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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停下来想想马尔萨斯错误的反乌托邦展望的警世意义。我们必须思考以下问题：资本积累可以何种方式改变它的性质，来适应看似危急的状况，并自我繁衍下去？事实上，一些关键的调整适应已经展开了。资本积累能排除种种困难吗？如果能，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吗？资本积累的动态可以借由哪些行为调适，类似马尔萨斯的“道德制约”（虽然“道德”一词很难说是恰当的）重塑，同时保存复合增长的必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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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确实能以一种形式无限积累，那便是货币的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如今可以不受任何物质上的限制，例如商品货币产生的限制（商品货币包括金属货币，如黄金和白银，它们赋予非物质的社会劳动一种物质形式，而且其全球供应是大致固定的）。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可以无限创造出来。当代货币供给的扩张，如今是由某种组合的民间活动和国家行为完成（后者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构成的国家金融联结体负责）。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时，就像变戏法那样，想要多少流动资金就创造多少。央行要替货币流通量加几个零，是完全做得到的。当然，这么做的危险是通货膨胀可能失控。这种危机并未发生，是因为美联储基本上是在填补银行体系出现的大洞；这个洞会出现，是因为2008年时私人银行之间的互信崩溃，银行体系中创造大量货币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瘫痪了。通货膨胀并未加剧的第二个原因，是劳动者组织在这种时候几乎没有替劳动者争取加薪的力量（因为就业市场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因此不会进而影响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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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调适，借由大量创造货币，使资本以指数增长的方式无限积累，几乎肯定将以灾难告终。我们先来看一些此类调适，再来断定它们能否造就无止境复合增长下的资本永续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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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仅涉及价值的生产与流通，还涉及资本的毁灭或贬值。在资本流通的正常过程中，随着较便宜的新机器和固定资本出现，一部分资本被毁灭了。重大危机的特点往往在于创造性破坏；商品、迄今仍具生产力的厂房和设备、货币和劳动力在这种破坏中大幅贬值。因为技术变迁，成本较低的事物取代成本较高的，新设备淘汰仍可使用的旧设备，这必然涉及某种程度的资本贬值。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美和欧洲老工业区迅速去工业化，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危机、战争或天灾时，资本贬值的规模可以很大。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资本损失相当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爆发金融危机的2008年，全球的净损失几乎等同于全球一整年的商品与服务产值。但尽管损失如此重大，它们也只是短暂中断复合增长而已。随着房产价值收复失地，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房价重挫的美国和英国，许多资产的价值也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只是一如既往，它们如今集中在有钱人手上，因此促进大规模的累退式财富再分配；危机发生时，若无革命性的干预措施，这种再分配往往便会发生）。资本贬值如果要真正产生作用，规模必须远大于2008年，持续时间也必须长得多（或许必须接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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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情况不均的问题，以及围绕着贬值代价由谁承受的地缘政治斗争均有重要意义，部分原因在于这往往与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的散播有关。因此，虽然贬值作为全球复合增长问题的解药效果不是很好，其地域上的集中确实与反资本主义情绪和斗争的动态有重要关系。拉丁美洲多数地区在发展上的“失落20年”，造就了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气候（虽然未必是反资本的），而这对保护该地区在2008年的全球贬值危机中免受严重冲击有重要作用。一些地方，例如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被迫承受特别大的损失，这现象等同于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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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公共资产私有化、新市场的创建，以及公有资源的进一步圈占（从土地、水到知识产权），已扩大资本可自由运作的领域。供水、社会住宅、教育、医疗，甚至是战争任务私有化，碳交易市场的创立，以及遗传物质专利化，已经使资本得以进入之前无法进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作为复合增长的出口，这些额外的市场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如资本贬值，我不认为它们有足够的潜力去消化复合增长，尤其是在未来（不过我认为它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等到一切都已商品化和货币化时，这种扩张过程便将遇到无法超越的极限。