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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一种推动力希望改变界定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规模。19世纪，铁路和电报技术面世，完全改变了地区专业化的规模和多样性。近代的各种创新（从喷气式飞机、航运集装箱化到因特网），也已经改变了经济活动连接的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汽车”曾经是人们大做文章的话题：这种汽车的零部件几乎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然后在某地组装），不必仅限于最后出厂的地方。如今在许多生产领域，这已经是常态做法，以致“美国制造”的标签已不再有太多意义。企业转向全球规模如今远比以前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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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数十年来，国家对资本和货币流动的主权权力无疑受到侵蚀。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失去了权力，只是国家的权力变得比以前更仰赖金融资本和债权人的权力。国家的各种权力和做法，越来越倾向满足企业和债权人的需求，往往不惜牺牲公民的利益。国家为此强力支持创造对资本有利的良好商业环境。结果便出现许多这种情况：国家境况很好，但人民的生活却相当差。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也是这样：劳动阶级的消费因工资遭压缩而受到抑制，而与此同时，以德国为基地的资本和德国的财务状况则看起来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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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分子运动（molecular movement）的变化，也对国家权力可能建构的规模产生强大压力。像欧盟这种政治地域重新界定的做法，不但变得比以前可行，在经济上还越来越有必要。这些政治转变并非空间关系中物质变化的简单函数：事情远比这复杂。但是，资本流通和积累方面的空间关系变化，确实可能促成新的政治格局，例如促成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欧盟，而重要的国际决策体也从七国集团（G7）扩张为二十国集团（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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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而非资本）的地理景观，显然是由大量的各种利益塑造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群体试图替自己界定空间和位置，而这件事的背景是不均衡地域发展的总体经济过程，而这个背景是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的规则共同造成的。当然，资本对它剥削的群体的需求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敏感，即使它没有，社会和阶级斗争也必将迫使资本与批评者妥协，并且抑制资本一些比较疯狂的野心。但是，资本撤离某地时，我们很容易怪罪受害者。主流观点认为是贪婪的工会、挥霍的政客，以及拙劣的经理人等逼走了资本。但是，遗弃底特律、匹兹堡、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孟买等地，迫使这些地方去工业化的，是资本而非人民。某些地区或城市确实有管理不善和阶级冲突加剧的显著例子，但如果认为这可以解释世界各地许多工业区（它们在多个世代里，是资本积累的支柱）为何彻底毁坏，则无疑是荒谬的。这种荒谬说法源自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后加剧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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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的地域发展轻松地掩饰了资本的真实本质。希望是可以长存的，因为即使世界灾难重重，我们总是可以找到某个兴旺发达的小区、地区或国家。总体危机被分解为局部事件，其他地方的人不怎么关心，甚至根本不了解。印度尼西亚或阿根廷发生重大危机，其他地方的人多数只会说“太糟了”或“那又如何？”，主流思想认为危机是局部事件而非系统问题。根据这种观念，阿根廷、希腊或底特律应该厉行改革，资本则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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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生活和政治中，资本的景观有关键的意识形态作用，而该景观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资本主义城市本身被当作一件艺术品那样建造，充满精彩的建筑和彼此竞争的标志意义。“宇宙的主人”如今在全球金融中心闪亮的摩天大楼里宫殿般的办公室工作，住在高楼大厦与豪宅里，这些建筑与传统工厂较老旧的工业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消费主义的壮丽宫殿，以及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后现代都市奇观，与无序扩张的市郊住宅区和设有门禁的小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又与廉价公寓、劳动阶级和移民小区，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城市中大量的自建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城市是资本显得文明和代表人类最崇高抱负的最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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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我们可以为巴黎、巴塞罗那、香港和上海的存在及其美景赞叹不已，部分原因在于这种都市景观掩蔽了产生它的过程和劳动。资本显然不想有自身的独特形象。从反资本主义漫画看来，这形象绝不会是讨人喜欢的！资本主义的城市景观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形象，反映另一个世界——它比较接近人类渴望和欲望的某种超越意义。凝视威尼斯、罗马、伊斯坦布尔、旧金山、巴西利亚、开罗或拉各斯，形同凝视人类奋斗的希望、成就和慢性失败。而且并非只有这些重要城市是这样。世界各地创造出来的各种乡村景观可以激起的感情、忠诚和赞叹，不逊于任何一个城市。英国的乡间、法国的农村、托斯卡纳的村庄、阿根廷的大草原、小亚细亚底格里斯河流域起伏的旷野、爱荷华一望无际的玉米田，以及巴西种植大豆的农庄，全都是人类奋斗的记录，而人类的奋斗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是资本动员（尽管绝非只是资本）来服务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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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刺激资本自我再造的力量有多大？