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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批评森是有原因的。我认为在所有经济学家之中，他在探索如何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发展扩展自由这件事上，是走得最远的一位；他探讨的这种发展是受管制和对社会负责的，根据崇高的人道主义标准，而非粗糙势利的发展指标来评价。但是，他未能提出确切证据支持他的核心信念；该信念认为市场体制在适当的监督管理下，能公正和高效地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且能以自由的方式达到免于匮乏的自由。在森心爱的印度，放贷者每天都在破坏穷人的生计，但在森的论述中，看不到货币形式中的固有矛盾。这种自由人道主义盛行于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团体的世界；这一领域中的人真心希望消除贫穷和疾病，但并不真正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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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彼得·巴菲特是传奇投资人、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的儿子，他在《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内容震撼、富有启发意义的认错文，讲述他多年前收到父亲一笔捐款、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之后，在资本主义慈善世界的见识。他说，他很快便“注意到我开始称为‘慈善殖民主义’的现象……对某个地方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包括我），以为自己可以不怎么理会当地的文化、地理或社会常规，便解决某个当地问题”。投资经理人、企业领袖和国家元首全都“以右手寻找解决方案，但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房间里其他人用他们的左手制造出来的”。慈善本身已经成为规模庞大的事业（光是在美国便有940万人受雇于这一行业，捐款额达316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全球的不平等程度继续恶化失控，“因为资本体制在替少数人创造巨大财富之余，继续摧毁许多人的生活和小区。”慈善成为“良心漂白”的一种形式，不过是“让有钱人晚上睡得好一点，而其他人的收入则维持在勉强可以防止民怨沸腾爆发的水平。每次有人做了好事而觉得好过一些，在世界（或街道）的另一边，几乎一定有人被进一步锁进这个体制中，而这体制不允许他们真正发挥潜能，也不给他们机会过快乐满足的生活”。[10]小巴菲特向往的目标与森和马克思是一致的，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可悲历史：它从不曾解决社会问题，只是把它们四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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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慈善产业复合体”势力强大，而且正快速增长，但其运作因为应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日趋严苛的准则而受到腐蚀。小巴菲特指出，人们评判慈善工作的价值时，“仿佛认为投资收益率是检验成败的唯一标准”。为穷人提供微型贷款，改变我们对非正式经济部门的观念，视其为众多掌握私有产权的微型企业，这一切似乎符合经济理性，但正如小巴菲特问道：“这一切所为何事？人们无疑将学会融入我们的借贷体系，接受借钱必须连本带利偿还。人们将不再只是每天赚两美元：他们将进入我们的商品和服务世界，有能力多买一些东西。但是，这一切不是只会把（资本体制）这头野兽养得更强壮吗？”确实会，而且它来得正是时候，有助纾缓资本因为其他地方的有效需求衰退而面临的价值实现困难，而且可以通过合法的讨偿手段（包括以劳役偿债）和不怎么合法的掠夺手段从事剥夺式积累，显著提升资本的整体报酬水平。可惜小巴菲特在他的文章中，还是撞上了压迫性包容的墙。他提出很弱的结论：“我并非呼吁终结资本主义，我是在呼唤人道主义。”但是，他批评的做法其实正是资本体制下的人道主义表现。唯一的出路是一种革命的人道主义者，它远远超出当代压迫性包容的界限，勇敢地面对资本体制这头野兽；这头野兽吃得很好，因为它享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左手鱼肉人们，右手则象征性地照顾受剥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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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但批判偏颇地利用资产阶级自由观损害大众利益的做法，还深入探讨在真正自由的社会，真正的财富意义何在。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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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交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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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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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构想中，马克思并未回避控制的问题（他提到“人对自然力的支配”）。他认识到在革命的情况下，自由与控制的矛盾可以产生的力量。他在《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中问道：为什么“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了，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同自己的目的即同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定被抛弃”？马克思想到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版自由受到限制。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为什么政治解放者会本末倒置，把目的当成手段，把手段当成目的？”[12]远在奥威尔之前，马克思就已探究到自由变成奴役这个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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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他在卢梭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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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敢承担重任，致力于替一个民族建立制度，他必须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人性，有能力改造每一个人，把完整单独的个体改造成一个大整体的一部分，使个人从这个整体获得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他必须有能力改变人的体质，而目的是加以增强；有能力把自然赋予所有人的物质存在，以不完全和道德的存在代替之。简而言之，他必须拿走个人自身的资源，赋予他们陌生的新资源，而且是没有其他人的协助便无法运用的新资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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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完全社会化的个体，会建立不同于孤立个体的政治主体性和自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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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答案本身太圆滑，远远承受不起它须承受的历史重量，但它确实指出一个值得好好探究的方向。