我们目前有多接近这种极限难以断定，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已完成大量任务，世界许多地区已没有多少资源可供圈占和私有化。此外，许多迹象显示，进一步圈占公有资源、生命形态进一步商品化已遇到政治阻力，而当中一些抗争（例如，反对基因专利和意大利反对供水私营化的运动）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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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最终消费和资本实现可能遇到的极限。资本适应复合增长的方式之一，是根本改变最终消费的性质、形态、类型和质量（这个过程当然受助于人口增长）。经济上的极限取决于有效总需求（约等于薪资加上资产阶级的可支配所得）。近40年来，私人和公共债务增加大大增强了需求。不过我在这里集中探讨取决于消费品周转时间的一项重要实际限制：消费品可用多久？它们用多久后必须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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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有系统地缩短消费品的周转时间，手段包括生产不耐用的商品，强力推动商品按计划报废（有时甚至是实时报废），快速创造新产品线（例如近代的电子产品），动员时尚和广告的力量，强调新的有价值、旧的很寒酸。近两百年来，资本一直在动用这些手段，过程中造成巨大的浪费。但这一趋势已经加速，过去40年来明显地操控和传播大众消费习惯，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消费主义变化也相当显著。销售和广告如今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之一，而它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加快消费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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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多商品（例如手机和时装）周转能多快，仍有实际限制。因此，更重要的是社会走向奇观生产和奇观消费；这种商品寿命短暂，必须实时消费。1967年，德波（Guy Debord）出版了极有先见之明的著作《奇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9]资本的代表仿佛是非常仔细地读了这本书，并以书中的论点作为他们的消费主义策略的基础。奇观商品多种多样，包括电视节目和其他媒体产品、电影、音乐会、展览、运动赛事和大型文化节目，当然还有旅游观光。这些活动如今主导消费主义这一领域。更有趣的是，资本动员消费者通过YouTube、Facebook（脸谱网）、Twitter（推特）和其他社群媒体，制造自己的奇观。这一切皆可实时消费，它们占用了人们大量闲暇时间。消费者生产信息，媒体挪用这些信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公众因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称之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10]此处有个重要推论，触及一个我们将在别处遇到的主题：在这些领域，资本获利并不是靠在生产上投资，而是靠占有使用信息、软件和它建造的网络所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这只是指向以下结论的数个当代迹象的其中一个：资本的前途主要掌握在食租者阶级而不是工业资本家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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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领域的这些转变，似乎正是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提议资本的运作从物质劳动大幅转移到非物质劳动时所着眼的。[11]他们认为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以物质为媒介，如今媒介是信息、影像、消息往来，以及着力于整个族群的政治主体性的符号形式的传播和营销。这相当于资本和国家尝试参与族群的生命政治操作和新政治主体的生产。当然，我们是什么类型的人，向来取决于我们所居住的商品世界。例如，郊区居民（suburbanites）是特别的一类人，其政治主体性由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塑造出来，一如遭囚禁的意大利共产主义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设想，他所称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Fordism）会借由工厂劳动塑造出一种新类型的人。[12]当代借由从潜意识广告到直接宣传等种种手段制造“新”政治主体的活动，无疑形成了资本投资的一个巨大领域。将这种活动称为“非物质劳动”有点可惜，因为它们其实涉及大量物质劳动（支撑这类活动的物质基础设施更是极其重要），即使它们发生在网络空间和主要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信念也是这样。奇观制造（the production of spetacles）涉及大量的物质社会劳动（例如奥运会的开幕典礼，你会发现历年来日益盛大，它们的操作方式相当符合这里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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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正流传的有关资本积累主要形式的内部革命的见解，与有关“信息社会”兴起和“基于知识”的资本体制的发展的许多当代评论类似。许多评论者似乎迫切需要证明资本近来已如何改变它的性质。假定我们正面对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秩序诞生时的阵痛，在这种新秩序中，首要的产品不是物质，而是知识、文化和生命政治（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借此解释近来资本运作中的压力，或许可令人感到欣慰。