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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9年的危机发生以来，情况变得更糟。“最有钱的100名富豪在2012年财富增加了2400亿美元，而600亿美元便足以解决全球贫穷问题。”[2]全球各地均涌现出亿万富翁，俄罗斯、印度、中国、巴西和墨西哥出现很多这种富豪，向来富有的北美和欧洲国家以及日本也有很多。比较重要的一种转变是，有雄心的人如今不必移民富国，便可以成为富豪——他们完全可以留在故乡，例如印度（该国的亿万富翁近几年增加一倍以上）、印度尼西亚或其他较穷的国家。如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我们正看到一种全球财阀统治体制的崛起；在这体制中，全球的权力由“非常富有的相对少数人掌控”。[3]全球经济中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显然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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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其他标准，今天的世界却远比以前平等。上百万人已经脱贫。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而另外3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增长也大有贡献。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持续增加，世界各国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显著减弱。逾两个世纪以来，财富从东方净流向西方，如今这种情况已经逆转，尤其是因为东亚已经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来源。截至2013年，全球经济得以从2007~2009年的挫败中复苏，主要得益于所谓“新兴”市场（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快速扩张。这种转变甚至延伸至非洲，而非洲看来是唯一完全不受2007~2009年危机影响的地方。不过，危机对欧洲各国的冲击不一，则导致欧洲南部与北部国家的经济状况差距迅速扩大。但这些趋势看起来都不是很稳定。例如2013年中，美联储只是提到可能改变货币政策，大量资金便马上撤离新兴市场，令新兴经济体受到显著冲击，情况要到美联储宣布正在检讨政策方向时才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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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分配情况出现两种变化：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人均财富和收入的差距普遍缩小（在近年危机中严重受创的国家除外，例如希腊），另一方面是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严重加剧。逆这种趋势而行的国家或地区极少，而且它们在全球经济中多数属落后地区（例如像不丹这样的国家，或某段时期里印度的喀拉拉邦）。只有南美某些地方，有幸因为国家的政策而缩减了社会不平等。相对于收入，测量货币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困难得多。但在某些方面，货币财富比收入重要，因为它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比较稳定和长久。以货币测量财富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某些资产（从艺术品到昂贵的珠宝以至房地产）的价值评估往往是一种猜测，而且经常大幅波动，就像股票的市值那样。在多数国家，货币财富分配的失衡程度看来比收入分配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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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全球大趋势？是因为资本的矛盾演化里出现某些情况，使得这些趋势不可避免，甚至成为支持资本生存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吗？许多国家当中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日趋失衡，是反映出现了某种变动的矛盾吗？如果当真如此，这是什么样的变动（例如是周期性的，还是线性的）？这种变动可以解释社会日趋动荡不安吗（例如201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伊斯坦布尔以至巴西100多个城市的那种情况）？这是一场酝酿中的总体经济危机的预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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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不平等的分配为何是资本运作的一个根本条件。分配不平等源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社会和历史上，资本被构建为一个支配劳动者的阶级。如果资本要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必须是不平等的。分配平等与资本是不相容的。某些分配不平等实际上先于资本的崛起。若想迫使劳动者为了生活而从事受薪劳动，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必须遭剥夺。这种分配情况先于剩余价值的产生，而且必须一直维持。资本流通和积累变得普遍之后，薪资水平必须维持在使资本有利可图的限度内。利润极大化的努力，必然涉及压低薪资或提高劳动生产力。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薪资普遍遭压低，无论个别资本家意愿如何。薪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取决于劳动力稀缺程度和阶级斗争状态。由此产生的分配情况，在地域上是不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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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总产出流向资本家阶级的比例必须够大，以便成就两件事：使资本家轻松享有配得上有闲阶级的消费条件，借此激励他们；为资本家提供充裕的剩余，以维持资本的经济引擎有力、顺畅地运作和扩张。潜伏在每一名资本家心中的“浮士德难题”（个人享受与再投资之间的两难），只能靠产生和占有可观的剩余解决。资本总是必须牺牲劳动者，占有高得不成比例的剩余。这是资本维持自身再生产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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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纯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资本因为占有较多经济资源，得以投资和创造就业，而且只有资本能够这么做。