如果没有不均衡的地域发展，资本无疑将失去活力，屈服于它的僵化、垄断和专制倾向，完全丧失它作为社会动力引擎的正当性；这个社会有各种文明的伪装，同时面临陷入野蛮状态的危险。解放都市之间、地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但是汰旧换新的一种主要手段，还是一种重要的脉络：在这种脉络下，寻找新事物（被宣传为追求竞争优势）对资本自我再生产的能力至关重要。不均衡的地域发展最重要的作用，是令资本的系统缺陷得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别处。这些缺陷是一种不断移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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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来，各国央行和数家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国际秩序所强加的同构型，可能重创资本未来的生存机会。如果出现一个强大、集权的全球政府，资本将无法长久存活，除非这个政府像中国那样，协调并解放地区之间和都市之间的竞争。考虑到国际纪律机构强加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身上的限制，这些国家绝对没有机会像“二战”之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那样，从颓败中崛起，重振资本体制的活力。它们可能会稍有起色，但也只可能是疲弱的复苏。解放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如今可以独立解决资本的各种难题吗？这是大有疑问的，因为系统性停滞的乌云正日趋密布，令未来显得黯淡。我们反而看到国家权力正与金融资本中掠夺性的部分组成邪恶联盟，创造出一种“秃鹰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体制中，同类相残（剥夺式经济）和强制贬值，与达成和谐的全球发展一样重要。像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这些秃鹰，为了觅食，必要时将不惜摧毁整个区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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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生存之道，不但有赖于一系列的时空修复手段吸收剩余资本（投入生产或其他有益用途），还有赖于贬值和破坏（作为处理落后者和无力偿债者的纠正手段）。有些人认为不负责任的放款者也必须承受风险，但这个意见当然马上遭否定，因为这涉及要求各地富有的资产阶级负起责任，而非只懂得捍卫他们不可剥夺的私有产权和无限累积资本的权利。时空修复手段恶毒和毁灭性的一面（看看希腊正如何受到掠夺和蹂躏），和它创造性的一面对资本同样至关重要；资本必须靠它们来建造一个新景观，以助力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无止境的政治权力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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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切对反资本主义运动有何意义？首先，认清以下这件事极为重要：因为不均衡的地域发展，资本总是一个移动的反对目标。所有反资本主义运动都必须学会处理这个问题。一地的反对运动，常常因为资本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失效。反资本主义运动必须摒弃追求地区平等的一切想法，也不要妄想向某种社会主义和谐理论靠拢，因为这是在追求一种不可接受也无法实现的全球单调状态（global monotony）。反资本主义运动必须释放和协调自身的不均衡地域发展动力，产生差异的解放空间，以求发挥创造力，探索和再造资本的地区替代物。从斯德哥尔摩和开罗到圣保罗、上海、巴黎和伦敦，资本的不均衡地域发展架构，正衍生出各种社会运动和抵抗力量。它们构成由不同的温床松散连接起来的集合体，或许能帮助我们改造资本主义，迎向反资本主义的未来。如何把它们拼凑起来，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活在混乱多变的时代，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尤其造成很多混乱和变化。期望抵抗和反对运动同样混乱、多变和具有本地特色，并非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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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nnar Myr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Duckworth,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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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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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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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2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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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纽约市的所得税申报数据显示，该年度占所得税申报1%的顶层申报人的平均所得为357万美元，但在这个租金极贵、生活成本极高的城市，一半的人口年所得不超过3万美元。纽约市收入最高的1%，3天的所得已超过多数纽约居民全年的所得。如此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惊人的：纽约无疑是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该城市有一些顶尖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收入惊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其中5人人均赚到超过30亿美元），而且这里的大银行经常向员工发放巨额奖金。整个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当然没这么夸张（这是可想见的），尽管收入不平等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显著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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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只需非常简单地叙述一下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全球总趋势。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围绕着社会财富分配的斗争便持续不断。不同的群体为了取得对其他群体的优势而斗争，也为了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和阶级而斗争，力争他们认为公平合理的社会劳动成果份额，而各国、各地区和各城市的斗争结果差异很大。