虽然这种解释无疑有真实的地方，但认为我们可以与过去断然决裂是错误的，而假定新秩序可避开复合增长的矛盾则是错上加错。例如，奇观向来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工具，而何曾有过一种资本形式是知识和信息优势不能产生超额利润的？此外，什么时候债务和融资会无关紧要？当前的金融化时期为什么会与以前发生过的，例如19世纪末的情况如此不同？因此，虽然奇观、影像、信息和知识的消费性质上异于物质商品（例如房屋、汽车、面包和时装）的消费，我们有必要认识这些领域的活动之所以快速扩张，根源在于我们认为有必要挣脱复合增长的实际限制，但这只是徒劳（我很快就会解释原因）。所有这些另类形式，均受制于资本力求承受其必要的永久复合增长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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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货币创造因为与黄金和白银等商品挂钩而受到的限制于20世纪70年代初解除，这绝非出于偶然。资本发展到那时候，指数扩张对金、银等金属实质固定的全球供给的压力，根本是资本体制无法承受的。这种限制解除后，我们便处于理论上可以无限创造货币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之前，资本的主要出路，是投资在制造、采矿、农业和城市化等领域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上。虽然这类活动大多是靠债务融资，当时的普遍假定是社会劳动应用在房屋、汽车和冰箱等商品的生产上，产生的价值最终可以还清相关债务，而这种假定并没有错。即使是基础设施（例如道路、公共工程、城市化）的长期融资，人们也合理地假定这种建设可以提升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此相关债务最终可获得清偿。此外，我们也可以合理地假定这一切将推高人均所得。美国1960年之后30年间兴建的州际公路系统，对整体劳动生产力有巨大帮助，产生了非常丰厚的报酬。戈登认为这是资本历史上最强劲的一波创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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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为“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重要圈子一直存在，这些资本投资在房贷、公共债务、城市和国家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虚拟资本的流动不时失控，形成投机泡沫，而泡沫最终破灭，则造成严重的金融和商业危机。以往的例子包括19世纪著名的铁路兴衰，以及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和房地产热潮。金融业者促进这些投机活动时，经常以扭曲、创新（往往也很可疑）的方式集合、引导资本，以求获取短期利润（举个例子，对冲基金很早便已出现），即使相关的长期投资以失败告终。各种疯狂的金融诡计盛行，马克思因此指信贷系统是“所有疯狂做法之母”，并形容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银行家佩雷尔（Emile Pereire）具有“骗子和先知的迷人特质”。[14]这看来是描述华尔街“宇宙主人”的好方式；他们相当自负，例如，高盛首席执行官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被美国国会一委员会批评没有做好人的基本事务时，便宣称银行是在做上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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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货币创造的解放，发生在生产活动的利润前景特别悲观的时候，当时资本开始受到指数增长轨迹上的一个转折点影响。剩余资金流向何处呢？出路之一是将钱借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这是虚拟资本非常特别的一种流通形式），因为如瑞斯顿（Walter Wriston）的名言指出：“国家不会消失，你总是知道去哪里找到它们。”但国家不会成为具有生产力的企业。结果数年后便爆发了一场人们怨声载道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从1982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必须注意的是，这场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是将可能永远不会获得偿还的实际债权换成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它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支持的债券，可以获得偿还。除了少数例外，相关放款机构决定能收回多少资金便收回多少，而不是坚持讨回全额资本。在这个案例中，债权人被迫“削发”，也就是接受他们发放出去的虚拟资本打折偿还（损失幅度通常在3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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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资本的另一项出路是用来购买资产（包括债权），而不是投资在生产上。资产不过是一种资本化的财产权，资产的价值是基于对它未来可获得的收入或其稀缺程度（例如黄金或毕加索的作品）的预期。投资资金流入的结果，是资产的价值普遍上升——从土地房产到天然资源（石油当然是特别重要的一项），以至城市债权和艺术品等。与此同时，金融体系本身也创造出全新的资产市场，例如货币期货、信用违约互换（CDS）、担保债务凭证（CDO），以及许多其他金融工具；它们理论上应该有助于分散风险，但实际上却是增强了风险，使得波动的短期交易成为聪明人投机获利的渠道。在这种操作中，虚拟资本衍生出更多虚拟资本，而参与者完全不关心交易的社会价值基础。这种脱离社会价值的资本操作能盛行，恰恰是因为代表价值的货币与它理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的价值越来越疏远。