右派因此找到理由支持偏袒资本、牺牲劳动者的公共政策（尤其是税务安排）。他们是这么说的：不均衡的收入分配或许看似不公平，但对劳动者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资本是创造就业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拥有越多资源，将会创造越多工作。可惜这种说法并不完整。资本只会在有利可图时从事再投资并创造就业。美国最近3次经济衰退之后的复苏，都是失业型复苏（经济增长但就业不增长，或甚至衰退），因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足，尽管薪资下跌，而且剩余劳动力随处可见。资本因此任由现金闲置，又或者利用剩余所得从事投机活动，希望借此获利，而投机渠道包括股市、房产、其他资产（尤其是资源和土地），以及利用不稳定的新金融工具赌博。资本如果投资在生产上，比较可能投资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上（会导致更多人失业），而非真正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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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收入和财富日益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上，使得该阶级得以对媒体（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和控制。资本得到国家的优先保护，而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和创造货币的工具。资本利用这种特权保护自身利益和维系其权力。中央银行总是拯救银行，但从不解救人民。这种情况展现在两件事上：全球逐渐形成一个财阀统治阶级；世界各地多数国家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惊人地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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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鸿沟的另一边，除非劳动者的总需求不足以支持市场中资本积累的实现，劳动者是否贫困是资本几乎完全不关心的事。资本最迫切关心的是尽可能压低薪资。如我们稍早所见，这造成生产与实现之间的一个核心矛盾。资本家控制薪资水平的能力，有赖于“产业后备军”（由剩余劳动力组成）的存在。这些备用劳动力的功能，是为资本进一步扩张提供劳动力，同时压制在职劳动者的渴望，令他们不敢太努力追求提高薪资和改善工作环境。产业后备军可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失业劳动者。提升劳动生产力的技术变革会导致企业裁员、劳动者失业。资本因此在控制自身的劳动力需求之际，获得影响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可观势力。换句话说，资本制造失业的愿望，不亚于创造就业。以租税诱因鼓励资本再投资，制造失业的可能性不低于创造就业（这个事实在政治讨论中极少有人提起，尽管对任何一名因为技术变革而遭裁员的劳动者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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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后备军的第二部分，是不拿薪水的大量农民、自由职业者和妇女儿童。中国近十年来受薪劳动力大增，便依靠此类人士加入受薪劳动力市场。非洲目前仍有尚待动员的大量潜在劳动力。金砖国家和其他地方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涉及动员这些潜在劳动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市场先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再号召女性加入就业市场，补充劳动力供给。这种备用劳动力未必可由本地供应。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国家开始从其他国家输入劳动者：德国吸收土耳其的劳动力，法国输入马格里布（非洲西北部地区）劳动者，瑞典找南斯拉夫，英国利用该国的前殖民地，美国则输入墨西哥劳动者。劳动阶级反移民的声势浩大时，资本便大举转移到有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例如墨西哥的加工出口区，以及中国和孟加拉国的工业区。即使资本并不外移，撤资威胁往往足以抑制劳动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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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被错综复杂的细节羁绊住。我们只需厘清以下问题：即使面对强劲的有组织反对浪潮，而且可能因为抑制劳动者的有效需求而触发价值实现危机，资本靠哪些一般手段压抑和控制劳动者分配到的劳动成果比例？近40年来，资本显然是靠一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加上随机的全球化做到这件事；在此同时，即使资本加强剥削劳动力，国际竞争加剧仍然令利润率承受下跌压力。这一切的净影响，是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产出中分享到的比例呈现下跌的全球趋势。正因如此，在几乎所有国家，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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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必须考虑。资本因为市场上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而享有明显的优势，这衍生出一个问题：这些后备劳动者失业时，靠什么生活？就产业后备军的第二部分而言，这问题往往靠“部分无产阶级化”（partial proletarianisation）处理。如果备用劳动力来自农村，这些劳动者失业时可以回到乡下，靠传统方式勉强维持生计。农村地区生育和抚养小孩的成本，多数靠在城市打工的人汇款回乡支应。中国便是这样。出生在墨西哥、到美国工作的人也是这样（尤其是非法入境者）：他们如果生病（例如因为工作中过度接触杀虫剂）或遭裁员，往往会回到墨西哥。但是，那些举家迁移到城市、断绝与农村关系的人，显然不能这么做。非正式经济部门因此涌现（可能涉及犯罪活动），帮助这些人在低居住成本的简陋木屋区、棚户区和贫民区勉强维持生活。失业者竭尽所能，在都市贫民区勉强谋生。这种情况当然界定了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生活成本，而这种生活成本又界定了正式经济部门里的薪资下限（这一点对资本尤其重要）。