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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当中有深刻的讽刺。在历史上，工业资本展开有力的斗争，试图挣脱以下3种势力施加的枷锁：榨取租金的地主，放高利贷的金融业者，以及伺机在不均衡的市场里掠夺或低价买进、然后高价卖出的商人。21世纪的资本主义看来正忙于编织一张束缚之网，令食租者、贸易商、媒体和通信大亨，以及最重要的金融业者无情地压榨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业资本，损害其命脉；受雇于工业资本的劳动者遭压榨，更不在话下。工业资本并非消失了，它只是屈从于比较奇异和恶毒的其他资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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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资本出现了，它在技术变革的领域里和社会关系全球化的过程中活力十足，但冷酷无情，不但不关心社会劳动的生产环境，甚至不关心是否有生产活动。但是，如果所有资本家均寻求靠租金、利息、贸易利润、媒体资本的报酬，甚至是等而下之的资产价值投机和资本利得赚钱（美国所得最高的1%人口多数便是这样），并不产生社会价值，那么唯一的可能结果是爆发惨痛的危机。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巨大的经济财富、权力和特权将集中在贸易和媒体资本家、金融业者和食租者身上。不幸的是，这种财阀统治阶级显然已经出现。这一阶级的日子过得极好，大众却是相当困苦——这也是难以掩饰的事实。值得关注的大问题是：遭剥夺的人何时将发起群众政治运动，重夺他们失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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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如果目前出现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是反映一种新资本的崛起，是哪些矛盾造就这种资本的崛起？我们稍后谈资本危险的矛盾时，将讨论这个关键问题。届时我希望能证明这并非只是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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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反资本主义策略的政治含义既简单又深远。例如，如果美国的民意调查真的能反映民情，改革运动若能促成远比目前平等的分配结果，将可得到美国民众强烈支持，即使许多人要求这种改革不得由政府去执行。工人控制的生产方式、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ies），以及自由的社群和合作组织将得到广泛支持（事实上现在也已经获得广泛支持）。像蒙德拉贡（Mondragon）这种例子是非常吸引人的：它是欧洲最大、最长寿的工人合作组织，采集体管理方式，其成员的收入差距直到最近不超过3：1，远低于典型美国公司的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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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也看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潜在价值，那便是“革命性改革”。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自当前水平适度降低，显然完全不会威胁到资本的再生产。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要在当前关头生存下去，分配不平等适度降低绝对是必要的，因为目前的不平等情况大有可能变成一种绝对矛盾，而这是因为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将变得难以控管，进而造成日趋严重的失衡。但是，如果资本的运作真的必须靠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支持，则缩减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行动超过某个限度，将威胁到资本的再生产。压缩利润的行动一旦展开，最终可能演变成压榨资本、损害其命脉，以报复资本对劳动者的系统性压榨。没有人知道突破点确切在哪里，但肯定是远在分配平等程度达到美国民调显示大众乐见的水平之前。以缩减社会不平等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可以成为革命性转变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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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hael Norton and Dan Ariely,“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One Wealth Quintile at a Time”,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6,2011,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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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xfam,“The Cost of Inequality
:How Wealth and Income Extremes Hurt Us All”,Oxfam Media Briefing,18 Jan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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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anko Milanovic,Worlds Apart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Inequal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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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raig Calhoun,“What Threatens Capitalism Now?”,in Immanuel Wallerstein,Randall Collins,Michael Mann,Georgi Derluguian and Craig Calhoun,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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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3 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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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们可以合理地说，资本完全不关心劳动者贫困与否；劳动者只能靠自己的进取心和创造力，以资本提供的微薄薪资为基础，在生物、心理和文化层面再生产自己。劳动者一般会顺从，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正是马克思遇到的情况，而很可能正因如此，他在建立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把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问题放在一边。但是，如果劳动者不从事自我再生产，或是因为过劳而在矿井或工厂里过早死亡（或因为过劳而自杀），而资本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再轻易获得备用的剩余劳动力，则资本显然将无法再生产。