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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鲁森的案例可参考Hudson,The Bubble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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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这段话，见Karl Marx,Capital,Volume 3,Harmondsworth,Penguin,p.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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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gus Maddison,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30 A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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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radford DeLong,“Estimating World GDP,One Million B.C.–Present”。估计数见维基百科Gross World Product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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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omas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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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The World at Work
:Jobs,Pay and Skills for 3.5 Billion People”,Report of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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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uy Debord,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Kalamazoo,Black&Re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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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lvin Toffler,The Third Wave
:The Classic Study of Tomorrow,New York,Bantam,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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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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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Antonio Gramsci,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NLR Book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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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ordon,“Is U.S.Economic Growth Over?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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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arx,Capital,Volume 3,p.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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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此事的概述可参考本书作者的以下著作：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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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6 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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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因为环境危机将至，而面临一个致命矛盾，这想法在某些圈子中广为流传。我认为这个论点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争议。说它有一定道理，主要在于资本的指数增长累积了一些环境压力，怀疑它则有四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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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本有成功解决其生态困难的悠久历史，无论这种困难是关于“自然”资源之使用、承受环境污染的能力，还是栖息地退化、生物多样性衰减，空气、土地和水质量下降的问题。以前有关自然资源稀缺和天灾将毁灭文明与资本体制的预测，如今看来相当可笑。纵观资本的历史，太多悲观者太快和太常高呼“狼来了”。如前所述，马尔萨斯1798年便错误地预测，随着人口的指数增长抛离食物供给增加的能力，社会将发生大灾难（饥荒、疾病和战争蔓延）。20世纪70年代，环保运动领袖埃尔利希（Pauln Ehrlich）曾表示，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将发生大饥荒，但事实不然。他还与经济学家西蒙（Julian Simon）打赌，认为自然资源的价格很快将因为稀缺而暴升，结果他输了。[1]当然，历年来这类预测大量落空，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灾难，但这确实是怀疑这类预测的有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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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据称正在剥削和消耗的“自然”（将限制甚至“报复”我们），实际上在资本的流通和积累中被内化了。例如，一株植物的生长能力被纳入农业企业追求利润的计划中，这株植物第二年能继续生长，是拜利润再投资所赐。自然事物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每一个点都是活跃因素。资金流动是一种生态变量，而经过生态系统的养分转移，也可能构成一种价值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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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物质是无法创造或毁灭的，物质的形态却是可以根本改变的。基因工程、新化合物的创造，以及大规模的环境改造（借由城市化及农场、矿场和工厂的资本投资，创造出全新的生态系统），如今远远超过长久以来人类引起的环境改造。历年来，这些环境改造努力，已经使地球整体而言变得远比以前适合人类居住，而近三百年来地球也变得远比以前适合从事赢利活动。许多生物会积极创造有利于自身繁衍的环境，人类也不例外。资本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具体形式，也会做同样的事，但越来越倾向以资本而非人类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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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架构容不下自启蒙运动以来（从笛卡儿的著作开始），在科学著作和大众的想象中有广泛影响力的“支配自然论”。这对我们深入思考资本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一些问题。笛卡儿理论错误地将资本和自然视为彼此有因果互动的两个独立实体，然后错上加错地假定资本支配自然或自然“报复”资本。较缜密的版本会纳入回馈环路（feedback loops）的概念。这里提出的替代理论起初不容易理解。资本是运作和演变中的一个生态系统，自然和资本在这个系统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这是思考该问题的正确方式。[2]那么，有意思的问题便只剩下：资本是什么类型的生态系统？它正如何演变？为什么它可能容易发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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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由资本与自然的矛盾统一构成，一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其物质和“自然”形态）与交换价值（其社会评价）之间的一种矛盾统一。此外，如前所述，技术是人类利用自然事物和过程促进生产的手段。由此产生的自然，不仅会不可预料地自行演变（拜演化过程中的自主随机突变和动态互动所赐），还会不断被资本的行动改造和再造。这便是史密斯（Neil Smith）所称的“自然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如今已精细到分子生物学和DNA定序的层次。[3]这种自然生产的方向如何，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此外，早就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这一过程中充满意外后果。冷冻技术方便我们为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供应生鲜食品，但许多年后我们发现这会释出大量氯氟烃（CFCs），破坏保护我们免受过量太阳辐射伤害的臭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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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资本已经将环境问题转化为大生意。环境技术股如今在许多证交所是重要的类股。在这种情况下，一如技术的普遍情况，这种自然代谢关系工程便成了一种与实际既有需求有关的自主活动。如史密斯所言，自然变成“一种积累策略”。例如，一种新药或减少碳排放的新技术发明出来后，我们便必须替它们找到用途。这可能涉及创造需求而非满足需求。百忧解（Prozac，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起初便没有它可以医治的病，我们因此必须替它发明一种病，所谓的“百忧解一代”由此而生。科技变迁中盛行的“组合演化”也在此出现。新药产生的副作用必须以其他药物控制，新环境技术造成的环境问题则需要其他技术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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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身利益，资本试图掌握有关我们只能借由改变世界来改变自己（反之亦然）的辩证。所有生态和环境计划都是社会经济计划（反之亦然）。如此一来，一切皆取决于社会经济和生态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福祉还是利润率？在公共卫生和供水等领域，这种辩证造福人类，有时牺牲了利润。因此大众对大企业投入环保的支持，对资本和环境政治均是有益的。令人遗憾的是，部分这类政治运作只是象征性的。这就是所谓的“漂绿”（greenwashing）——将追逐利润的计划，伪装的目的在于提升人类的福祉。在环保人士尝试为应对全球变暖做些事时，戈尔（Al Gore）送给环保运动的大礼，是创造一个碳交易新市场，结果带给对冲基金大量的投机获利，对抑制全球碳排放总量却几无贡献。有人因此怀疑，投机获利根本就是设立碳交易市场的初衷。另一方面，目的在保护鱼类资源的新组织形态，则涉及一种优待大型金融和企业资本、牺牲小规模渔业的私有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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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也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即使是在环境灾难中，资本也完全有可能继续流通和积累。环境灾难为“灾难资本体制”创造出获得丰厚利润的大量机会。不受保护的弱势族群或饿死，或居住地遭到大规模摧毁，未必会困扰资本（除非这种情况激起叛乱和革命），而这恰恰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口已变得多余和可弃。资本从来就不畏惧为了逐利而摧毁人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孟加拉国发生的可怕悲剧：成衣工厂大楼失火倒塌，导致超过1000名工人死亡。有毒废弃物的处理场高度集中在贫穷、脆弱的小区（美国最恶劣的一些处理场设在印第安人保留区）或世界上的贫困地区（有毒的旧电池被运到中国，处理方式损害人类健康；报废的船只被送到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岸边拆解，当地人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人命代价）。中国北方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据称自1980年以来导致当地人口的预期寿命缩短逾5年。这种环境损害方面的分担不公，可能替环境正义运动注入更多动力。但迄今为止，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抗争对资本仍未构成重大生存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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