA）的建设项目。同一时期，纳粹政府也基于类似原因，在德国兴建高速公路。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弥补出口下跌的损失，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巨资用在城市和基础建设上，吸收剩余的资本和劳动力。当局设计和建造了许多全新的城市。中国的景观因此出现根本和戏剧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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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资本发展出我所称的各种“时空修复手段”（spatio-temporal fix），解决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吸收问题。[2]我在这里使用“fix”一词有双重含义。首先，全体资本当中有一部分真的是固定在土地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固定是fix的其中一个意思）。此外，地域扩张中的长期投资，也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是fix的另一个意思）。那么，这两种意思如何冲突？何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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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区域分工、新的资源复合体，以及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区，这三者之组织全都提供了产生利润、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新机会。但是，这种地域扩张往往威胁到已经固定在其他地方的价值。这个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只有两个选择：出走，任由遭离弃的地方破败和贬值（底特律是一个例子）；又或者留在原地，无可避免地产生剩余资本，最后这些资本因为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而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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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信用融资本来是希望解决矛盾，但这一手段也导致矛盾加剧。信用贷款令许多区域容易受投机资本的流动伤害，因为这种资本流动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以破坏其发展。约从1980年之后，区域负债变成一个全球问题：许多较贫穷的国家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偿债，连一些重要国家（例如1998年的俄罗斯，以及2001年之后的阿根廷）也陷入这种境地。许多穷国（例如厄瓜多尔和波兰）在有心人的引诱下，变成剩余资本的“水槽”，必须为因此承担的债务负起责任。债务国必须承受随后资本贬值的代价，债权国则获得保护。如此一来，债权人便可在严苛的偿债规则下掠夺债务国的资源。目前希腊的情况，便是这种过程走到极端的一个恐怖例子。债权人做好了准备：一旦有国家鲁莽到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他们将狠狠地加以蹂躏并吃干抹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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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信贷“游资”的移动，资本出口至其他地方，往往能产生较长期的影响。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输出到新地区，在那里启动资本积累的过程。英国在19世纪产生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流到美国和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殖民地，创造出新的、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产生对英国商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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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新区域，资本体制很可能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成熟到开始产生剩余资本（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因此，资本输出国可以期望在一段并非微不足道的时间里，受益于这种过程。铁路、道路、港口、水坝和其他基础建设投资，需要较长时间才成熟，尤其有望令资本输出国长期受益。但是，这些投资的收益率，最终还是取决于接收资本的地区能否演化出强劲的资本积累动力。在19世纪，英国以这种方式提供资本给美国。很多年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美国当局显然看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安全（且不谈冷战的军事方面）有赖这些其他空间的资本主义活动积极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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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新空间最终将产生剩余资源，而这必须借助进一步的地域扩张来吸收，矛盾便产生了。这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冲突和紧张情况。最近数十年，我们见识到层叠扩散的时空修复手段，主要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生的剩余资本开始在世界流动，寻找有利可图的出路；此后很快便轮到韩国的剩余资本这么做，然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台湾地区。虽然这些层叠的时空修复手段是以区域之间的关系留下记录，它们实际上是区域之内地区之间的物质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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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不时被改变方向，从某个地方转向另一个地方。资本主义体制整体而言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使体制中某些部分不时会遇到困难（例如某地可能经历去工业化，另一地则出现部分贬值现象）。这种地区间波动的整体效果，是暂时减少过度积累和贬值的总风险，即使局部地区可能陷入严重的萧条。从1980年以来的地区波动，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当然，每一步都会遇到以下问题：接下来资本流向哪里才能赚到钱？接下来将是哪一个地方遭遗弃和贬值？原因何在？