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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典型的S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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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经典趣闻可说明复利和指数型增长的性质。某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赏，是棋盘上第一格放一粒米，接下来每一格的米粒数目每次均增加一倍，直到填满所有方格。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这奖赏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到了第21格时，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100万，而在第41格（超过1万亿粒）之后，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填满剩余方格。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是国王因为觉得自己被骗而愤怒不已，砍了国际象棋发明者的头。这个版本说明了复利刁钻微妙的性质，告诉我们复利的隐匿力量很容易被低估。在复合增长较后期的阶段，加速的情况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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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的危险，可用德鲁森（Peter Thelluson）的案例说明。他是富裕的瑞士商人银行家，住在伦敦，设立了一个6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根据他的遗嘱，在他1797年逝世后，该基金在接下来100年间皆不可动用。如果能保持7.5%的复利，该基金到1897年时价值将达1 900万英镑（远远超过英国国债），届时这笔财富可分配给德鲁森幸运的后裔。当时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有4%，这笔遗产到1897年时规模也将等同英国全部国债。复利将令惊人的金融权力落在私人手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英国在1800年通过法案，将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内。德鲁森的下一代对他的遗嘱提出异议。经过多年诉讼，该案于1859年最终审结，诉讼费用耗尽了德鲁森的整笔遗产。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著名的詹狄士诉詹狄士案（Jarndyce vs.Jarndyce），便是以此为蓝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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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涌现出一些有关复利作用的兴奋评论。1772年，数学家普莱斯（Richard Price）在一本小册子中写了一段后来令马克思觉得有趣的话：“采用复利算法的钱，起初缓慢增加。但因为增加的速度持续加快，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增速快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力。耶稣诞生时拿出1便士，如果保持5%的复利，现在它的价值等同于1.5亿个地球的黄金。但如果只是单利，则不过是变成7先令4.5个便士而已。”[4]我们在这里再度看到，人们对于复合增长可以产生“超乎所有人想象力”的结果感到惊奇。如今我们是否也将为复合增长可以产生的结果感到震惊呢？有趣的是，普莱斯的主要观点（与当前的一批忧心忡忡者大不相同）是利用复利的力量，既有的国债可轻易偿清（一如德鲁森的案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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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Angus Maddison）煞费苦心地尝试计算几个世纪的全球经济产出增长率。很显然，他追溯到越久远的年代，相关资料就越不可靠。当中重要的一点是，1700年之前的数据越来越仰赖于利用人口估计数推算总体经济产出。不过，即使在当前年代，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质疑原始数据，因为当中包括一些国家范围的负面事件（例如交通意外和飓风造成的经济后果）。一些经济学家以许多测量方式会误导人为由，有力地鼓吹改变国家经济产值的计算方式。但根据麦迪逊的研究结果，资本自1820年以来的复合增长率为2.25%。这是全球平均数。[5]显然历史上某些时期（例如“大萧条”时期）和某些地方（例如当代的日本），增长率微不足道或甚至是负数，但也有一些时期（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一些地方（例如过去20年的中国），增长率远高于长期平均数。上述平均数略低于财经媒体和其他地方普遍认为可接受的最低增长率3%。增长率低于3%时，人们会说经济疲软；增长率跌破零则被视为经济衰退的指标，增长率长期低于零则被视为经济萧条。在“成熟经济体”，增长率显著超过5%往往被视为经济“过热”的迹象，这种情况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失控的威胁出现。近年，即使在2007~2009年的“崩盘”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也相当稳定，保持约3%的增速，虽然大部分增长是新兴市场（例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4个“金砖国家”）贡献的。2008~2012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跌至1%或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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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如果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全球经济产出在1820年为6940亿美元，1913年时增至2.7万亿美元，1973年时为16万亿美元，2003年时接近41万亿美元。德隆（Bradfordu DeLong）提出不同的估值（同样以1990年的美元币值计算）：1850年为3590万亿美元，1920年增至1.7万亿美元，1940年是3万亿美元，1970年是12万亿美元，2000年是41万亿美元，2012年为45万亿美元。