要捍卫所有人的自由，是靠排他的个体私有产权，还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集体管理的公有产权比较好？说到底，我们不正是面临以下的不得已抉择吗？要选择被动员来支持资本家阶级宰制势力的个体自由，还是遭剥夺者为争取更大的社会和集体自由而投入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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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请注意，卢梭构想中有些重点对马克思的想法产生双重作用。革命性变革涉及创造性破坏：我们会失去某些东西，也会得到另一些东西。在卢梭的构想中，失去的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在卢梭的理论中是源自一种自然状态，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产物）。孤立的个人主义须淡出，以迎接“陌生的”新资源。资产阶级须疏离自身的个人化过去，遭剥夺者才能得到非异化的未来自由。这彻底改变了马克思的异化（疏离）理论：在革命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异化的时刻同时具正面和负面的潜力。矛盾必然会引发含有潜在矛盾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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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这件事上，马克思表达自身想法时并未拐弯抹角：我们必须推翻（或“控制”）信奉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关财富和价值的观念，以便解放潜藏在我们周遭的人类创造潜力，造就人类的集体富有。奇妙的是，连撒切尔夫人也认为这当中有值得注意的差异，由此可见连对化学有兴趣、极度保守的杂货商的女儿，也有能力产生一些不同凡俗的想法。她说：“创造财富没有错，纯粹贪财才是错。”（不过，我想她说这句话时，并没有想到马克思的财富观：每个人的能力都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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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自由的世界，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如伊格尔顿所言：“妨碍人类充分实践潜能的枷锁解开之后，要预测会发生什么事将比以前困难得多。这是因为男男女女的行动自由都将大为增加，只要他们负起对彼此应有的责任即可。如果他们可以花更多时间在我们现在所称的休闲活动上，而不是必须努力工作，他们的行为将更加难以预测。我说‘我们现在所称的休闲活动’，是因为如果我真的运用资本体制累积的资源，把大量的人从工作中释放出来，我们将不会把他们在多出来的时间里所做的事称为休闲活动。”届时我们将可以充分利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把人们从无意义的劳动中释放出来，不必绑住那么多人在这种劳动上。伊格尔顿说：“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我们集体决定自身命运的起点。它是非常认真的民主，而非（多数时候）仅为一种政治伪装的民主。人们变得比较自由，意味着我们将较难预测他们周三下午5点时将在做什么。”[14]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将不再需要自律、决心和奉献精神，因为我们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可能会为了满足自己而非为了他人的福祉，决定投入一些需要自律、决心和奉献精神的复杂工作。如亚里士多德很早以前便已明白，自由与美好的生活如影随形，而美好的生活是积极的生活，如同所有的自然事物，永远都在求新。个人在追求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过程中（总是需要其他人的配合），确实有可能达致自由与控制之间非异化的辩证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见识过异化和它内含矛盾的可能性，对非异化关系的追求也将无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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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ristopher 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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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erry Eagleton,Why Marx Was Righ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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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在以下作品中，概括评论了小布什的所有演说：David Harvey,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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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chel Foucault,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8–1979,New York,Picado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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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 Wolff,Barrington Moore and Herbert Marcuse,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Beyond Tolerance,Tolerance and the Scientific Outlook,Repressive Tolerance,Boston,Beacon Pres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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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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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6–7.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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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6–7.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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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Anchor Books,2000,pp.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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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eter Buffett,“The Charitable-Industrial Complex”,New York Times,26 Ju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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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Karl Marx,Grundrisse,Harmondsworth,Penguin,1973,p.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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