这种薪资下限可尽量压低，只要能招聘到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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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薪资下限取决于长期的阶级斗争所确立的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障水平。这导致右派理论家提出以下论点：失业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失业者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太好了。因此，解决失业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降低失业给付！原本因为薪资太高、无利可图而放弃某些生产活动的雇主，将可能因薪资下跌而扩大生产，提供更多职位。若干证据显示，类似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当然，问题在于整体薪资水平即使降低，也未必能产生多少新职位，结果是劳动者受到更严重的剥削，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将得到更丰厚的利润，收入分配不平等也将加剧。这正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任内改革福利制度，1995年引进“工作福利”（workfare）要求产生的效应之一。失业者领取福利救济的条件大幅收紧，变得相当苛刻，结果当然是贫困的失业者大增；他们找不到工作，因为在全球化（加上世界各地大量备用劳动力产生的竞争）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这两种力量影响下，新增就业机会根本微不足道。克林顿此后获得商界慷慨的奖赏，2012年演讲收入达1700万美元，主要由商业团体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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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阵营在劳动力管理上采取这种方针，包括全面攻击所有亲劳动者的机构，例如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机构长期力求保护劳动者，以免他们在不时发生的普遍失业潮中受到严重冲击。因为政治和策略原因，劳动力后备军的普遍景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恶化。资本为了自身的生存，近数十年来实际上在加深收入不平等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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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说法当然是一种过度简化的叙述，但它很好地说明了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如何通过收入不平等的周期波动（从相对平等到极度不平等），在历史上展现出来。与此同时，经济正统观念也出现转变。如我们之前提到，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论主导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而约从1980年起，主导经济思想的变成货币学派的供给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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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讲到以下问题：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怎样的社会不平等水平是可以接受和可取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倡导政治、法律和公民权利的平等，但彻底的经济平等显然是不可能的。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分隔显而易见。但是，产生财富与制造贫穷（如本章所述，这是资本的基础）之间的矛盾，何时会加剧并逐渐形成危机？危机可能以两种方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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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生产与实现之间的失衡。大众的有效需求不足，会拖延或阻碍资本的流通。资本主义国家近年广泛奉行的紧缩开支政策，抑制了有效需求，并妨碍赢利机会的创造。这解释了美国当前的情况：企业盈利创历史新高，但再投资却相当疲软。产生危机的第二种方式，是由不可接受的不平等激起社会不满和革命运动。这种威胁并非仅限于绝对剥夺（absolute deprivation）的情况，也可能由相对剥夺造成，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剥夺导致特定的宗教、民族、性别或种族群体陷于经济弱势地位。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劳动者骚乱和城市暴动，便属于这一类型。巴西2013年的社会骚乱，发生在该国不平等情况稍有改善的时候，部分原因在于遭边缘化的群体期望上升，但公共服务和设施未能跟上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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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的一切都不能解释为何财富惊人地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上；他们分配到的收入比例高得吓人，正形成一个全球财阀统治阶级。但是，我们可以在结构面找到该现象发生的原因，而关键在于贸易、媒体和金融资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科技快速演变和通信方面的时空革命，彻底改变了货币资本跨地域移动的可能性。资本内部所重视的，因此已经转向全球金融化。数个资本矛盾之间的动态变化产生互动，通过金融化扩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容我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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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金融化（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当前阶段之所以特别，在于货币资本的流通速度惊人地加快，而且金融交易费用大幅降低。相对于其他资本形式（尤其是商品和生产），货币资本的移动性已经急增。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强烈倾向在此产生重要作用。