整体效果可能误导人：因为资本总是在某些地方表现良好，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我们能把资本的形式调整到像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20世纪90年代）或中国（2000年之后）的主流资本形式那样，则所有地方都将万事大吉。资本永远不必处理它的系统缺陷，因为它可以把问题在各地域之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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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种可能结果，则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因为多个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处于过度积累的洪流之中（因为缺乏实现价值的市场），又或者必须追逐稀缺的原料和其他关键的生产工具。因为它们不可能全部成功，结果是最弱者屈服，陷入严重的局部贬值危机，又或者是地区和国家之间出现地缘政治斗争。后者的形式包括贸易战争、货币战争和资源战争，而军事对抗的危险是挥之不去的（这种危险酿成20世纪资本主义强权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时空修复手段变得十分险恶，因为它把局部和地区的贬值和资本毁灭危机转移出去，由其他地方去承受（1997~1998年间，这种情况在东亚、东南亚和俄罗斯大规模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如何及何时发生，受以下两个因素同样重要的影响：国家权力采取的政治行动的明确形式，以及空间和时间之中资本积累的分子过程。地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辩证，在此完全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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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相对的空间固定性和地域权力（展现在国家上）的独特逻辑，与时空之中资本积累的流动动力如何共处？资本的一种激烈和持久的矛盾，可能是固定（国家）与移动（资本）矛盾的最高点，不就是在此发生吗？我们之前讲过：“为了使资本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中自由流通，我们必须创造出固定在某些空间的实体基础设施和人造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持续流动的资本，这些固定资本的总量将越来越多。资本必须时不时地突破它建构出来的世界所造成的约束。对资本来说，僵化是致命的危险。简而言之，在某个年代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地理景观构建出来后，到了下一个年代便成了资本积累的束缚。因此，资本必须促成既有地理景观之中多数固定资本的贬值，才能建立面貌不同的全新景观。这会引发激烈且毁灭性的局部危机。在美国，这种贬值最明显的例子是底特律。但是，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些地方（甚至包括中国北部和孟买），许多老工业城市因为经济基础遭到来自其他地方的竞争侵蚀，同样必须自我改造。这当中的运作方式是：资本创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资本对所在的土地释放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某些群体受惠于这当中的创造，另一些群体则因为当中的破坏而首当其冲。至于何者受惠、何者受损，则总是涉及阶级不平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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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家权力在这一切之中位居何处？国家权力根据怎样的独特逻辑介入景观形成的过程？国家是一种有边界的地域实体（bounded territorial entity），在与资本基本无关的情况下形成，却是地理景观的一个根本要素。国家在其领土内，拥有使用合法暴力的垄断权力、法律和货币主权、对各种制度（包括私有产权）的监理权，以及征税和重新分配所得与资产的权力。国家组织行政和治理结构，最低限度必须处理资本和比较分散的公民之集体需求。国家主权之中，最重要的权力可能是界定法律之下的公民权，并把这些公民权授予领土之内的居民。此举产生了非法移民这个人口类别。这群人有别于公民，容易受到资本难以想象且不受限制的剥削。因为国家是一种有界的实体，其边界如何确立和巡逻（关乎人员、商品和资金的移动）至关重要。国家的空间性与资本的空间性困难地并存，经常相互抵触，例如移民政策便能彰显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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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并不等同于资本的利益。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国家各部门并非总是一致的，虽然国家的关键机构确实往往直接支持资本经济的管理（财政部通常会与央行联合起来，构成国家金融联结体）。国家的治理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而该制度有时会假装民主，也往往受阶级和其他社会斗争的动态影响。国家执行权力的种种做法，远非一体（monolithic），甚至并不一致，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国家理解为执行独特权力的单一“东西”。政府是各种做法和过程以无限种方式组合起来的结果，因为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某些领域（例如教育、医疗或住房）是高度相通的。资本并非国家必须响应的唯一利益，国家承受来自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此外，国家干预背后的统治意识形态（通常表现在经济和政策正统观念上）可以大有不同。各国之间也有一个体制。视情况而定，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敌对的，也可以是合作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会有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与冲突反映国家的独特利益，并导致国家采取一些可能符合，也可能违背资本利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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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的地域性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截然不同。国家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地域基础上的财富和权力积累。在这方面，亚当·斯密发挥其天才，提出以下看法并普遍说服了政治家：国家做这件事最好的方法，是在其领土内释放资本和利伯维尔场的力量，并令其合理化，同时打开国门，与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国家大致奉行亲商政策，尽管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公民组织动员的无数种不同的社会压力，均会产生制衡作用。