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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 Reich,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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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indi Katz,“Vagabond Capitalism and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Reproduction”,Antipode,Vol.33,No.4,2001,pp.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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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ü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Boston,Beacon Press,1985;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London,Verso,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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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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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andy Martin,Financialization of Daily Life,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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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atz,“Vagabond Capitalism and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Repro-duction”,pp.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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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4 自由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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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堵石墙成不了监狱，铁栏环绕也不成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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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心安之人，视之为隐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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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自由去爱，而且灵魂也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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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只有翱翔天际的天使，享有如此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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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句摘自勒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在狱中写给情人爱尔西娅（Althea）的一首诗，常有人引用。1642年，勒夫莱斯因为请求国会废除一条约束神职人员的法律而入狱。他被监禁，是因为行使他向国会请愿的自由。当然，选择在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当时是英国内战的第一阶段，势力强大的教会，权力受到约束，而国王查理一世最后还遭处决。如历史学家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言，那是动荡的时代，世界因为政治、宗教和社会运动而“天翻地覆”；这些运动希望找到方法，把有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有力观念与意识形态，同管理集体共有的利益以实践“公共利益”联系起来。[1]有关如何实践公共利益，人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无论意见如何分歧，国王和教会（不包括异议者）的神权（divine right）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怎样的政治体可以取而代之？而这又可以带来哪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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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夫莱斯在诗中表达的感想，至今仍有很多共鸣者。适应资本体制运作方式的人，多数认为自己有保持思想自由的能力，即使遭高墙和栅栏围住也不例外。我们可以轻易想象一种异于当前所处状态的情况，甚至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甚至可以构想积极的行动计划，改变世界的面貌。虽然我们认识到，历史和地理情况可能不怎么有利于我们提出并实践替代方案，但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构想替代方案，为什么不能自由地奋斗以实践这些构想？有此想法的不仅是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小说家兰德（Ayna Rand）的追随者，还包括各派别的激进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毕竟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所言：“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完全是为了帮助个人自由地实践潜能，只是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些个人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共同实践潜能。”[2]兰德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个人要真正发挥其创造力（这种理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对美好生活的构想），最好通过与他人联系、合作，共同克服资源稀缺和必要物质需求造成的障碍；马克思认为克服这些障碍之后，才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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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的背后藏着一个棘手的问题：自由的当代意义和定义，是否容不下反资本主义构想？如果我自由地追求反资本主义理想，会否像当年的勒夫莱斯那样，被捕入狱？我们是否在几乎不自觉的情况下，奉行某种偏颇、廉价的自主和自由概念，最终束缚了自己？我们奉行这种概念，是否只是支持现状，并且更深刻地印证了资本有关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扭曲观念？资本的经济引擎是否非常有力地坚持某些基本但偏颇的自主和自由观念，以致面对自由vs.控制这个关键的政治问题时，我们只有两种处理方式（坏的一种是企业家导向的，好的一种是偏向自由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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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过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几乎每一篇的核心主题都是美国代表自主和自由，不但将不惜牺牲和不遗余力地对付威胁自由的势力，还将运用自身能力和影响力，促进自主和自由在世界各地的普及。小布什总统在他所有的演讲中，一再提到“自主和自由”。例如在美国即将捏造理由侵略伊拉克之前，他便以夸张的言辞描述美国的传统：“促进自由是当前时代的召唤，是我们国家的召唤。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到（小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和（里根总统的）英国国会演讲，美国总是把我们的力量用来贯彻这个原则。我们相信自由是自然的目的。我们相信自由是历史的方向。我们相信人类的成就感和杰出表现源自负责任地运用自由。我们也相信自由——我们珍视的自由——并非只属于我们。自由是全人类的权利，人人有权得享自由。”小布什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对英国国会议员演讲时，提到自己的思想根源：“我们有时会被指责抱着幼稚的想法，以为自由可以改变世界。如果这是个错误，那是因为我们读太多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作品了。”