德隆估计的最初经济规模较小，复合增长率则较高。虽然两组数字差异颇大（证明这种估算十分困难，往往相当随意），但复合增长效应均清楚可见（虽然有显著的时间和地域差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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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就以3%的复合增长率为基准。按照这个增长率，多数（甚至是全部）资本家可以从他们的资本上获得正收益率。眼下要维持令人满意的增长率，我们一年必须为额外的近2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在1970年，额外“仅有”60亿美元。到2030年时，全球经济产出估计将超过96万亿美元，届时我们将必须替近3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此后的金额更是天文数字。情况有如我们到了棋盘上的第21格，无法继续下去。这看来完全不像是可行的增长轨迹，至少在目前看来是这样。想象一下，如果资本积累的复合增长率持续不变，物质基础设施、城市化、劳动力、消费以及产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大扩张，相对于未来一个世代将显得微不足道。看看最接近你的城市1970年时的地图，再对照今天的情况，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未来20年间，它的规模和密集度增加3倍，情况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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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社会演化是由某条数学公式决定，那将是严重的错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98年首度提出他的人口论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大约就在那时，普莱斯等人则在歌颂人类事物指数增长的力量）。马尔萨斯的论点与本章的议题直接相关，同时也有警世意味。他指出，一如所有其他物种，人类的数目倾向于指数增长（也就是复合增长），而以当年普遍的农业生产力状况，粮食产出最多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久而久之，随着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报酬递减，人口增长率和粮食供给率之间的差距可能将进一步拉大。两条曲线的距离扩大，被视为反映出人口造成的资源压力日增。马尔萨斯认为，随着粮食供给缺口扩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面临饥荒、贫穷、传染病、战争，以至各式各样的疾病。这是一种残酷的制衡，使人口增长保持在自然承载力理论上允许的限度内。马尔萨斯的反乌托邦预测落空了。有鉴于此，他后来扩充他的理论，纳入人类在人口相关行为上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道德制约”，例如晚婚、节制性欲，以及其他控制人口的（心照不宣的）手段。这些做法可抑制，甚至是扭转人口指数增长的倾向。[7]马尔萨斯另外的重大失败，是没能预料到农业的工业化发展，以及殖民扩张之下，先前不事生产的土地（尤其是美洲）投入生产粮食，使得全球粮食产出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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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诉诸资本积累指数增长的倾向，是否有可能重蹈马尔萨斯的覆辙，假定人类社会的演化遵循某条数学公式，而非反映能适应新环境的灵活的人类行为？若果真如此，资本一直以来以及目前是否正以某些方式，去容纳必然呈指数增长的积累过程（假设是这样）与可能限制指数增长的情况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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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先处理。如果人口增长是指数级的（如马尔萨斯假定），那么经济必须保持相同的增长速度，生活水平才能维持下去。那么，人口增长轨迹与资本积累动态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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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口复合增长率达3%或以上的国家，都在非洲、南亚和中东地区。东欧的人口增长率是负数，日本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低到无法保持人口稳定。这些国家正出现经济问题，因为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且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这些国家的劳动人口往往日趋萎缩，而他们必须生产足够的价值去支付规模日增的退休人口养老金。这一关系在世界某些地区仍然十分重要。在资本的早期历史阶段，人口快速增长，或大量尚未利用和转移到城市的受薪劳动力储备，无疑有助于促使资本快速积累。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宣称，从17世纪初起，人口增长是资本积累的一个先决条件。戈登所称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过去显然重要，未来也仍将如此。1945年之后，北美和欧洲大量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1980~2009年间，全球劳动力增加12亿，印度和中国便贡献了近一半的增幅。这种增长同样很难再次上演。但在世界许多地方，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本快速累积之间的关系已然消失，因为人口增长呈S形曲线：起初缓慢增长，然后呈指数级加速增长，最后快速放缓，回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状态（例如意大利和东欧）。这些零增长的人口真空地区吸引大量移民，但这难免会遇到政治阻力，产生一些社会乱象和许多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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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是预测中期的人口也很困难（这种预测可能每年都有显著变化），不过目前的希望是全球人口在21世纪将稳定下来，世纪末之前不会超过120亿（可能低至100亿），随后达到零增长的稳定状态。