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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必须考虑。资本因为市场上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而享有明显的优势，这衍生出一个问题：这些后备劳动者失业时，靠什么生活？就产业后备军的第二部分而言，这问题往往靠“部分无产阶级化”（partial proletarianisation）处理。如果备用劳动力来自农村，这些劳动者失业时可以回到乡下，靠传统方式勉强维持生计。农村地区生育和抚养小孩的成本，多数靠在城市打工的人汇款回乡支应。中国便是这样。出生在墨西哥、到美国工作的人也是这样（尤其是非法入境者）：他们如果生病（例如因为工作中过度接触杀虫剂）或遭裁员，往往会回到墨西哥。但是，那些举家迁移到城市、断绝与农村关系的人，显然不能这么做。非正式经济部门因此涌现（可能涉及犯罪活动），帮助这些人在低居住成本的简陋木屋区、棚户区和贫民区勉强维持生活。失业者竭尽所能，在都市贫民区勉强谋生。这种情况当然界定了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生活成本，而这种生活成本又界定了正式经济部门里的薪资下限（这一点对资本尤其重要）。这种薪资下限可尽量压低，只要能招聘到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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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薪资下限取决于长期的阶级斗争所确立的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障水平。这导致右派理论家提出以下论点：失业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失业者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太好了。因此，解决失业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降低失业给付！原本因为薪资太高、无利可图而放弃某些生产活动的雇主，将可能因薪资下跌而扩大生产，提供更多职位。若干证据显示，类似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当然，问题在于整体薪资水平即使降低，也未必能产生多少新职位，结果是劳动者受到更严重的剥削，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将得到更丰厚的利润，收入分配不平等也将加剧。这正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任内改革福利制度，1995年引进“工作福利”（workfare）要求产生的效应之一。失业者领取福利救济的条件大幅收紧，变得相当苛刻，结果当然是贫困的失业者大增；他们找不到工作，因为在全球化（加上世界各地大量备用劳动力产生的竞争）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这两种力量影响下，新增就业机会根本微不足道。克林顿此后获得商界慷慨的奖赏，2012年演讲收入达1700万美元，主要由商业团体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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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阵营在劳动力管理上采取这种方针，包括全面攻击所有亲劳动者的机构，例如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机构长期力求保护劳动者，以免他们在不时发生的普遍失业潮中受到严重冲击。因为政治和策略原因，劳动力后备军的普遍景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恶化。资本为了自身的生存，近数十年来实际上在加深收入不平等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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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说法当然是一种过度简化的叙述，但它很好地说明了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如何通过收入不平等的周期波动（从相对平等到极度不平等），在历史上展现出来。与此同时，经济正统观念也出现转变。如我们之前提到，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论主导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而约从1980年起，主导经济思想的变成货币学派的供给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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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讲到以下问题：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怎样的社会不平等水平是可以接受和可取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倡导政治、法律和公民权利的平等，但彻底的经济平等显然是不可能的。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分隔显而易见。但是，产生财富与制造贫穷（如本章所述，这是资本的基础）之间的矛盾，何时会加剧并逐渐形成危机？危机可能以两种方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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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生产与实现之间的失衡。大众的有效需求不足，会拖延或阻碍资本的流通。资本主义国家近年广泛奉行的紧缩开支政策，抑制了有效需求，并妨碍赢利机会的创造。这解释了美国当前的情况：企业盈利创历史新高，但再投资却相当疲软。产生危机的第二种方式，是由不可接受的不平等激起社会不满和革命运动。这种威胁并非仅限于绝对剥夺（absolute deprivation）的情况，也可能由相对剥夺造成，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剥夺导致特定的宗教、民族、性别或种族群体陷于经济弱势地位。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劳动者骚乱和城市暴动，便属于这一类型。巴西2013年的社会骚乱，发生在该国不平等情况稍有改善的时候，部分原因在于遭边缘化的群体期望上升，但公共服务和设施未能跟上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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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的一切都不能解释为何财富惊人地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上；他们分配到的收入比例高得吓人，正形成一个全球财阀统治阶级。但是，我们可以在结构面找到该现象发生的原因，而关键在于贸易、媒体和金融资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科技快速演变和通信方面的时空革命，彻底改变了货币资本跨地域移动的可能性。资本内部所重视的，因此已经转向全球金融化。数个资本矛盾之间的动态变化产生互动，通过金融化扩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容我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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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金融化（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当前阶段之所以特别，在于货币资本的流通速度惊人地加快，而且金融交易费用大幅降低。