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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个难题，资本的历史中出现一种长期趋势：家庭劳动由市场交易取代（从剪发、外带食物、冷冻食品、快餐到干洗、娱乐和照顾老幼）。个人家庭劳动进入市场领域，成为一种私营生意，加上家用技术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从洗衣机、吸尘器到微波炉，当然还有房屋和汽车），迫使人们付出可观的金钱购置（通常必须靠借贷融资），不但根本改变了家庭经济的本质，还彻底改变了市场之中资本价值实现的过程。世界各地的住房商品化，通过为了社会再生产的空间消费，打开一个巨大的资本积累领域。如我们已经看到，资本长期以来刻意推动“理性消费”，也就是鼓吹助长资本积累的家庭消费主义，不管这些消费是否满足真实的人性需求（无论这些需求是什么）。社会再生产受这种趋势的影响越来越大，有时甚至遭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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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事实触发许多反思，审视资本对“生活世界”（lifeworld）和“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越来越强的支配力；“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追随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说法，“日常生活”则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分析此一现象使用的标题。[7]资本及其各种形式的产物有系统地侵入人类生活世界的几乎各个方面，当然引发抵抗，但对多数人来说，这种抵抗已被证实无效，即使资本的入侵并未受到热烈欢迎也一样。进步左派（尤其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已提出理由，主张做家务应得到薪水。因为这种劳动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这种主张有明确的政治理由，但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只会促进所有事物完全货币化的趋势，最终反而对资本有利。家庭劳动很难货币化；此外，这种做法不大可能造福民众，尤其是妇女，因为即使做家务可获得薪水，她们很可能仍将受到过度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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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法国杰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完全合理的说法，认为中世纪末期一般人的物质生活，和物质再生产与资本以至市场几乎完全无关，这种构想在我们的时代已失去意义，仅有的例外是世界上一些偏僻的地方（例如某些原住民社会或偏远的农村），因为资本尚未在这些地方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力。[8]日常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已经快速商品化，替反资本主义斗争制造出一个复杂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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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地方，社会再生产已经成为被资本主义活动高度入侵的领域。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国家的触角和资本的影响与力量以无数种方式，在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延伸和扩张。当然，这些介入并非全都是有害的。社会再生产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女性常在这个领域遭受压迫和暴力伤害，还被剥夺教育机会；儿童常遭虐待和暴力伤害；偏执衍生出对他人的蔑视；劳动者在工作中受到压迫和暴力对待后，常把这种痛苦转嫁到家人身上；酗酒和滥用药物也造成很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适度的社会管制甚至国家干预，对社会再生产领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可能导致官僚掌控日常生活和社会再生产，使得人们没有什么自主发展的余地。此外，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所有过程更深地嵌入社会和生物生活的网络之中，已经产生这样的世界：可能导致异化的、过度的家庭消费主义，与支持足够的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消费产生矛盾，一如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显著。例如在美国，当代的社会再生产有多少是用来培养人们从事疯狂的炫耀性消费和金融投机，而非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可敬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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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世代，马丁（Randy Martin）所称的“日常生活金融化”已经显著地介入社会再生产。[9]如果我们问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答案是相当惊人的：社会再生产有多少是靠债务融资？此一事实有何含义？在世上许多地方，高利贷集团向来扮演重要角色，至今仍是这样。在印度许多地方，社会再生产发生在高利贷集团可怕的阴影下。微型贷款组织的出现并未解除这种困境［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迫使借款人走上自杀的绝路（主要是女性），因为这是他们摆脱集体债务的唯一方法］。但是，几乎在所有地方，与社会再生产有关的个人债务如今已成为形式不一的灾难。美国的学生背负重债，这种情况如今也正出现在英国、智利和中国；与此同时，人们为了应付日常生活所需而背负的债务，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在中国，个人负债在1980年左右接近于零，如今不过是数十年时间，已暴增至远远超过收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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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上只是一种泛论，而这些矛盾在各地域有不同的表现。世界上某些地方（例如消费占GDP超过70%的美国）似乎比较重视通过败坏社会再生产合理形式的异化消费主义，维持经济的有效需求；另一些地方（例如消费占GDP超过约35%的中国）则比较重视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便能不停地生产价值。在分裂的城市如拉各斯（尼日利亚港口城市）、圣保罗（巴西最大的城市）以至纽约，城市的一部分人沉迷于炫耀性消费，另一部分人则致力于繁殖可轻易剥削的劳动力（因为供给过剩，总是有很多人没有工作）。学者研究这些不同环境下的社会再生产，发现家庭活动的性质和意义有巨大的差距，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这种分裂导致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出现一些古怪的现象。巴基斯坦和印度以极其微薄的工资雇用童工，每天工作10至12个小时，生产足球供年薪以百万美元计的球员使用，卫道人士站在道德立场谴责这种现象，但完全漠视另一个事实：他们自己的孩子因为在市场中消费，也受到资本的剥削。与此同时，这些孩子也被灌输参与这种腐败交易的伎俩，包括利用计算机操纵股市，无本生利。你上网搜索李柏（Jonathan Lebed）的故事，便知道我在讲什么。李柏15岁时，已经靠买卖低价“水饺股”赚到数百万美元：他在网络上设立聊天室，吹捧他刚买进的股票，然后利用好评推高股价后卖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控告他，他则断言华尔街正是这么做的。结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只是罚他一笔小钱，像放下烫手山芋那样放弃起诉他，因为他说得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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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的矛盾，不可脱离各地域的情况差异去理解。与此同时，这些矛盾的一般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物质活动、文化形式和当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极其重要。如卡茨指出，在资本高度流动的背景下，社会再生产“基本上仍必要地保持本地形式，受限于特定地域”。结果是产生“跨空间、跨边界、跨规模的各种脱节现象，可能触发社会关系中沉积的不平等，也同样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农业劳动者的再生产发生在墨西哥，但最后在加州的田地里工作；女性工人增长于菲律宾，最后承担纽约市大量的家庭劳动；数学工程师在苏联共产主义体制下受训，最后在卡拉维尔角（附近有肯尼迪太空中心和卡纳维尔角空军基地）工作；在印度受教育的软件工程师，则去了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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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不但涉及劳动技能，还关乎消费习惯的整理。卡茨表示：“劳动力再生产召唤一系列的文化形式和习惯，它们因地域和历史时期而不同。”这包括与以下事物有关的所有东西：知识与学习、世界观、道德和美学判断、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习俗与价值观，以及支撑对地方、地区和国家忠诚的归属感。