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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不但涉及劳动技能，还关乎消费习惯的整理。卡茨表示：“劳动力再生产召唤一系列的文化形式和习惯，它们因地域和历史时期而不同。”这包括与以下事物有关的所有东西：知识与学习、世界观、道德和美学判断、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习俗与价值观，以及支撑对地方、地区和国家忠诚的归属感。社会再生产也灌输“维持和强化阶级和其他差异类别的常规”，以及“一套文化形式和常规，以便增强和内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强势社会关系”。通过这些社会实践，“社会的参与者成为某个文化的成员；他们协助创造这个文化，同时在其中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也会对抗这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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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茨的结论是，“社会再生产的问题相当棘手，令人烦恼，但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的伤害，多数可在这领域看到。”[10]在社会再生产领域，资本的创造性破坏甚为阴险，鼓吹一种异化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有助于助长粗鲁、竞争的自私贪欲，并在许多人无可避免地未能建立自身的“人力资本”时，把问题归咎于受害者。不平等的再生产在这领域开始，随后因为缺乏任何强劲的反作用力，也在这领域结束。例如在美国，社会流动已几乎停顿下来，因此一切依赖于一个非常不平等、受严密控制，甚至是断然歧视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前民众在自身的再生产上曾经自力更生，完全不依赖资本或国家的协助，但民众现在做这件事，却必须应付国家和资本对日常生活的严重腐化和干预；这种干预不但迫使人们去填补差异极大的各种位置（包括无用之人的位置），从事各种工作，还迫使人们消化资本灵巧地生产出来和营销的各种不必要的无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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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看到了矛盾并设法应付。有些人渴望回归本土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又或者至少认为通过建立基于家庭和劳动者组织网络的另类社群，有望挑战组织严密的消费主义资本体制下粗鲁的社会再生产方式。但是，资本以消费主义腐化社会再生产的策略行之已久、坚持不懈，而且获得广告和推销业的慷慨金钱支撑（这个产业为了推销商品，不惜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新百货公司的老板力求建立更大的市场势力时，口号是“掌控女性顾客”。近代鼓吹消费的广告，主导思想则是“掌控小孩，越小越好”。如果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常看电视、玩计算机游戏或iPad，这对他们的心理和文化态度、世界观和未来的政治主体性会有深远影响。卡茨表示，再生产是个麻烦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它非常专注于“很有问题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形式”的再生产。因此，社会再生产不大可能是革命情感的来源。但是，有很多东西依赖它，包括对抗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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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无所不在，我们因此可以它为中心，构建对最阴险资本形式的批判。这正是列斐伏尔撰写他的多卷巨著《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想做的事。他在此书中批判个体性（“私人”意识和个人主义），批判货币（他是从拜物主义和经济异化的角度去理解），批判需求（心理和道德异化，当然是源自消费主义而不是必要的消费），批判工作（劳动者的异化），以及批判自由的概念和意识形态（驾驭自然和人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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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导我们走向一种反资本主义政治形式，回应资本体制下日常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受到的冲击。在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操控下，大众的日常生活恶化，在社会再生产方面丧失自主权；应对这种情况，所有的集体政治反应都必须以抵消多重的异化为最重要的任务。这不代表只能靠孤立的个别家庭尽其所能。我们还可以把家庭嵌入社会网络中，为管理和促进一种充满“文明”价值观的共同生活而努力。我们将在本书结论讨论这种做法。与此同时，列斐伏尔对自由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它涉及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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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所谓的“激进”策略如果试图把货币化和市场力量引入社会再生产领域，借此替这一领域中遭剥夺权力者充权，则完全走错了方向。为一般民众提供理财训练，只会令他们暴露在遭市场上各种势力掠夺的危险中：他们试图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时，如同游在鲨鱼群中的小鱼。提供微型贷款可以鼓励借款人参与市场经济，但这种做法会把借款人必须投入的精力最大化，同时把他们可以得到的报酬最小化。为遭到边缘化的弱势人口提供土地和房产的合法产权，希望可以借此带给他们经济和社会上的安稳，但长期而言，几乎一定会导致他们失去原本已经通过惯性使用权而拥有的空间，在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遭到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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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in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The Problem with Human Capital Theory:A Marxian Critiqu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5,No.2,1975,pp.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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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rl Marx,Capital,Volume 3,Harmondsworth,Penguin,1981,pp.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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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ary Becker,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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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in J.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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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 Reich,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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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indi Katz,“Vagabond Capitalism and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Reproduction”,Antipode,Vol.33,No.4,2001,pp.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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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ü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Boston,Beacon Press,1985;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London,Verso,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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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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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andy Martin,Financialization of Daily Life,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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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atz,“Vagabond Capitalism and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Repro-duction”,pp.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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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4 自由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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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堵石墙成不了监狱，铁栏环绕也不成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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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心安之人，视之为隐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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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自由去爱，而且灵魂也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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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只有翱翔天际的天使，享有如此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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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句摘自勒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在狱中写给情人爱尔西娅（Althea）的一首诗，常有人引用。1642年，勒夫莱斯因为请求国会废除一条约束神职人员的法律而入狱。他被监禁，是因为行使他向国会请愿的自由。当然，选择在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当时是英国内战的第一阶段，势力强大的教会，权力受到约束，而国王查理一世最后还遭处决。如历史学家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言，那是动荡的时代，世界因为政治、宗教和社会运动而“天翻地覆”；这些运动希望找到方法，把有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有力观念与意识形态，同管理集体共有的利益以实践“公共利益”联系起来。[1]有关如何实践公共利益，人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无论意见如何分歧，国王和教会（不包括异议者）的神权（divine right）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怎样的政治体可以取而代之？而这又可以带来哪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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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夫莱斯在诗中表达的感想，至今仍有很多共鸣者。适应资本体制运作方式的人，多数认为自己有保持思想自由的能力，即使遭高墙和栅栏围住也不例外。我们可以轻易想象一种异于当前所处状态的情况，甚至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甚至可以构想积极的行动计划，改变世界的面貌。虽然我们认识到，历史和地理情况可能不怎么有利于我们提出并实践替代方案，但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构想替代方案，为什么不能自由地奋斗以实践这些构想？有此想法的不仅是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小说家兰德（Ayna Rand）的追随者，还包括各派别的激进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毕竟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所言：“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完全是为了帮助个人自由地实践潜能，只是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些个人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共同实践潜能。”[2]兰德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个人要真正发挥其创造力（这种理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对美好生活的构想），最好通过与他人联系、合作，共同克服资源稀缺和必要物质需求造成的障碍；马克思认为克服这些障碍之后，才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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