就资本积累的动态而言，这显然是个重要问题。例如在美国，2008年以来新增职位未能追上劳动力的扩张。美国失业率下跌，反映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试图加入就业市场的比例下降。但无论如何，未来的长期资本积累要维持或促进它的复合增长，可以仰赖人口增长的程度显然将越来越低，而生产、消费和资本实现的动态必将调整，以适应新的人口状况。这种情况何时发生难以断定，但多数估计认为，1980年之后全球受薪劳动力大幅增加的情况，到2030年左右之后将很难再次出现。某种程度上这是好事，因为如我们所见，科技变迁倾向产生越来越多过剩甚至是可弃的低技能劳动力。[8]高技能劳动力不足，失业或就业日益困难的中低技能劳动力则非常多，两者的差距看来正在扩大，而技术的定义则正快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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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积累是否可能超越两个世纪以来的指数增长阶段，过渡至S形轨迹（一如许多国家的人口那样），达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零增长稳定状态？答案是响亮的“不能”，而了解此中的原因非常重要。最简单的解释，是资本一心追求利润。如果所有资本家要获得利润，那么期末的价值必须大于期初。这意味着社会劳动的总产出必须扩大，不扩大就不可能有资本。零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是一个排他性的矛盾，根本就不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零增长意味着资本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世界多数地区普遍的零增长状态若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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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可以复合增长的方式，无止境地积累和扩张下去吗？若可以，过去40年来地球上惊人的物质变化，看来必须以双倍甚至是3倍的规模发生，但这又如何办到呢？过去40年来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预示了我们为求资本能继续累积下去，未来必须完成的任务。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是在尝试模仿美国的增长路径。未来一个世纪，世界多数地区将必须模仿中国的增长路径（而且像中国那样承受可怕的环境后果），但这对美国和欧洲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对几乎所有其他地区也是不可想象的（少数例外包括土耳其、伊朗和非洲部分地区）。我们也应记住，过去40年间，世界曾发生多次惨痛的危机，通常是地区性的，但也有波及全球的：从1997年的东南亚到1998年的俄罗斯和2001年的阿根廷，以至2008年动摇资本世界根基的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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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停下来想想马尔萨斯错误的反乌托邦展望的警世意义。我们必须思考以下问题：资本积累可以何种方式改变它的性质，来适应看似危急的状况，并自我繁衍下去？事实上，一些关键的调整适应已经展开了。资本积累能排除种种困难吗？如果能，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吗？资本积累的动态可以借由哪些行为调适，类似马尔萨斯的“道德制约”（虽然“道德”一词很难说是恰当的）重塑，同时保存复合增长的必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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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确实能以一种形式无限积累，那便是货币的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如今可以不受任何物质上的限制，例如商品货币产生的限制（商品货币包括金属货币，如黄金和白银，它们赋予非物质的社会劳动一种物质形式，而且其全球供应是大致固定的）。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可以无限创造出来。当代货币供给的扩张，如今是由某种组合的民间活动和国家行为完成（后者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构成的国家金融联结体负责）。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时，就像变戏法那样，想要多少流动资金就创造多少。央行要替货币流通量加几个零，是完全做得到的。当然，这么做的危险是通货膨胀可能失控。这种危机并未发生，是因为美联储基本上是在填补银行体系出现的大洞；这个洞会出现，是因为2008年时私人银行之间的互信崩溃，银行体系中创造大量货币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瘫痪了。通货膨胀并未加剧的第二个原因，是劳动者组织在这种时候几乎没有替劳动者争取加薪的力量（因为就业市场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因此不会进而影响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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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调适，借由大量创造货币，使资本以指数增长的方式无限积累，几乎肯定将以灾难告终。我们先来看一些此类调适，再来断定它们能否造就无止境复合增长下的资本永续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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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仅涉及价值的生产与流通，还涉及资本的毁灭或贬值。在资本流通的正常过程中，随着较便宜的新机器和固定资本出现，一部分资本被毁灭了。重大危机的特点往往在于创造性破坏；商品、迄今仍具生产力的厂房和设备、货币和劳动力在这种破坏中大幅贬值。因为技术变迁，成本较低的事物取代成本较高的，新设备淘汰仍可使用的旧设备，这必然涉及某种程度的资本贬值。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美和欧洲老工业区迅速去工业化，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危机、战争或天灾时，资本贬值的规模可以很大。