问题不在于虚拟资本的流通（这种流通对资本积累的历史向来很重要），问题在于虚拟资本流通的新渠道是一个各种相互抵消的权利的迷宫，它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评估的，要评估只能在长期债务根本无法偿还，不受监管的市场中，结合对未来的预期、信念，以及疯狂的短线押注（著名的安然破产事件便是这么一回事，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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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前实现的复合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连续的资产泡沫造就的投机所得（20世纪90年代出现互联网热潮和崩盘，之前是美国20世纪初的房市热潮和崩盘）。不过，这种投机泡沫掩盖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投资行为方面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际转变。人们购买的一些资产，例如土地、房产和天然资源，是稳当可靠的，可以长期持有以等待获利。市场的急升暴跌对长线投资人特别有益，他们可以在市场崩盘之后以“大甩卖”的价格购买资产，有望因此获得巨额的长线利润。这正是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期间许多银行和外资所做的事，而美国房市崩跌之后，一些投资人也在加州等地买进大量便宜的法拍房，在等待房市复苏之际将这些房屋出租。对冲基金在虚拟资本市场放空时，也是在做这种事，虽然它的操作环境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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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资本投资在追求租金、利息和权利金的活动上，而不是投资在生产活动领域。各种知识产权（包括遗传物质和种子等等）榨取权利金的力量日益强大，助长了资本转向“食租者”形态的趋势。难怪美国政府如此热烈地经由国际体制争取保护知识产权，并致力于将相关制度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借由世界贸易组织架构内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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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真的足以支撑复合增长吗？基于大规模转向非物质生产的理论，是在宣传一个危险的幻觉：我们不必克服任何严重的物质困难，就能实现无止境的复合增长。如今越来越多资本以虚拟形式流通，而电子货币原则上是可以无限创造出来的（它们只是屏幕上的数字）。因此这个领域的无限增长并无障碍。奇观经济和知识生产经济作为资本实现的一种形式，显然降低了对物质商品和资源的需求的扩张速度。但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庞大的物质基础设施，而且必须产生越来越多可用的能源，生产活动是否真的能实现非物质形式大有疑问。如果消费仅限于这种非物质形式，金钱的权力将无法释放给低收入人口（他们需要基本物质商品才能活下去），必须集中在有能力以这种虚拟方式消费的少数人手上。资本可以采用的政治模式很可能只有压制型寡头政体。在这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有独特的优势：中等收入国家产出和所得增长造就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在致力于满足规模日增的人口的物质需求。例如高兹早早指出，转向非物质生产和奇观经济比较像是资本的最后挣扎，而非开创无限积累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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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维持无止境的经济复合增长，但又没有可以支撑这种增长的明确物质基础，那该如何是好？如我们所见，资本体制正出现各式各样的调整，但我们越仔细检视这些调整，越清楚看到它们像是根本问题的征象，而不是长远解决问题的希望。当然，资本可以建造一个虚拟经济体，以一个基于不可持久的层层虚构事物、迷恋幻想的世界为基础（这件事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我们或许将见识到一个使所有其他骗局黯然失色的终极庞氏骗局。讽刺的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庞兹利用的创新技术，往往被轻易用来助长而不是抑制投机活动，纳秒间即可完成的股票高频交易便是一个例子。这样的经济体在最终结局出现前，将不时发生“火山爆发”和崩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结束时既不是一声轰鸣也不是一阵呜咽，而是在萎靡资本积累的参差地域景观下，无数资产泡沫破灭的声音。这种崩溃几乎肯定将与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之下沸腾的普遍不满一并发作。一阵阵如火山爆发的民怨已经在我们眼前上演，例子包括2011年的伦敦、2013年的斯德哥尔摩、伊斯坦布尔和100个巴西城市。必须注意的是，这种不满并非只是聚焦于资本未能兑现创造消费者天堂和充分就业的技术性失败，而是反映出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反对资本和日趋专横的资本主义政体强加的非人性化社会规则和规范，因为它们损害了所有被迫屈服者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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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增长对本书阐述的许多（甚至是全部）其他矛盾很可能具有传染性的影响，基于这种影响的说法有特别悲观的一面。例如我们很快将看到，复合增长对环境矛盾的影响很可能非常大。资本重新平衡生产与实现，以及贫与富之间关系的能力已见衰退，而随着越来越多虚拟资本必须在高得多的风险溢价水平下创造出来，以求维持复合增长，金钱与它理应代表的社会劳动日趋疏远。要在避免大幅缩减资本积累领域的情况下，扭转所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市场化同样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不顾后果地促使增长加速，以及随之而来的贬值（借由参差的地域发展中越来越高的波动性）将变得较难控制。