相对于其他资本形式（尤其是商品和生产），货币资本的移动性已经急增。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强烈倾向在此产生重要作用。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在最近的文章中表示，这“促进既有资本结构（例如特定的工业生产模式）的‘创造性破坏’，并刺激新技术的发展”，进而促进“新产品、生产程序和新生产地点的开发”。随着资本寻找并移往成本较低的新地点，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变得更加显著。金融施加的压力“驱使投资追逐越来越短线的利润，损害长期和较深层的增长，并且导致投机泡沫和随之而来的崩盘。它导致利润不够高（收益率低于资本收益率中位数）的公司承受更大的市场压力，促使资本撤出仍然赚钱的老企业，并因此压低薪资，削弱工业资本体制通过加薪与劳动者分享利润的倾向。它导致不平等加剧。”（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此外，急促的金融化也“导致财富投资报酬超过受薪工作报酬。它奖励交易者多过物资生产者……它使所有其他类型的企业为金融服务支付更多费用。2010年，光是纽约市一地，证券业员工的奖金总额便高达208亿美元，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共赚得227亿美元。而且这是发生在市场崩盘彰显金融化如何损害总体经济之后。”[4]各领域的交易者均得益，不仅是金融交易者。信息和奇观经济（the economy of spectacle）配备的交易，形象和拜物欲望的制造也都是这种大趋势的一部分，期货交易也不例外——无论这一切结果证实多么虚幻。贸易商、食租者和金融业者的地位改变了，变成相对于工业资本的资本积累仲裁者。正是这样，财富和收入分配自20世纪70年代起变得极度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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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已经令资本本身变得比较不安全、比较波动和更容易爆发危机，因为在资本积累的主要仲裁者与实际生产活动几乎毫无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会出现一种紧张情况。在这种沉重压力下，资本主义的引擎已经哀号了一段时间。这引擎可能容易爆炸（果真如此，灾难的中心可能是中国），又或者停止运转（当代欧洲和日本看来比较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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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当中有深刻的讽刺。在历史上，工业资本展开有力的斗争，试图挣脱以下3种势力施加的枷锁：榨取租金的地主，放高利贷的金融业者，以及伺机在不均衡的市场里掠夺或低价买进、然后高价卖出的商人。21世纪的资本主义看来正忙于编织一张束缚之网，令食租者、贸易商、媒体和通信大亨，以及最重要的金融业者无情地压榨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业资本，损害其命脉；受雇于工业资本的劳动者遭压榨，更不在话下。工业资本并非消失了，它只是屈从于比较奇异和恶毒的其他资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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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资本出现了，它在技术变革的领域里和社会关系全球化的过程中活力十足，但冷酷无情，不但不关心社会劳动的生产环境，甚至不关心是否有生产活动。但是，如果所有资本家均寻求靠租金、利息、贸易利润、媒体资本的报酬，甚至是等而下之的资产价值投机和资本利得赚钱（美国所得最高的1%人口多数便是这样），并不产生社会价值，那么唯一的可能结果是爆发惨痛的危机。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巨大的经济财富、权力和特权将集中在贸易和媒体资本家、金融业者和食租者身上。不幸的是，这种财阀统治阶级显然已经出现。这一阶级的日子过得极好，大众却是相当困苦——这也是难以掩饰的事实。值得关注的大问题是：遭剥夺的人何时将发起群众政治运动，重夺他们失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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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如果目前出现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是反映一种新资本的崛起，是哪些矛盾造就这种资本的崛起？我们稍后谈资本危险的矛盾时，将讨论这个关键问题。届时我希望能证明这并非只是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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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反资本主义策略的政治含义既简单又深远。例如，如果美国的民意调查真的能反映民情，改革运动若能促成远比目前平等的分配结果，将可得到美国民众强烈支持，即使许多人要求这种改革不得由政府去执行。工人控制的生产方式、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ies），以及自由的社群和合作组织将得到广泛支持（事实上现在也已经获得广泛支持）。像蒙德拉贡（Mondragon）这种例子是非常吸引人的：它是欧洲最大、最长寿的工人合作组织，采集体管理方式，其成员的收入差距直到最近不超过3：1，远低于典型美国公司的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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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也看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潜在价值，那便是“革命性改革”。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自当前水平适度降低，显然完全不会威胁到资本的再生产。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要在当前关头生存下去，分配不平等适度降低绝对是必要的，因为目前的不平等情况大有可能变成一种绝对矛盾，而这是因为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将变得难以控管，进而造成日趋严重的失衡。但是，如果资本的运作真的必须靠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支持，则缩减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行动超过某个限度，将威胁到资本的再生产。压缩利润的行动一旦展开，最终可能演变成压榨资本、损害其命脉，以报复资本对劳动者的系统性压榨。没有人知道突破点确切在哪里，但肯定是远在分配平等程度达到美国民调显示大众乐见的水平之前。以缩减社会不平等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可以成为革命性转变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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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hael Norton and Dan Ariely,“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One Wealth Quintile at a Time”,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6,2011,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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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xfam,“The Cost of Inequality