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在最近的文章中表示，这“促进既有资本结构（例如特定的工业生产模式）的‘创造性破坏’，并刺激新技术的发展”，进而促进“新产品、生产程序和新生产地点的开发”。随着资本寻找并移往成本较低的新地点，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变得更加显著。金融施加的压力“驱使投资追逐越来越短线的利润，损害长期和较深层的增长，并且导致投机泡沫和随之而来的崩盘。它导致利润不够高（收益率低于资本收益率中位数）的公司承受更大的市场压力，促使资本撤出仍然赚钱的老企业，并因此压低薪资，削弱工业资本体制通过加薪与劳动者分享利润的倾向。它导致不平等加剧。”（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此外，急促的金融化也“导致财富投资报酬超过受薪工作报酬。它奖励交易者多过物资生产者……它使所有其他类型的企业为金融服务支付更多费用。2010年，光是纽约市一地，证券业员工的奖金总额便高达208亿美元，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共赚得227亿美元。而且这是发生在市场崩盘彰显金融化如何损害总体经济之后。”[4]各领域的交易者均得益，不仅是金融交易者。信息和奇观经济（the economy of spectacle）配备的交易，形象和拜物欲望的制造也都是这种大趋势的一部分，期货交易也不例外——无论这一切结果证实多么虚幻。贸易商、食租者和金融业者的地位改变了，变成相对于工业资本的资本积累仲裁者。正是这样，财富和收入分配自20世纪70年代起变得极度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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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已经令资本本身变得比较不安全、比较波动和更容易爆发危机，因为在资本积累的主要仲裁者与实际生产活动几乎毫无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会出现一种紧张情况。在这种沉重压力下，资本主义的引擎已经哀号了一段时间。这引擎可能容易爆炸（果真如此，灾难的中心可能是中国），又或者停止运转（当代欧洲和日本看来比较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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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当中有深刻的讽刺。在历史上，工业资本展开有力的斗争，试图挣脱以下3种势力施加的枷锁：榨取租金的地主，放高利贷的金融业者，以及伺机在不均衡的市场里掠夺或低价买进、然后高价卖出的商人。21世纪的资本主义看来正忙于编织一张束缚之网，令食租者、贸易商、媒体和通信大亨，以及最重要的金融业者无情地压榨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业资本，损害其命脉；受雇于工业资本的劳动者遭压榨，更不在话下。工业资本并非消失了，它只是屈从于比较奇异和恶毒的其他资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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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资本出现了，它在技术变革的领域里和社会关系全球化的过程中活力十足，但冷酷无情，不但不关心社会劳动的生产环境，甚至不关心是否有生产活动。但是，如果所有资本家均寻求靠租金、利息、贸易利润、媒体资本的报酬，甚至是等而下之的资产价值投机和资本利得赚钱（美国所得最高的1%人口多数便是这样），并不产生社会价值，那么唯一的可能结果是爆发惨痛的危机。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巨大的经济财富、权力和特权将集中在贸易和媒体资本家、金融业者和食租者身上。不幸的是，这种财阀统治阶级显然已经出现。这一阶级的日子过得极好，大众却是相当困苦——这也是难以掩饰的事实。值得关注的大问题是：遭剥夺的人何时将发起群众政治运动，重夺他们失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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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如果目前出现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是反映一种新资本的崛起，是哪些矛盾造就这种资本的崛起？我们稍后谈资本危险的矛盾时，将讨论这个关键问题。届时我希望能证明这并非只是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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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反资本主义策略的政治含义既简单又深远。例如，如果美国的民意调查真的能反映民情，改革运动若能促成远比目前平等的分配结果，将可得到美国民众强烈支持，即使许多人要求这种改革不得由政府去执行。工人控制的生产方式、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ies），以及自由的社群和合作组织将得到广泛支持（事实上现在也已经获得广泛支持）。像蒙德拉贡（Mondragon）这种例子是非常吸引人的：它是欧洲最大、最长寿的工人合作组织，采集体管理方式，其成员的收入差距直到最近不超过3：1，远低于典型美国公司的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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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也看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潜在价值，那便是“革命性改革”。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自当前水平适度降低，显然完全不会威胁到资本的再生产。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要在当前关头生存下去，分配不平等适度降低绝对是必要的，因为目前的不平等情况大有可能变成一种绝对矛盾，而这是因为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将变得难以控管，进而造成日趋严重的失衡。但是，如果资本的运作真的必须靠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支持，则缩减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行动超过某个限度，将威胁到资本的再生产。压缩利润的行动一旦展开，最终可能演变成压榨资本、损害其命脉，以报复资本对劳动者的系统性压榨。没有人知道突破点确切在哪里，但肯定是远在分配平等程度达到美国民调显示大众乐见的水平之前。以缩减社会不平等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可以成为革命性转变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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