不过，国家也试图把资本的力量合理化，并用来支持它的管理统治力量，管好可能倔强的人民，同时在高度竞争的国际体制中增强自身的财富、权力和地位。这种国家理性与资本理性显然不同，后者主要是追求私人占有和累积社会财富。建构出来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原则上与资本只忠诚于赚钱这件事是有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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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常强加的那种理性，展现在政府的都市和区域规划做法上。这种国家干预和投资，试图遏制不受监管的市场发展可能产生的混乱结果。国家在行政、法律、税务和个体识别上采用笛卡儿式结构。但是，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名，采用技术专家和官僚的做法生产空间，一直受到极其激烈的批评［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的批评尤为突出[3]］。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通常是一种没有灵魂、合理化的地理景观，不时激起人们的反抗。但是，国家权力用来做这些事，从来都不顺利，很容易遭金钱利益颠覆、挪用和腐化。另一方面，国家的一些根本利益可能遭资本颠覆，例如国防利益便被转化为永远的利益输送，满足资本家的野心；资本的发展历史因此出现恶名昭彰的“军事工业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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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以利用其权力精心安排经济生活，手段并不仅限于控制基础建设投资，还包括建立或改革基本制度。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地方银行遭全国型银行取代之后，货币资本在整个国家的自由流动便改变了地区的动态。较近期的例子发生在美国：政府废止限制发展的地方银行法之后，出现一波地区银行并购潮，改变了美国的整体投资风气，从比较本土的模式转向比较开放和流动的区域格局。最近40年来，国际银行业的组织改革加上信息科技的进步，根本改变了金融资本的全球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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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一种推动力希望改变界定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规模。19世纪，铁路和电报技术面世，完全改变了地区专业化的规模和多样性。近代的各种创新（从喷气式飞机、航运集装箱化到因特网），也已经改变了经济活动连接的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汽车”曾经是人们大做文章的话题：这种汽车的零部件几乎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然后在某地组装），不必仅限于最后出厂的地方。如今在许多生产领域，这已经是常态做法，以致“美国制造”的标签已不再有太多意义。企业转向全球规模如今远比以前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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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数十年来，国家对资本和货币流动的主权权力无疑受到侵蚀。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失去了权力，只是国家的权力变得比以前更仰赖金融资本和债权人的权力。国家的各种权力和做法，越来越倾向满足企业和债权人的需求，往往不惜牺牲公民的利益。国家为此强力支持创造对资本有利的良好商业环境。结果便出现许多这种情况：国家境况很好，但人民的生活却相当差。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也是这样：劳动阶级的消费因工资遭压缩而受到抑制，而与此同时，以德国为基地的资本和德国的财务状况则看起来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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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分子运动（molecular movement）的变化，也对国家权力可能建构的规模产生强大压力。像欧盟这种政治地域重新界定的做法，不但变得比以前可行，在经济上还越来越有必要。这些政治转变并非空间关系中物质变化的简单函数：事情远比这复杂。但是，资本流通和积累方面的空间关系变化，确实可能促成新的政治格局，例如促成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欧盟，而重要的国际决策体也从七国集团（G7）扩张为二十国集团（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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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而非资本）的地理景观，显然是由大量的各种利益塑造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群体试图替自己界定空间和位置，而这件事的背景是不均衡地域发展的总体经济过程，而这个背景是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的规则共同造成的。当然，资本对它剥削的群体的需求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敏感，即使它没有，社会和阶级斗争也必将迫使资本与批评者妥协，并且抑制资本一些比较疯狂的野心。但是，资本撤离某地时，我们很容易怪罪受害者。主流观点认为是贪婪的工会、挥霍的政客，以及拙劣的经理人等逼走了资本。但是，遗弃底特律、匹兹堡、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孟买等地，迫使这些地方去工业化的，是资本而非人民。某些地区或城市确实有管理不善和阶级冲突加剧的显著例子，但如果认为这可以解释世界各地许多工业区（它们在多个世代里，是资本积累的支柱）为何彻底毁坏，则无疑是荒谬的。这种荒谬说法源自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后加剧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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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的地域发展轻松地掩饰了资本的真实本质。希望是可以长存的，因为即使世界灾难重重，我们总是可以找到某个兴旺发达的小区、地区或国家。总体危机被分解为局部事件，其他地方的人不怎么关心，甚至根本不了解。印度尼西亚或阿根廷发生重大危机，其他地方的人多数只会说“太糟了”或“那又如何？”，主流思想认为危机是局部事件而非系统问题。根据这种观念，阿根廷、希腊或底特律应该厉行改革，资本则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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