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危险：他清楚看到，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致命的剥削程度必须受到限制，而在这一点上，国家立法对保护资本的再生产和劳动者的性命同样重要。保护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条件，与资本再生产所需的条件向来总是有潜在的矛盾。但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这个矛盾已经变得远比以前显著和复杂，含有许多危险的可能，而且有广泛但不均衡的地域表现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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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厂制度的兴起，以及资本的生产系统越来越复杂迂回，这个矛盾变得更显著。在传统的工匠技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同时，资本对获得受过适度教育的劳动力兴趣大增：资本希望劳动者识字、灵活、守纪律和够配合，足以胜任机器时代要求的各种工作。1864年的英国工厂法案加入教育条款，是资本对劳动者的能力兴趣日增的一个迹象，而这涉及对劳动者在工厂以外的生活有限度的干预。在整个资本体制内，这种对持续培养够水平的劳动力之关切，在全球许多地方与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一项政治计划是一致的；这项计划希望创造出一个“可敬的”劳动阶级，它将避免参与暴动和革命，屈服于资本的劝诱。公共教育的增长，加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煤气与水”社会主义（政府控制公用事业），无疑改善了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的生活，且使政治代表权（投票权，因此也就是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利）扩展至全民普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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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劳动者教育和动用财务资源做这件事的兴趣日增，是资本历史的一大特色。但资本做这件事不是无私的，且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对此事造成一些困难。这是因为此事涉及资本希望劳动阶级受到怎样的教育，以及劳动阶级本身希望认识什么。例如在英国和法国资本体制的早期历史中，自学的劳动者一直是资方的眼中钉，因为他们热衷于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构想，向往不同于资本提供的生活方式，且愿意采取政治行动（虽然可能未至于发起革命），以求实现某些反资本主义构想。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宣扬解放和乌托邦思想的组织惊人地盛行，与此相关的名字包括傅立叶（Fourier）、圣西门（Saint-Simon）、蒲鲁东（Proudhon）和卡贝（Cabet）等。与此同时，英吉利海峡对岸也出现比较冷静但仍然坚持立场的作品，它们宣扬劳动者权利，以及建立团结组织（如工会）和各种政治运动（例如人民宪章运动）与组织的必要性，当中有些得到乌托邦思想家和实践者如欧文（Robert Owen）的支持。如果这就是劳动阶级的教育，资本是完全不想要的。但是，因为劳动阶级中至少有部分富有影响力的人坚持自学，资本必须想出因应之道。如狄更斯小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中的董贝先生所言，他不反对公共教育，条件是劳动者在这种教育中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正确地位。马克思虽然对多数社会主义乌托邦作品持批判态度，但从中学到很多，也希望创造一整套反资本主义知识，作为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思想源泉。资本当然不希望劳动者看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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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共教育已经相当配合资本的要求，包括灌输资本喜欢的意识形态，培养配合分工需要的技能，但未能消除基本冲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利益也介入，希望建立一种跨阶级认同和团结意识，而这与资本的强烈倾向是有冲突的：资本希望资本家和劳动者均抱持某种无根的普世个人主义（cosmopolitan individualism）。这些有关公共教育内容的矛盾都无法轻易解决，但这不妨碍一个简单的事实：投资在教育和培训上，是资本维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中国近年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大量投资在教育上，一如之前的新加坡和其他东亚国家。这是因为资本的赢利能力，越来越依赖技术劳动者的生产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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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育本身最终变成一盘“大生意”——这种事在资本的历史上相当常见。教育本来是公立和免费的，但私立和付费趋势严重侵入教育领域，造成民众的财务负担：渴望受教育的人必须付费，才能完成自身的社会再生产这个关键部分。社会上出现一群受过教育但负债累累的劳动者，后果如何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定。不过，从一些迹象看来，这种情况无论发生在哪里，都很可能成为民众强烈不满的一个源头，例如智利自2006年起，学生与政府便因为该国高中和高等教育民营化且学费昂贵，爆发街头冲突，至今尚未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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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培训创造出富有生产力的劳动力，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由此而生，而这可能是人们广泛接受的经济概念中最怪异的一个。这概念最早出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他认为劳动者获得生产技能，无论是通过“教育、研究或当学徒，总是得付出真实的成本；这些成本如同固定和实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这些生产技能是劳动者个人财富的一部分，也是当事人所属社会的财富。工匠技术提升，如同购置提升效率或节省劳力的机器或工具，虽然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可以连本带利赚回来”。[1]问题当然在于培养这些技能的成本由谁承担（劳动者、国家、资本还是公民社会中的某种机构，例如教会），而好处（亚当·斯密所讲的利润）又由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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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非技术劳动者，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劳动者期望获得较高的薪酬，无疑是合理的。不过，这不表示较高的薪酬是劳动者投资在自身的教育和技能上，最终赚到的一种利润。如马克思在他对亚当·斯密的尖刻批评中指出，问题在于劳动力必须在受剥削的情况下替资本工作，才能实现自身技能的较高价值；但如此一来，劳动者较高生产力产生的好处，最终是由资本而非劳动者获得。[2]例如近十年来，劳动者生产力大幅增长，但劳动者分享到的成果比例不升反跌。马克思指出，无论如何，如果劳动者身上真的有一种资本，他将可以完全不工作，靠他的资本产生的利息生活（资本作为一种财产关系，总是可以选择这么做）。在我看来，人力资本理论复兴［例如经由贝克尔（Gary Becker）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的主要作用，在于掩藏劳资阶级关系的重要性，并制造出以下假象：所有人都是资本家，只是大家靠自身资本（人力或其他资本）赚到的收益率各有不同。