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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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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构想中,马克思并未回避控制的问题(他提到“人对自然力的支配”)。他认识到在革命的情况下,自由与控制的矛盾可以产生的力量。他在《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中问道:为什么“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了,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同自己的目的即同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定被抛弃”?马克思想到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版自由受到限制。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为什么政治解放者会本末倒置,把目的当成手段,把手段当成目的?”[12]远在奥威尔之前,马克思就已探究到自由变成奴役这个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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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他在卢梭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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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敢承担重任,致力于替一个民族建立制度,他必须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人性,有能力改造每一个人,把完整单独的个体改造成一个大整体的一部分,使个人从这个整体获得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他必须有能力改变人的体质,而目的是加以增强;有能力把自然赋予所有人的物质存在,以不完全和道德的存在代替之。简而言之,他必须拿走个人自身的资源,赋予他们陌生的新资源,而且是没有其他人的协助便无法运用的新资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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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完全社会化的个体,会建立不同于孤立个体的政治主体性和自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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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答案本身太圆滑,远远承受不起它须承受的历史重量,但它确实指出一个值得好好探究的方向。要捍卫所有人的自由,是靠排他的个体私有产权,还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集体管理的公有产权比较好?说到底,我们不正是面临以下的不得已抉择吗?要选择被动员来支持资本家阶级宰制势力的个体自由,还是遭剥夺者为争取更大的社会和集体自由而投入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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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请注意,卢梭构想中有些重点对马克思的想法产生双重作用。革命性变革涉及创造性破坏:我们会失去某些东西,也会得到另一些东西。在卢梭的构想中,失去的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在卢梭的理论中是源自一种自然状态,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产物)。孤立的个人主义须淡出,以迎接“陌生的”新资源。资产阶级须疏离自身的个人化过去,遭剥夺者才能得到非异化的未来自由。这彻底改变了马克思的异化(疏离)理论:在革命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异化的时刻同时具正面和负面的潜力。矛盾必然会引发含有潜在矛盾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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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这件事上,马克思表达自身想法时并未拐弯抹角:我们必须推翻(或“控制”)信奉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关财富和价值的观念,以便解放潜藏在我们周遭的人类创造潜力,造就人类的集体富有。奇妙的是,连撒切尔夫人也认为这当中有值得注意的差异,由此可见连对化学有兴趣、极度保守的杂货商的女儿,也有能力产生一些不同凡俗的想法。她说:“创造财富没有错,纯粹贪财才是错。”(不过,我想她说这句话时,并没有想到马克思的财富观:每个人的能力都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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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自由的世界,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如伊格尔顿所言:“妨碍人类充分实践潜能的枷锁解开之后,要预测会发生什么事将比以前困难得多。这是因为男男女女的行动自由都将大为增加,只要他们负起对彼此应有的责任即可。如果他们可以花更多时间在我们现在所称的休闲活动上,而不是必须努力工作,他们的行为将更加难以预测。我说‘我们现在所称的休闲活动’,是因为如果我真的运用资本体制累积的资源,把大量的人从工作中释放出来,我们将不会把他们在多出来的时间里所做的事称为休闲活动。”届时我们将可以充分利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把人们从无意义的劳动中释放出来,不必绑住那么多人在这种劳动上。伊格尔顿说:“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我们集体决定自身命运的起点。它是非常认真的民主,而非(多数时候)仅为一种政治伪装的民主。人们变得比较自由,意味着我们将较难预测他们周三下午5点时将在做什么。”[14]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将不再需要自律、决心和奉献精神,因为我们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可能会为了满足自己而非为了他人的福祉,决定投入一些需要自律、决心和奉献精神的复杂工作。如亚里士多德很早以前便已明白,自由与美好的生活如影随形,而美好的生活是积极的生活,如同所有的自然事物,永远都在求新。个人在追求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过程中(总是需要其他人的配合),确实有可能达致自由与控制之间非异化的辩证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见识过异化和它内含矛盾的可能性,对非异化关系的追求也将无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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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ristopher 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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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erry Eagleton,Why Marx Was Righ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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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在以下作品中,概括评论了小布什的所有演说:David Harvey,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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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chel Foucault,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8–1979,New York,Picado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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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 Wolff,Barrington Moore and Herbert Marcuse,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Beyond Tolerance,Tolerance and the Scientific Outlook,Repressive Tolerance,Boston,Beacon Pres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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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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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6–7.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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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6–7.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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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Anchor Books,2000,pp.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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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eter Buffett,“The Charitable-Industrial Complex”,New York Times,26 Ju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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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Karl Marx,Grundrisse,Harmondsworth,Penguin,1973,p.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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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arl Marx,“On the Jewish Question”,inKarl Marx
:Early Texts,edited by David McLellan,Oxford,Basil Blackwell,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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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ean-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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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agleton,Why Marx Was Right,pp.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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