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资本损失相当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爆发金融危机的2008年，全球的净损失几乎等同于全球一整年的商品与服务产值。但尽管损失如此重大，它们也只是短暂中断复合增长而已。随着房产价值收复失地，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房价重挫的美国和英国，许多资产的价值也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只是一如既往，它们如今集中在有钱人手上，因此促进大规模的累退式财富再分配；危机发生时，若无革命性的干预措施，这种再分配往往便会发生）。资本贬值如果要真正产生作用，规模必须远大于2008年，持续时间也必须长得多（或许必须接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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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情况不均的问题，以及围绕着贬值代价由谁承受的地缘政治斗争均有重要意义，部分原因在于这往往与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的散播有关。因此，虽然贬值作为全球复合增长问题的解药效果不是很好，其地域上的集中确实与反资本主义情绪和斗争的动态有重要关系。拉丁美洲多数地区在发展上的“失落20年”，造就了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气候（虽然未必是反资本的），而这对保护该地区在2008年的全球贬值危机中免受严重冲击有重要作用。一些地方，例如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被迫承受特别大的损失，这现象等同于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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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公共资产私有化、新市场的创建，以及公有资源的进一步圈占（从土地、水到知识产权），已扩大资本可自由运作的领域。供水、社会住宅、教育、医疗，甚至是战争任务私有化，碳交易市场的创立，以及遗传物质专利化，已经使资本得以进入之前无法进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作为复合增长的出口，这些额外的市场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如资本贬值，我不认为它们有足够的潜力去消化复合增长，尤其是在未来（不过我认为它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等到一切都已商品化和货币化时，这种扩张过程便将遇到无法超越的极限。我们目前有多接近这种极限难以断定，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已完成大量任务，世界许多地区已没有多少资源可供圈占和私有化。此外，许多迹象显示，进一步圈占公有资源、生命形态进一步商品化已遇到政治阻力，而当中一些抗争（例如，反对基因专利和意大利反对供水私营化的运动）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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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最终消费和资本实现可能遇到的极限。资本适应复合增长的方式之一，是根本改变最终消费的性质、形态、类型和质量（这个过程当然受助于人口增长）。经济上的极限取决于有效总需求（约等于薪资加上资产阶级的可支配所得）。近40年来，私人和公共债务增加大大增强了需求。不过我在这里集中探讨取决于消费品周转时间的一项重要实际限制：消费品可用多久？它们用多久后必须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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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有系统地缩短消费品的周转时间，手段包括生产不耐用的商品，强力推动商品按计划报废（有时甚至是实时报废），快速创造新产品线（例如近代的电子产品），动员时尚和广告的力量，强调新的有价值、旧的很寒酸。近两百年来，资本一直在动用这些手段，过程中造成巨大的浪费。但这一趋势已经加速，过去40年来明显地操控和传播大众消费习惯，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消费主义变化也相当显著。销售和广告如今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之一，而它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加快消费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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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多商品（例如手机和时装）周转能多快，仍有实际限制。因此，更重要的是社会走向奇观生产和奇观消费；这种商品寿命短暂，必须实时消费。1967年，德波（Guy Debord）出版了极有先见之明的著作《奇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9]资本的代表仿佛是非常仔细地读了这本书，并以书中的论点作为他们的消费主义策略的基础。奇观商品多种多样，包括电视节目和其他媒体产品、电影、音乐会、展览、运动赛事和大型文化节目，当然还有旅游观光。这些活动如今主导消费主义这一领域。更有趣的是，资本动员消费者通过YouTube、Facebook（脸谱网）、Twitter（推特）和其他社群媒体，制造自己的奇观。这一切皆可实时消费，它们占用了人们大量闲暇时间。消费者生产信息，媒体挪用这些信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公众因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称之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10]此处有个重要推论，触及一个我们将在别处遇到的主题：在这些领域，资本获利并不是靠在生产上投资，而是靠占有使用信息、软件和它建造的网络所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这只是指向以下结论的数个当代迹象的其中一个：资本的前途主要掌握在食租者阶级而不是工业资本家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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