:How Wealth and Income Extremes Hurt Us All”,Oxfam Media Briefing,18 Jan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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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anko Milanovic,Worlds Apart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Inequal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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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raig Calhoun,“What Threatens Capitalism Now?”,in Immanuel Wallerstein,Randall Collins,Michael Mann,Georgi Derluguian and Craig Calhoun,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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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3 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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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们可以合理地说，资本完全不关心劳动者贫困与否；劳动者只能靠自己的进取心和创造力，以资本提供的微薄薪资为基础，在生物、心理和文化层面再生产自己。劳动者一般会顺从，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正是马克思遇到的情况，而很可能正因如此，他在建立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把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问题放在一边。但是，如果劳动者不从事自我再生产，或是因为过劳而在矿井或工厂里过早死亡（或因为过劳而自杀），而资本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再轻易获得备用的剩余劳动力，则资本显然将无法再生产。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危险：他清楚看到，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致命的剥削程度必须受到限制，而在这一点上，国家立法对保护资本的再生产和劳动者的性命同样重要。保护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条件，与资本再生产所需的条件向来总是有潜在的矛盾。但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这个矛盾已经变得远比以前显著和复杂，含有许多危险的可能，而且有广泛但不均衡的地域表现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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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厂制度的兴起，以及资本的生产系统越来越复杂迂回，这个矛盾变得更显著。在传统的工匠技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同时，资本对获得受过适度教育的劳动力兴趣大增：资本希望劳动者识字、灵活、守纪律和够配合，足以胜任机器时代要求的各种工作。1864年的英国工厂法案加入教育条款，是资本对劳动者的能力兴趣日增的一个迹象，而这涉及对劳动者在工厂以外的生活有限度的干预。在整个资本体制内，这种对持续培养够水平的劳动力之关切，在全球许多地方与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一项政治计划是一致的；这项计划希望创造出一个“可敬的”劳动阶级，它将避免参与暴动和革命，屈服于资本的劝诱。公共教育的增长，加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煤气与水”社会主义（政府控制公用事业），无疑改善了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的生活，且使政治代表权（投票权，因此也就是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利）扩展至全民普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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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劳动者教育和动用财务资源做这件事的兴趣日增，是资本历史的一大特色。但资本做这件事不是无私的，且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对此事造成一些困难。这是因为此事涉及资本希望劳动阶级受到怎样的教育，以及劳动阶级本身希望认识什么。例如在英国和法国资本体制的早期历史中，自学的劳动者一直是资方的眼中钉，因为他们热衷于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构想，向往不同于资本提供的生活方式，且愿意采取政治行动（虽然可能未至于发起革命），以求实现某些反资本主义构想。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宣扬解放和乌托邦思想的组织惊人地盛行，与此相关的名字包括傅立叶（Fourier）、圣西门（Saint-Simon）、蒲鲁东（Proudhon）和卡贝（Cabet）等。与此同时，英吉利海峡对岸也出现比较冷静但仍然坚持立场的作品，它们宣扬劳动者权利，以及建立团结组织（如工会）和各种政治运动（例如人民宪章运动）与组织的必要性，当中有些得到乌托邦思想家和实践者如欧文（Robert Owen）的支持。如果这就是劳动阶级的教育，资本是完全不想要的。但是，因为劳动阶级中至少有部分富有影响力的人坚持自学，资本必须想出因应之道。如狄更斯小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中的董贝先生所言，他不反对公共教育，条件是劳动者在这种教育中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正确地位。马克思虽然对多数社会主义乌托邦作品持批判态度，但从中学到很多，也希望创造一整套反资本主义知识，作为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思想源泉。资本当然不希望劳动者看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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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共教育已经相当配合资本的要求，包括灌输资本喜欢的意识形态，培养配合分工需要的技能，但未能消除基本冲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利益也介入，希望建立一种跨阶级认同和团结意识，而这与资本的强烈倾向是有冲突的：资本希望资本家和劳动者均抱持某种无根的普世个人主义（cosmopolitan individualism）。这些有关公共教育内容的矛盾都无法轻易解决，但这不妨碍一个简单的事实：投资在教育和培训上，是资本维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中国近年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大量投资在教育上，一如之前的新加坡和其他东亚国家。这是因为资本的赢利能力，越来越依赖技术劳动者的生产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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