社会再生产也灌输“维持和强化阶级和其他差异类别的常规”，以及“一套文化形式和常规，以便增强和内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强势社会关系”。通过这些社会实践，“社会的参与者成为某个文化的成员；他们协助创造这个文化，同时在其中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也会对抗这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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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茨的结论是，“社会再生产的问题相当棘手，令人烦恼，但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的伤害，多数可在这领域看到。”[10]在社会再生产领域，资本的创造性破坏甚为阴险，鼓吹一种异化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有助于助长粗鲁、竞争的自私贪欲，并在许多人无可避免地未能建立自身的“人力资本”时，把问题归咎于受害者。不平等的再生产在这领域开始，随后因为缺乏任何强劲的反作用力，也在这领域结束。例如在美国，社会流动已几乎停顿下来，因此一切依赖于一个非常不平等、受严密控制，甚至是断然歧视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前民众在自身的再生产上曾经自力更生，完全不依赖资本或国家的协助，但民众现在做这件事，却必须应付国家和资本对日常生活的严重腐化和干预；这种干预不但迫使人们去填补差异极大的各种位置（包括无用之人的位置），从事各种工作，还迫使人们消化资本灵巧地生产出来和营销的各种不必要的无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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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看到了矛盾并设法应付。有些人渴望回归本土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又或者至少认为通过建立基于家庭和劳动者组织网络的另类社群，有望挑战组织严密的消费主义资本体制下粗鲁的社会再生产方式。但是，资本以消费主义腐化社会再生产的策略行之已久、坚持不懈，而且获得广告和推销业的慷慨金钱支撑（这个产业为了推销商品，不惜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新百货公司的老板力求建立更大的市场势力时，口号是“掌控女性顾客”。近代鼓吹消费的广告，主导思想则是“掌控小孩，越小越好”。如果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常看电视、玩计算机游戏或iPad，这对他们的心理和文化态度、世界观和未来的政治主体性会有深远影响。卡茨表示，再生产是个麻烦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它非常专注于“很有问题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形式”的再生产。因此，社会再生产不大可能是革命情感的来源。但是，有很多东西依赖它，包括对抗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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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无所不在，我们因此可以它为中心，构建对最阴险资本形式的批判。这正是列斐伏尔撰写他的多卷巨著《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想做的事。他在此书中批判个体性（“私人”意识和个人主义），批判货币（他是从拜物主义和经济异化的角度去理解），批判需求（心理和道德异化，当然是源自消费主义而不是必要的消费），批判工作（劳动者的异化），以及批判自由的概念和意识形态（驾驭自然和人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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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导我们走向一种反资本主义政治形式，回应资本体制下日常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受到的冲击。在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操控下，大众的日常生活恶化，在社会再生产方面丧失自主权；应对这种情况，所有的集体政治反应都必须以抵消多重的异化为最重要的任务。这不代表只能靠孤立的个别家庭尽其所能。我们还可以把家庭嵌入社会网络中，为管理和促进一种充满“文明”价值观的共同生活而努力。我们将在本书结论讨论这种做法。与此同时，列斐伏尔对自由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它涉及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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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所谓的“激进”策略如果试图把货币化和市场力量引入社会再生产领域，借此替这一领域中遭剥夺权力者充权，则完全走错了方向。为一般民众提供理财训练，只会令他们暴露在遭市场上各种势力掠夺的危险中：他们试图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时，如同游在鲨鱼群中的小鱼。提供微型贷款可以鼓励借款人参与市场经济，但这种做法会把借款人必须投入的精力最大化，同时把他们可以得到的报酬最小化。为遭到边缘化的弱势人口提供土地和房产的合法产权，希望可以借此带给他们经济和社会上的安稳，但长期而言，几乎一定会导致他们失去原本已经通过惯性使用权而拥有的空间，在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遭到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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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in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The Problem with Human Capital Theory:A Marxian Critiqu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5,No.2,1975,pp.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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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rl Marx,Capital,Volume 3,Harmondsworth,Penguin,1981,pp.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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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ary Becker,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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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in J.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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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 Reich,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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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indi Katz,“Vagabond Capitalism and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Reproduction”,Antipode,Vol.33,No.4,2001,pp.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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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ü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Boston,Beacon Press,1985;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London,Verso,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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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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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andy Martin,Financialization of Daily Life,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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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atz,“Vagabond Capitalism and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Repro-duction”,pp.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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