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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家权力在这一切之中位居何处？国家权力根据怎样的独特逻辑介入景观形成的过程？国家是一种有边界的地域实体（bounded territorial entity），在与资本基本无关的情况下形成，却是地理景观的一个根本要素。国家在其领土内，拥有使用合法暴力的垄断权力、法律和货币主权、对各种制度（包括私有产权）的监理权，以及征税和重新分配所得与资产的权力。国家组织行政和治理结构，最低限度必须处理资本和比较分散的公民之集体需求。国家主权之中，最重要的权力可能是界定法律之下的公民权，并把这些公民权授予领土之内的居民。此举产生了非法移民这个人口类别。这群人有别于公民，容易受到资本难以想象且不受限制的剥削。因为国家是一种有界的实体，其边界如何确立和巡逻（关乎人员、商品和资金的移动）至关重要。国家的空间性与资本的空间性困难地并存，经常相互抵触，例如移民政策便能彰显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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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并不等同于资本的利益。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国家各部门并非总是一致的，虽然国家的关键机构确实往往直接支持资本经济的管理（财政部通常会与央行联合起来，构成国家金融联结体）。国家的治理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而该制度有时会假装民主，也往往受阶级和其他社会斗争的动态影响。国家执行权力的种种做法，远非一体（monolithic），甚至并不一致，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国家理解为执行独特权力的单一“东西”。政府是各种做法和过程以无限种方式组合起来的结果，因为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某些领域（例如教育、医疗或住房）是高度相通的。资本并非国家必须响应的唯一利益，国家承受来自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此外，国家干预背后的统治意识形态（通常表现在经济和政策正统观念上）可以大有不同。各国之间也有一个体制。视情况而定，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敌对的，也可以是合作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会有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与冲突反映国家的独特利益，并导致国家采取一些可能符合，也可能违背资本利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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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的地域性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截然不同。国家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地域基础上的财富和权力积累。在这方面，亚当·斯密发挥其天才，提出以下看法并普遍说服了政治家：国家做这件事最好的方法，是在其领土内释放资本和利伯维尔场的力量，并令其合理化，同时打开国门，与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国家大致奉行亲商政策，尽管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公民组织动员的无数种不同的社会压力，均会产生制衡作用。不过，国家也试图把资本的力量合理化，并用来支持它的管理统治力量，管好可能倔强的人民，同时在高度竞争的国际体制中增强自身的财富、权力和地位。这种国家理性与资本理性显然不同，后者主要是追求私人占有和累积社会财富。建构出来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原则上与资本只忠诚于赚钱这件事是有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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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常强加的那种理性，展现在政府的都市和区域规划做法上。这种国家干预和投资，试图遏制不受监管的市场发展可能产生的混乱结果。国家在行政、法律、税务和个体识别上采用笛卡儿式结构。但是，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名，采用技术专家和官僚的做法生产空间，一直受到极其激烈的批评［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的批评尤为突出[3]］。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通常是一种没有灵魂、合理化的地理景观，不时激起人们的反抗。但是，国家权力用来做这些事，从来都不顺利，很容易遭金钱利益颠覆、挪用和腐化。另一方面，国家的一些根本利益可能遭资本颠覆，例如国防利益便被转化为永远的利益输送，满足资本家的野心；资本的发展历史因此出现恶名昭彰的“军事工业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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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以利用其权力精心安排经济生活，手段并不仅限于控制基础建设投资，还包括建立或改革基本制度。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地方银行遭全国型银行取代之后，货币资本在整个国家的自由流动便改变了地区的动态。较近期的例子发生在美国：政府废止限制发展的地方银行法之后，出现一波地区银行并购潮，改变了美国的整体投资风气，从比较本土的模式转向比较开放和流动的区域格局。最近40年来，国际银行业的组织改革加上信息科技的进步，根本改变了金融资本的全球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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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一种推动力希望改变界定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规模。19世纪，铁路和电报技术面世，完全改变了地区专业化的规模和多样性。近代的各种创新（从喷气式飞机、航运集装箱化到因特网），也已经改变了经济活动连接的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汽车”曾经是人们大做文章的话题：这种汽车的零部件几乎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然后在某地组装），不必仅限于最后出厂的地方。如今在许多生产领域，这已经是常态做法，以致“美国制造”的标签已不再有太多意义。企业转向全球规模如今远比以前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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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数十年来，国家对资本和货币流动的主权权力无疑受到侵蚀。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失去了权力，只是国家的权力变得比以前更仰赖金融资本和债权人的权力。国家的各种权力和做法，越来越倾向满足企业和债权人的需求，往往不惜牺牲公民的利益。国家为此强力支持创造对资本有利的良好商业环境。结果便出现许多这种情况：国家境况很好，但人民的生活却相当差。