就是这样！资本的种种矛盾将不再像以前某些时候那样彼此约束、避免失控，而是很可能将在必须维持复合增长的压力日增下，彼此感染、失控爆发。随着交换价值在投机狂热中暴增，使用价值势必变成更微不足道的因素，而这可能会衍生出一些相当惊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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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个威胁的一条线索或许是我的论点的一个小脚注，但它与很久以前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的前途表达的恐惧有奇怪的共鸣。当年李嘉图表示，一旦土地和天然资源变得非常稀有，以致所有收入都必须用来负担昂贵食物，或是权势极大但不事生产的食租者所要求的租金，资本便走到它的末路。这个不具生产力的阶级将严重压榨工业资本，使后者无法维持生产作业。寄生的食租者阶级将吸干工业资本，使得社会劳动无法动员，价值无法生产。无法生产社会价值意味着资本的末日。李嘉图做此预测时，十分倚赖马尔萨斯有关土地劳动报酬递减的错误假设。后来的经济学家因此普遍驳斥利润率递减的观念（虽然马克思诉诸一种截然不同的机制，尝试挽救这一理论）。例如，生活环境大不相同的凯恩斯，便乐观地期望食租者的安乐死，以及国家支持的永续增长体制的建设（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得以局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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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特别引人侧目的，是不具生产力的寄生食租者权势日增，不仅是拥有土地和土地中资源的人，还包括资产的拥有者，最强大的债券持有人，独立金钱权力（本身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的拥有人，以及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所有人（他们有权从社会劳动中索取价值，但完全没有义务动员社会劳动从事生产）。资本的寄生形态如今正在崛起。我们看到在世界的所有国际大城市（例如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圣保罗、悉尼等），寄生资本的代表乘坐豪华大轿车在街上穿梭，光顾各种高级餐厅，住在豪华公寓顶层。在这些所谓的创意城市，创造力的衡量标准在于“宇宙主人”能多成功地从全球经济中吸取生命力，以支持一个一心扩大自身本已巨大的财势阶级。纽约便是创意人才高度集中的城市，这里有富创意的会计师和税务律师，掌握华丽的新金融工具、富创意的金融业者，富创意的信息操纵者、骗子和媒体顾问；这里因此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可以研究资本所能制造的每一种拜物对象。2009年之后所谓的经济复苏仅惠及顶层的1%人口，而大众在不景气中经济状况远远落后却没有强烈抗议，由此可见这些创意人才和寄生资本多么成功。寄生阶级已赢得战役。债权人和中央银行家统治世界。他们的成就必将如镜花水月，他们不可能赢得资本的生存战争，但这个事实不曾引起他们的一丝疑虑。如彼得·巴菲特（股神巴菲特的小儿子）所说，财势寡头与他们的慈善同侪花多天时间“洗涤良心”，尝试以他们的右手弥补他们的左手之前造成的损害，然后晚上便能安稳地睡觉。他们未能看到自己有多接近灾难，令人想起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据称他曾讲过一句颇有先见之明的话：“在我身后，洪水滔天。”资本终结时，可能不会有洪水。世界银行喜欢安慰大家说：经济发展将产生水涨船高的作用，惠及所有人。但是，较真实的比喻可能是：海平面暴涨和暴风雨加剧，必将淹没所有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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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hael Hudson,The Bubble and Beyond,Dresden,Islet,2012。严肃看待复合增长问题的经济学著作寥寥无几，这是我所知道的其中一本。我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引用了他的一些数据。2011年，我曾向某大报的两名资深经济编辑提出复合增长的问题，其中一人认为这问题十分琐碎，甚至是可笑的，另一人则说我们还有很多科技新领域可以探索，因此何必担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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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Gordon,“Is U.S.Economic Growth Over?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Working Paper 18315,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2。戈登的说法引发的公众反应见Thomas Edsall,“No More Industrial Revolutions”,New York Times,15 October 2012。舆论一般认为戈登的说法很可能有些道理，但他对创新未来的作用太悲观了。不过，《金融时报》富有影响力的经济专栏作家沃尔夫（Martin Wolf）大致认同戈登的观点，并表示高所得世界中的经济精英会欢迎戈登描述的未来，但其他人就没有那么高兴了。沃尔夫说：“请习惯这一切，这是不会改变的。”相关论述还有Tyler Cowen,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Got Sick and Will(Eventually)Feel Better,E-special from Dutton,2011。不过，这些论点全都是以美国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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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鲁森的案例可参考Hudson,The Bubble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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