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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chel Foucault,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8–1979,New York,Picado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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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 Wolff,Barrington Moore and Herbert Marcuse,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Beyond Tolerance,Tolerance and the Scientific Outlook,Repressive Tolerance,Boston,Beacon Pres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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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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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6–7.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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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6–7.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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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Anchor Books,2000,pp.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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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eter Buffett,“The Charitable-Industrial Complex”,New York Times,26 Ju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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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Karl Marx,Grundrisse,Harmondsworth,Penguin,1973,p.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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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arl Marx,“On the Jewish Question”,inKarl Marx
:Early Texts,edited by David McLellan,Oxford,Basil Blackwell,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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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ean-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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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agleton,Why Marx Was Right,pp.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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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第三部 危险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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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有这么一场革命，迫使我们根本改变生活方式，并非上天注定的。它完全取决于人类的意志。行使这种意志的第一步，是充分认识当前各种危险的性质，以及我们眼前的种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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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各种矛盾以不同方式演变，是资本的历史和地理演化的主要动力来源。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矛盾的演变是倾向于进步的（虽然过程中一定有倒退和受挫）。科技的变化总体而言是累积的，地理上的空间生产也是这样，虽然两者均曾出现有力的逆流和逆转。有些可行的技术变得落伍并逐渐遭到淘汰，一些空间和地方一度是资本主义活动的蓬勃中心，后来却成为鬼城和日趋衰落的城市。在另一些情况下，矛盾的演变比较像钟摆，在垄断与竞争或是贫穷与富有之间摆动。至于某些矛盾，例如自由与专制，其演变是混乱和随机的，取决于相互对抗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另一些矛盾，例如社会再生产的复杂领域中，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与资本的具体要求的交集，因为十分不确定且彼此交缠，演变的方向和力道一时一样，极少一致。女性、残疾人群体、性少数群体（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社群），以及对社会再生产各方面（例如婚姻、家庭，以及育儿方式）有严格规范的宗教群体，这些群体的权利进步了，这使我们难以确切计算资本与资本主义在根本矛盾方面如何彼此配合或对抗。倘若社会再生产的矛盾是这样，统制与自由的复杂情况便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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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矛盾形成某种格局，在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共同演化中提供大量能量和创新热情，并为新倡议开创大量可能[1]这些矛盾和空间是对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希望的潜藏之处，可替代既有结构和建设的事物，也可能从此处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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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根本矛盾，变动的矛盾在资本相关的整个领域中以奇妙的方式交集、互动和互相干扰。空间生产和不均衡地域发展的动态，受组织形式（例如国家机器和组织的地域形式）和运输与空间生产方面的技术变化的强力影响。在地域发展不均这一领域中，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与统制平衡上的差异大幅扩大，以致它们本身成为空间生产和发展不均衡的一部分。在异位空间中，截然不同的生产、社会组织和政治权力形式可以兴盛一时；这种空间得以创造出来，意味着在某个地带，不断有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出现和消失。也是在这里，垄断和集权相对于分权与竞争的问题产生作用，影响技术与组织动态，并为经济优势的地域竞争提供活力。不言而喻的是，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平衡，不断受有关劳动者生产力和新产品线开发的地域间竞争、迁移流动和竞争创新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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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另类政治计划正是藏在这些互动和动态的矛盾框架中。当中有许多是由资本对其自身矛盾的特殊反应构成，因此主要倾向于在永远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中（若未形成真正危机的话），促进资本的再生产。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也有无数可能去加入各种倡议，改变资本的运作方式，使人看到反资本主义替代模式的可能模样。一如马克思，我认为未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已存在于我们周遭，而政治创新（如科技创新）是以新方式将既有但孤立分隔的政治可能性组合起来。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必然产生“希望空间”和异位情况，使新合作模式在被强势的资本运作吸纳之前，至少得以兴盛一段时间。新科技（例如互联网）打开了潜在自由的新空间，有助于促进民主治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主动行动可以产生一批新的政治主体，他们渴望彻底革新社会关系，使这种关系更加人性化，而且渴望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演变关系方面，建立一种美学上较令人满意和敏感的做法。指出这一切可能，并不是说它们全都会奏效，但这确实告诉我们，任何反资本主义政治都必须彻底检视种种矛盾，找出自己的路径，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构想建造一个代替资本体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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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讲到资本的危险矛盾，这些矛盾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马克思似乎曾说过，资本最终将因为承受不了自身内在的矛盾而崩溃。但是，我找不到这句话的出处，而据我阅读马克思著作的经验，我认为他很可能从未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假定不必有人破坏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或是借由武力终止其运转并将它撤换，这引擎会自己崩溃。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大致信奉他的说法，虽然这违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传统中的某些倾向，也违反许多马克思评论者所称的马克思观点），是资本很可能无限期运转下去，但它的运转方式将导致土地逐步退化和大规模的贫穷，社会阶级不平等严重恶化，多数人丧失人性，而他们将受日趋专横的势力压制，这种势力否认个人发展的可能［也就是极权国家的监控和军事化控制系统，以及我们正广泛体验的极权主义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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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资本压制人类创造力的自由发展，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为它等同于抛弃资本赋予我们的种种可能，为了无休止地增加金融财富和满足狭隘的经济阶级利益，浪费了人类潜力所能创造的真正财富。面对这种前景，明智的政治只能试图超越资本，超越资本家阶级日趋专横和寡头的权力结构，将经济体中富有想象力的各种可能重建到一个平等和民主的新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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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喜欢的马克思是一位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目的决定论者（teleological determinist）。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支持目的决定论的说法，但我认为他的大部分著作，无论是历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述，是支持革命人道主义的。正因如此，我将接下来要讲的矛盾称为“危险的”而不是“致命的”（fatal），因为后一种说法会传递无可避免、致命衰败，甚至是末日式机械结局（apocalyptic mechanical endings）的不正确意思。不过，有些矛盾对资本和人类确实比其他矛盾危险一些，而哪些矛盾比较危险会因时空而异。如果我们是在50或100年前谈论资本和人类的未来，我们集中探讨的矛盾很可能会跟我在这里探讨的不同。1945年，环境问题和维持复合增长的挑战不会像现在这么受关注；当年人们较重视的问题包括解决地缘政治方面的对抗，替不均衡的地域发展辩解，以及借由国家干预再平衡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统一。此处所讲的3个矛盾是眼下最危险的，不仅是就资本主义经济引擎继续运转的能力而言，也关乎人类能否在最低限度的合适环境下繁衍下去。当中有一个是可能致命的，但也只有一个。不过，这是假定我们能发起一场革命运动，改变资本无止境积累指定的演化路径。是否会有这么一场革命，迫使我们根本改变生活方式，并非上天注定的。它完全取决于人类的意志。行使这种意志的第一步，是充分认识当前各种危险的性质，以及我们眼前的种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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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此处用“a wealth of possibilities”来讲“大量可能”，并特意说明，他用wealth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指人类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而非指单纯的财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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