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也是这样：劳动阶级的消费因工资遭压缩而受到抑制，而与此同时，以德国为基地的资本和德国的财务状况则看起来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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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分子运动（molecular movement）的变化，也对国家权力可能建构的规模产生强大压力。像欧盟这种政治地域重新界定的做法，不但变得比以前可行，在经济上还越来越有必要。这些政治转变并非空间关系中物质变化的简单函数：事情远比这复杂。但是，资本流通和积累方面的空间关系变化，确实可能促成新的政治格局，例如促成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欧盟，而重要的国际决策体也从七国集团（G7）扩张为二十国集团（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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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而非资本）的地理景观，显然是由大量的各种利益塑造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群体试图替自己界定空间和位置，而这件事的背景是不均衡地域发展的总体经济过程，而这个背景是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的规则共同造成的。当然，资本对它剥削的群体的需求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敏感，即使它没有，社会和阶级斗争也必将迫使资本与批评者妥协，并且抑制资本一些比较疯狂的野心。但是，资本撤离某地时，我们很容易怪罪受害者。主流观点认为是贪婪的工会、挥霍的政客，以及拙劣的经理人等逼走了资本。但是，遗弃底特律、匹兹堡、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孟买等地，迫使这些地方去工业化的，是资本而非人民。某些地区或城市确实有管理不善和阶级冲突加剧的显著例子，但如果认为这可以解释世界各地许多工业区（它们在多个世代里，是资本积累的支柱）为何彻底毁坏，则无疑是荒谬的。这种荒谬说法源自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后加剧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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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的地域发展轻松地掩饰了资本的真实本质。希望是可以长存的，因为即使世界灾难重重，我们总是可以找到某个兴旺发达的小区、地区或国家。总体危机被分解为局部事件，其他地方的人不怎么关心，甚至根本不了解。印度尼西亚或阿根廷发生重大危机，其他地方的人多数只会说“太糟了”或“那又如何？”，主流思想认为危机是局部事件而非系统问题。根据这种观念，阿根廷、希腊或底特律应该厉行改革，资本则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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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生活和政治中，资本的景观有关键的意识形态作用，而该景观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资本主义城市本身被当作一件艺术品那样建造，充满精彩的建筑和彼此竞争的标志意义。“宇宙的主人”如今在全球金融中心闪亮的摩天大楼里宫殿般的办公室工作，住在高楼大厦与豪宅里，这些建筑与传统工厂较老旧的工业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消费主义的壮丽宫殿，以及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后现代都市奇观，与无序扩张的市郊住宅区和设有门禁的小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又与廉价公寓、劳动阶级和移民小区，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城市中大量的自建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城市是资本显得文明和代表人类最崇高抱负的最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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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我们可以为巴黎、巴塞罗那、香港和上海的存在及其美景赞叹不已，部分原因在于这种都市景观掩蔽了产生它的过程和劳动。资本显然不想有自身的独特形象。从反资本主义漫画看来，这形象绝不会是讨人喜欢的！资本主义的城市景观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形象，反映另一个世界——它比较接近人类渴望和欲望的某种超越意义。凝视威尼斯、罗马、伊斯坦布尔、旧金山、巴西利亚、开罗或拉各斯，形同凝视人类奋斗的希望、成就和慢性失败。而且并非只有这些重要城市是这样。世界各地创造出来的各种乡村景观可以激起的感情、忠诚和赞叹，不逊于任何一个城市。英国的乡间、法国的农村、托斯卡纳的村庄、阿根廷的大草原、小亚细亚底格里斯河流域起伏的旷野、爱荷华一望无际的玉米田，以及巴西种植大豆的农庄，全都是人类奋斗的记录，而人类的奋斗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是资本动员（尽管绝非只是资本）来服务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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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刺激资本自我再造的力量有多大？如果没有不均衡的地域发展，资本无疑将失去活力，屈服于它的僵化、垄断和专制倾向，完全丧失它作为社会动力引擎的正当性；这个社会有各种文明的伪装，同时面临陷入野蛮状态的危险。解放都市之间、地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但是汰旧换新的一种主要手段，还是一种重要的脉络：在这种脉络下，寻找新事物（被宣传为追求竞争优势）对资本自我再生产的能力至关重要。不均衡的地域发展最重要的作用，是令资本的系统缺陷得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别处。这些缺陷是一种不断移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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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来，各国央行和数家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国际秩序所强加的同构型，可能重创资本未来的生存机会。如果出现一个强大、集权的全球政府，资本将无法长久存活，除非这个政府像中国那样，协调并解放地区之间和都市之间的竞争。考虑到国际纪律机构强加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身上的限制，这些国家绝对没有机会像“二战”之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那样，从颓败中崛起，重振资本体制的活力。它们可能会稍有起色，但也只可能是疲弱的复苏。解放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如今可以独立解决资本的各种难题吗？这是大有疑问的，因为系统性停滞的乌云正日趋密布，令未来显得黯淡。我们反而看到国家权力正与金融资本中掠夺性的部分组成邪恶联盟，创造出一种“秃鹰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体制中，同类相残（剥夺式经济）和强制贬值，与达成和谐的全球发展一样重要。