因为国家有权征税和重新分配财富与所得，斗争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个派系或政治联盟掌握国家权力，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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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斗争往往相当激烈，结果则难以预测。政变之后（例如1973年的智利），因为支持政变的精英要获利套现，分配不平等严重加剧是可以预期的事。在俄罗斯，1989年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一小群寡头惊人地掠夺了国家的多数天然资源。前苏联地区是世界上亿万富翁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形成货真价实的寡头体制。但在英国，1945年之后执政的工党政府建立了国家福利体制，支持社会最底层，一如此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做法。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受共产主义强烈影响，加上这些国家出现强劲的社会民主浪潮（源自劳动阶级组织的历史和强化的阶级意识），以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必须保障全体国民起码的生活水平。但由此产生的福利国家体制远非社会主义。它有很强的性别偏见和家长作风，甚至非常偏向资本主义，以致它对自身的服务对象刻薄、严厉和官僚。虽然某些国家福利（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金）带给全体国民更多保障，但在福利国家体制下当一个受其保障的人，往往是不愉快的，会受到不人道的对待。进步左派批评这种体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由奉行撒切尔主义的阵营主导）期间也乐于废除这种体制。社会主义阵营1989年崩溃，资本主义国家承受的外部压力消失了：它们即使不再照顾国民的福利，也不必面对强烈的政治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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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这种戏剧性的局势转变，阶级之间和种族民族之间的社会斗争，加上经济兴衰造成的环境波动，对分配安排也有重大影响，而世界各地的分配安排差异很大。例如北欧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直到现在仍远比美国平等；甚至在里根政府开始从照顾劳动者转向补贴和奖励资本之前，情况便已如此。但是，美国和瑞典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看来可以在各种分配模式下运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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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这种灵活适应复杂分配模式的能力，置入资本体制中社会群体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可以产生双重作用。性别、性、种族、民族、宗教、文化、国家和地域差异随处明显可见，地位、技术、才能、价值观，以及对成就的重视和仰慕，使个人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不同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的社会群体获得不同的机会。这些特征与不同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相结合，便产生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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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经济差异，并非全都可归因于资本。不过，资本并非完全不会挑起社会群体之内和之间的冲突。这是资本可以用来巩固它对劳动者的控制的一种关键手段。另一方面，对于支持或反对特定的社会差异，资本往往显得漠不关心。资本倾向于支持任何获得有力支持的社会解放形式（例如近年的同性恋权利和多元文化主义），只要这并不妨碍资本控制劳动者的整体策略，而且可以形成一个可利用的独特利基市场。但是，这些社会差异具有经济和物质形式，而这无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中各群体在分配问题上竞争激烈。这是那种有时令人混淆困惑的关键互动点之一：资本和资本主义在此无法明确分开。种族问题尤其如此。在许多地方（例如美国），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纠结在一起，导致两者互相加重，甚至难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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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以下问题的主流看法也至关重要：何谓“公正”或“道德上可接受”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不公正的情况可以如何纠正？关注这种问题的，并非仅限于劳动者。在悠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传统中，可怕的不幸和贫困即使不会危及公共卫生（像霍乱疫情便不会受阻于阶级界限），也会被视为所有文明社会无法接受的事。例如许多调查一再显示，多数美国人的平等观念很强，而且他们不但支持机会平等（这是右派惯常坚称支持的立场），还支持结果平等。2005年一项调查访问超过5000名美国人，结果显示，受访者无论政党倾向或收入高低，平均认为顶层20%人口拥有的财富不应超过全国的32%。调查人员出示瑞典（顶层20%拥有38%的财富）和美国（顶层20%拥有84%的财富）的财富分配数据，但未说明两组数字各属哪个国家，结果有92%的受访者表示比较喜欢瑞典的分配情况。受访者原来很不了解美国实际的财富分配情况。他们以为美国顶层20%人口拥有58%的财富，而不是实际的84%。无论如何，这两个数字都远高于他们认为公平的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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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美国人如此重视分配平等，为什么美国追求纠正这种不平衡分配的政治运动那么少？答案主要在于美国人普遍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如此一来，国家便未能有效发挥它纠正所得和财富不平等的能力。例如在有关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辩论中，共和党人并不反对全民皆可享受体面的医疗保健这一原则，但他们激烈反对“保姆国家”立法确立这一原则，也反对国家强制规范管理个人行为。任何税务提案若是希望劫富济贫，同样会遇到这种强烈的反对。近年来，收入和财富再分配实际上是在劫贫济富，而政府做这件事的名义包括控制开支、缩减财政赤字、减税、缩小政府规模和减少政府干预。我们很难不这么推论：这些预算和财政手段的背后，是资本压低薪资的强烈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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