[3]如果劳动者得到的薪资非常低，相信这种理论的人可以说，这不过是反映劳动者投资不力，因此未能建立雄厚的人力资本！简而言之，低薪是劳动者自身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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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的重要机构，从大学的经济学系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莫不全心拥护这种理论虚构，也就不令人意外；它们这么做，当然是因为意识形态，而不是基于可靠的知识理由。这些机构最近也支持以下这个不可思议的虚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再生产非正式部门，实际上是一大群活力十足的微型企业，只要能获得微型贷款（必须付很高的利息，而利润最终落入主要金融机构的口袋），就可以成为资本家阶级货真价实的正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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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我强烈反对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把个人天赋（这在社会生活中无疑非常重要）说成是一种资本，称之为“文化资本”。[4]强调个人天赋在确立社会地位上的作用，因此强调它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复制阶级差异的作用，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把个人天赋当成一种（我们在本书所讲的）资本，则是令人困惑的，甚至可说是一种任性的错误。根据这种说法，如果你学会欣赏作曲家斯卡拉蒂（Scarlatti，如果你是法国人）或歌手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如果你是美国人），应该可以找到累积金钱财富和收入的方法。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的实际应用，是在商品和地方的品牌建立和营销操作上（但这不是布迪厄的论点）：这种品牌和营销操作的目的，是令商品或地方（例如上等葡萄酒和完美的观光景点）可以赚取垄断租金。但是，这种操作是在制造差异的符号，而如果这个符号能持续有效，将可成为永久的垄断租金和金钱利润的来源。通过产品差异化，强调我这个品牌的牙膏独一无二，向来是防止市场交易抹平商品差异的一种手段。替商品和地方建立品牌，是位居当代广告业和旅游业核心地位的一种操控手段，其背后是一个符号的世界（充满象征意义），而谁创造这个符号世界，对操控人类欲望获取金钱利益至关重要。替商品的品牌操作付费，并获取这种操作产生的金钱利益的人，当然是制造这些商品的资本家。他们有时确实会毫不犹豫地替自己的产品加上阶级标志，以及更明显的诱人的性别形象。资本无疑在营销和销售上使用这些差异符号，但这不代表这种差异是一种资本（如布迪厄所讲的那样），虽然如果差异是独特和原创的（像毕加索的画作），则它确实往往能产生垄断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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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的某些方面影响劳动力的竞争质量，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主要是后者）近来对这些方面产生很大的兴趣。任何一个国家若想往生产价值链的上方移动，进入研发的领域，通过掌控知识产权使国家变得更富有，则它必须有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科学能力的劳动力可以运用，而这种劳动力必须靠本地培养（因此，在像美国这些国家，研究型大学极其重要）或从外国输入。要培养出这种劳动者，教育必须从小开始，整个教育体系因此成为资本关注的目标，但资本通常尽可能避免为此支付费用。在像新加坡和当下中国这样的国家，国家大力投资在所有层级的教育上，是它们的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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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的快速演变，尤其是我们之前提过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已经根本改变了可赋予劳动者优势的技能类型，而教育体系则往往笨拙地勉力赶上新需求。20多年前，瑞奇（Robert Reich）便指出一种新兴的分工方式：“符号分析”（symbolic-analytic）服务、例行生产，以及“亲身”（in-person）服务。“符号分析”人员包括工程师、法律专家、研究人员、科学家、教授、高级主管、新闻工作者、顾问和其他“劳心工作者”；他们主要靠搜集、处理、分析和操控信息与符号谋生。瑞奇估计此类人员占美国全体劳动者约20%，而他们之所以占据优势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从事他们的工作。不过，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分析和符号技能，而这种教育多数从家庭开始：儿童很早便学习如何利用电子装置，使用和操控数据与信息，配合新兴的“知识经济”的需求。[5]这群人构成资本体制中相对富有但高度移动的中上阶级的核心，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在特权小区中（并把自身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封闭起来），与社会其他部分区隔开。相比之下，从事传统生产工作的劳动者（例如钢铁业和汽车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劳动者则前景黯淡，原因包括他们的职位很可能会消失，以及幸存下来的职位很可能薪资微薄、福利稀少，因为市场上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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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长期以来均有意提升至少部分劳动者的生产力，但这种意愿起初不涵盖劳动者文化和感情生活的所有方面。社会再生产的某些方面，例如养儿育女、照顾老弱，在许多地方通常仍然是个别劳动者的事，在市场考虑之外，一如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许多复杂情况，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现，它必须介入医疗、教育和社会控制服务的监理和供应之中，甚至必须协助民众培养一些有利于自律和公民意识的心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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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卡茨（Cindi Katz）指出，社会再生产的整个领域是“日常生活中有关肉体的、混乱和不确定的事务”，但它“也是一组结构化的运作，与生产形成辩证关系，互相构成（mutually constitutive）但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社会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之间的矛盾统一，明确地成为一个变动的矛盾，在资本的整个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个矛盾所涉及的东西，当下与1850年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卡茨指出：“社会再生产包括日常和长期的再生产，涵盖生产工具和运用这些工具的劳动力。在它最基本的层面，它有赖劳动力在生物层面的再生产，包括世代和日常基础上的再生产。”它也包含手工、心智与概念技能的生产和再生产。[6]这一切是在个人工资加社会工资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提供社会工资的包括各种政府机构（例如负责教育和医疗的机关），以及公民社会里的关键组织（例如教会和由慈善捐款支持的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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