[3]虽然小布什阅读这些作品是不可思议的事，如我们将看到，他以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为自身主张的根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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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美国对捍卫自主和自由的关心，被有系统地用来替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辩护，证明其控制世界上许多地方是正当的。美国追求自主和自由的绝对价值时，向来不排斥诉诸强制和暴力手段。美国暗地里支持政变推翻其他国家的民选领袖，已有很长的历史，包括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的阿本斯（Jacobo Arbenz），1973年推翻智利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以及较近期尝试推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但失败。美国政府如今广泛监视公民的私人通信，而且可以破解所有密码（政府因此可以取得民众的银行、医疗和信用卡记录）；当局做这些事，全都是以捍卫民众自由和免受恐怖威胁为名义。追求自主和自由就像提供一张许可证，使政府得以运用种种压制手段。美国民众对此矛盾若不是浑然不觉，便是习以为常，以致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往往欣然接受的、激励人心的有关自主和自由的辞令，经常搭配政府一些不光彩的控制手段（往往是出于腐败的目的，为了狭隘的利益），而政府长期侵犯人权的恶行（从伊拉克阿布格莱布到古巴关塔那摩湾，以及在阿富汗国土上）就更不用说了。连国际特赦组织也公开谴责美国在关塔那摩湾“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但美国政府漫不经心地漠视这一批评。唉，这种黑白颠倒的事一点也不新鲜。“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便是奥威尔小说《1984》的名句，而他当时显然是在讽刺苏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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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诱使我们得出以下看法：有关追求自主和自由的政治辞令是骗人的，被伪善者如小布什用来掩饰追求利润、掠夺和控制他人的腐败恶行。但是，这种观点否定了历史上真正追求自由的力量：从农民起义到革命运动（包括美国的、法国的、俄国的，以及中国的），以至废奴运动和脱离殖民统治、解放整个族群的斗争，全都以争取自由的名义，根本改变了社会运作的方式。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力量也通过种种斗争，包括反对种族隔离，争取公民权、劳动者权利、女性权利和许多其他少数人士（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社群、原住民，以及残障人士等）的权利，扩展自主和自由的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这些斗争以无数种方式发挥作用，改变我们的社会。对抗暴政的人埋下自由的种子，绝非只是一种空洞的姿态。当“现在就要自由”的呼声在街上回荡时，统治体制为之震动是应该的；政府必须有所让步，即使这种让步最后被证实以象征意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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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的历史中，民众对自主和自由的渴望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原动力。无论在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辞令中，这种追求如何遭到平庸化和贬低，它也不会轻易消失。但是，这件事也有它的黑暗面。追求自由的进步运动到了某个阶段（尤其是接近达成目标时），全都必须做一个决定：为了保障大家追求的自主和自由，哪些人或哪些东西必须遭受控制？革命之中，总有一些人的利益会受损，问题是哪些人和为什么。可怜的勒夫莱斯进了监狱，这似乎很不公平。法国大革命期间，恐怖统治的出现，据说是为了巩固“自由、平等、博爱”。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希望和梦想，粉碎在这个矛盾的岩石上：人类解放的希望在现实中幻灭，实际出现的是官僚和僵化的国家管控体制，而支持这一体制的是警察国家的镇压机器。后殖民社会的居民，如果真的相信追求国家解放和自由的斗争可以带来自由的巨大增长，如今也将活在幻灭之中，甚至可能对自身的自由前景忧心忡忡。南非人经过多年的激烈抗争，推翻了种族隔离制度，但如今在达成免于匮乏的自由方面，并没有比以前进步。在某些地方，例如新加坡，个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如同以个人自由交换物质福利的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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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显然有个巨大的矛盾。自由与控制如影随形。没有自由可以不必涉及控制这种“邪道”。为了打开通往更大自由的门，我们面临巨大的困难时，可能必须控制自身的恐惧，压倒讽刺者和怀疑者，当然更要压倒外部的敌人。自由与控制的统一，永远是一种矛盾统一。为了成就正义的事业，我们可能必须动用一些不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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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控制截然对立，位处矛盾的两极；这个矛盾有许多微妙的形式，还可能伪装起来（控制可以伪装成自愿的，或是通过说服和意识形态操控达致）。但我宁愿坚持使用毫不掩饰且最令人不安的表达方式，而这正是因为忽略这种矛盾的潜在后果，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感到幻灭的根本原因；这些人忠诚地为争取自由而奋斗，有时甚至牺牲性命，但他们的子孙却可能在另一种控制形式下载沉载浮。任何争取自由和自主的斗争，一开始就必须正视它准备要控制什么这问题。它也必须认识到，维持自由的代价是防范新旧控制形式的永恒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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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论述，正是在这里产生其意义。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并非只是某种通用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模式，而是还有某种个人自主和自由的愿景——它最终支撑法国哲学家福柯敏锐指出的一种自我管理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限制国家权力的任意性，同时令个人得以根据市场社会的法则管理自身行为，也促使他们这么做。[4]自我控制和自我规训内化于个人之中。这意味着自由和自主的主流概念，从过去到现在均深植于某类型的社会关系和规范之中，反映基于私有产权和个人权利的市场交换体制。它们排他地界定了自由的界限，而任何针对这种标准的挑战都必须无情地镇压。这种社会秩序由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称的“压迫性包容”构成：在这种秩序中，有一些界限是绝对不可逾越的，无论促进自主和自由的理由是多么迫切；与此同时，包容的修辞被用来说服我们容忍不可容忍的事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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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当中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注意到并思索这一事实时，竟然觉得惊讶。毕竟，市场的自由必须靠国家的暴力和控制支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自18世纪以来，自由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逐渐兴起；其主导原则是国家应自我设限，避免过度干预市场和社会，对个人行为和市场中的企业家行为（尤其是后者）应采自由放任的立场，而这不是出于家长式仁慈，而是出于在主权管辖范围内尽可能累积金钱财富和势力的自利考虑。国家经常过度管制和干预，是民众常见的抱怨，当然也是资本的标准抱怨。各国不时会出现一些反干预的政治运动（美国的茶党是一个例子），它们明确追求减少国家干预，无论那些干预是好是坏。自由至上主义论者表示，保姆国家是时候退场了，个人真正自主和自由的时代是时候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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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Karl Polanyi）深明个中关系，虽然他的政治思想与自由至上主义者南辕北辙。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以下假想：“市场经济消逝，或许能开启空前自由的时代。法律上和实际的自由，可以变得远比以前广阔和普及；监理和管控可以替所有人实现自由，而非仅限于少数人。自由不再附属于特权，在源头便已腐化，而是一种规定的权利，远远超出政治领域的狭窄范围，延伸至社会本身的细致组织。因此，工业社会的悠闲和安全产生新的自由之余，旧有的自由和公民权也得以保存。这样的社会是可以既正义又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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