像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这些秃鹰，为了觅食，必要时将不惜摧毁整个区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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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生存之道，不但有赖于一系列的时空修复手段吸收剩余资本（投入生产或其他有益用途），还有赖于贬值和破坏（作为处理落后者和无力偿债者的纠正手段）。有些人认为不负责任的放款者也必须承受风险，但这个意见当然马上遭否定，因为这涉及要求各地富有的资产阶级负起责任，而非只懂得捍卫他们不可剥夺的私有产权和无限累积资本的权利。时空修复手段恶毒和毁灭性的一面（看看希腊正如何受到掠夺和蹂躏），和它创造性的一面对资本同样至关重要；资本必须靠它们来建造一个新景观，以助力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无止境的政治权力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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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切对反资本主义运动有何意义？首先，认清以下这件事极为重要：因为不均衡的地域发展，资本总是一个移动的反对目标。所有反资本主义运动都必须学会处理这个问题。一地的反对运动，常常因为资本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失效。反资本主义运动必须摒弃追求地区平等的一切想法，也不要妄想向某种社会主义和谐理论靠拢，因为这是在追求一种不可接受也无法实现的全球单调状态（global monotony）。反资本主义运动必须释放和协调自身的不均衡地域发展动力，产生差异的解放空间，以求发挥创造力，探索和再造资本的地区替代物。从斯德哥尔摩和开罗到圣保罗、上海、巴黎和伦敦，资本的不均衡地域发展架构，正衍生出各种社会运动和抵抗力量。它们构成由不同的温床松散连接起来的集合体，或许能帮助我们改造资本主义，迎向反资本主义的未来。如何把它们拼凑起来，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活在混乱多变的时代，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尤其造成很多混乱和变化。期望抵抗和反对运动同样混乱、多变和具有本地特色，并非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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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nnar Myr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Duckworth,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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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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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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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2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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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纽约市的所得税申报数据显示，该年度占所得税申报1%的顶层申报人的平均所得为357万美元，但在这个租金极贵、生活成本极高的城市，一半的人口年所得不超过3万美元。纽约市收入最高的1%，3天的所得已超过多数纽约居民全年的所得。如此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惊人的：纽约无疑是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该城市有一些顶尖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收入惊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其中5人人均赚到超过30亿美元），而且这里的大银行经常向员工发放巨额奖金。整个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当然没这么夸张（这是可想见的），尽管收入不平等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显著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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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只需非常简单地叙述一下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全球总趋势。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围绕着社会财富分配的斗争便持续不断。不同的群体为了取得对其他群体的优势而斗争，也为了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和阶级而斗争，力争他们认为公平合理的社会劳动成果份额，而各国、各地区和各城市的斗争结果差异很大。因为国家有权征税和重新分配财富与所得，斗争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个派系或政治联盟掌握国家权力，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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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斗争往往相当激烈，结果则难以预测。政变之后（例如1973年的智利），因为支持政变的精英要获利套现，分配不平等严重加剧是可以预期的事。在俄罗斯，1989年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一小群寡头惊人地掠夺了国家的多数天然资源。前苏联地区是世界上亿万富翁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形成货真价实的寡头体制。但在英国，1945年之后执政的工党政府建立了国家福利体制，支持社会最底层，一如此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做法。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受共产主义强烈影响，加上这些国家出现强劲的社会民主浪潮（源自劳动阶级组织的历史和强化的阶级意识），以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必须保障全体国民起码的生活水平。但由此产生的福利国家体制远非社会主义。它有很强的性别偏见和家长作风，甚至非常偏向资本主义，以致它对自身的服务对象刻薄、严厉和官僚。虽然某些国家福利（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金）带给全体国民更多保障，但在福利国家体制下当一个受其保障的人，往往是不愉快的，会受到不人道的对待。进步左派批评这种体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由奉行撒切尔主义的阵营主导）期间也乐于废除这种体制。社会主义阵营1989年崩溃，资本主义国家承受的外部压力消失了：它们即使不再照顾国民的福利，也不必面对强烈的政治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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