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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可以基于什么理由，将资本与自然改变中的代谢关系提升为一个危险，甚至可能致命的矛盾？资本以往成功克服了这项困难，不代表这一次也必将成功。当然，这里的“成功”是站在资本的立场而言，意味着能持续赚取利润。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定，因为我们仍将面对资本以往的调适累积下来的负面生态影响，包括以前的损害后果。历史每迈出一步，资本生态系统运作的基准皆大不相同。例如，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已经消失，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上升了一段时间。郊区化和郊区生活方式正在扩张（例如在中国各地）。这种生活方式深植于特定的文化偏好、人类心理和物理景观中，它们仰赖高能源消费及土地、空气和水的滥用，来发挥润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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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同的是，我们如今处于资本活动指数增长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种活动的增长正对资本生态中的环境压力和危难的程度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它使我们有巨大的压力将生活世界中越来越多的方面（甚至是生物本身）商品化、私有化和纳入资本运作的范畴。如今连基因鉴定也有人宣称是私有财产。其次，它也导致某些方面的压力加剧，最明显的是气候变化、栖息地多样性受损，以及不稳定的公共卫生（确保食品安全和有足够能力对付新疾病）能力。我认为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资本的生态系统正日趋恶性扩散和退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快速的城市化和非常劣质的人造环境（有时称为“第二自然”）的建造有关（亚洲近年的快速城市化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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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内部围绕着如何改善自身生态环境的斗争正在进行且日趋尖锐。资本主义企业经历的生态效应，往往是以成本转移或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出现。所谓外部性，是指资本不必支付的实际成本（例如公司造成环境污染，但后果由其他人承受，公司不必付出代价）。连右翼经济学家也承认，这方面有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干预、补偿税和监管行动因此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是，一如既往，在这种问题上采取行动或无所作为，均涉及不确定性和意外后果。最大的危险在于，必要的行动将因为顽固的政治和企业势力反对而耽搁，而我们可能在辨明（遑论解决）问题之前，便越过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例如，加州近海沙丁鱼的繁殖周期无人知晓，20世纪30年代的过度捕捞，最终导致沙丁鱼不再繁殖，此时才有人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这片海域此后再也见不到沙丁鱼。[4]在《蒙特利尔议定书》这个例子中，时程相当长，因为平流层中的氯氟烃需要很多年才会消散。资本不善于处理这种时程，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衰退的长期后果作战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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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数型增长持续的压力下，恶性退化很可能将加速。我不排除这个过程中将出现末日般的时刻。例如，极端气候现象正日趋频密。但因为掠夺式的“灾难资本体制”乐于发挥作用，资本可以轻易适应局部的灾难事件。事实上，在局部环境灾难造成的波动中，资本茁壮成长和演化。这些灾难不但衍生出新商机，还赋予资本掩饰自身缺点的方便口实：虽然这些灾难主要是资本制造出来的，资本可以将它们归咎于不可预测、善变任性的悍妇“自然母亲”。相对而言，环境生态长期以来的恶性退化，才是资本几乎毫无准备的大问题，而我们也仍未创造出新的体制和权力去处理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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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生态系统的时间尺度和地域规模已在改变，以因应指数型增长。以前的问题往往是局部的（这里有一条河遭到污染，那里有严重的雾霾），如今问题日趋区域性（酸性沉降、臭氧浓度偏低，以及臭氧层空洞）或全球性（气候变迁、全球城市化、栖息地遭破坏、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衰退，海洋、森林和陆地生态系统退化，以及在副作用和对土地与生物的影响未明之下，不受控制地使用人工化合物，如肥料和杀虫剂）。在许多情况下，地方的环境改善了，但区域或全球的问题则恶化了。因此，资本与自然的矛盾如今已不是传统的管理和因应手段所能应付的。相关问题以往仰赖市场力量与国家权力的某种结合，例如，面对1952年的伦敦雾霾灾难，当局的补救措施之一是建造巴特西发电站，将烧煤产生的含硫污染物排放到大气层（后来导致斯堪的纳维亚的酸性沉降区域问题，必须靠复杂的跨国区域协议来处理）。污染问题不仅会被转移到别处，还会被借由分散或改变尺度的方式处理掉。萨默斯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便曾提出这种建议。当时他说非洲“污染程度偏低”，利用非洲来处理先进国家的废弃物因此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矛盾数十年来已“全球化”，可用的闲置空间也就越来越少（外层空间弃置垃圾除外）。随着复合增长加速，这可能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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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规模的复杂互动问题如今由谁代表发言，又由谁采取有效行动？讨论环境问题的周期性国际会议往往没有结果。偶尔会有问题能达成跨国协议（例如，酸性沉降和氯氟烃的问题），此时便有可能采取有效行动。但是，相对于资本的全球生态系统中逐渐浮现的大问题，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如果资本未能成功处理这些矛盾，那不会是因为自然界的障碍，而是因为资本本身在经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例如，就气候变迁而言，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大致该怎么做（尽管应对方案可能很复杂）。问题在于某些资本势力（以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及其机器）的傲慢和既得利益，他们有能力质疑、破坏和防止威胁其赢利能力、竞争地位与经济权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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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资本的生态系统向来是全球性的。商品国际贸易必然涉及投入要素（水、能源、矿物、生物质和养分，以及人类劳动力的作用）从一地至另一地的实质或虚拟转移。这种贸易是凝聚资本生态系统的黏着剂，而该生态系统中的活动之扩大和增强，正是靠这种贸易的扩张。虚拟生态转移的类型很重要。举个例子，加拿大炼铝耗用的能源，以铝商品的形式出现在美国（而不是经由电网或输油管，直接将能源从加拿大转移到美国），便是一种虚拟转移。这种转移不均衡，正是资本生态系统中充斥着不平等和地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原因。好处集中在世界某些地区，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受。地区之间的生态效益转移支撑地缘政治张力。这也有助于解释，玻利维亚人利用他们的自然资源的方式，为何与美国截然不同。玻利维亚人希望将石油留在地下。他们允许这些石油开采出来，供其他国家（如美国）使用，只能获得微薄的权利金，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用我的资源来补助你的生活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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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获得的价值评估（用生态经济学家的说法则是：自然为资本提供的服务所获得的货币价值评估）是任意的。这有时会导致资本滥用自然可提供的使用价值，最终引发生态崩溃。资本经常耗尽，甚至是永久摧毁特定地点的自然资源。当资本可以在地域间流动时，情况尤其如此。美国南部的棉农或巴西的咖啡种植者耗尽他们土壤的肥力时，便迁往更容易赢利的肥沃土地。殖民者开采殖民地的资源，不顾当地人（往往是原住民）的福祉。矿物、能源与森林资源的开采遵循类似理念。但是，生态后果由当地集中承受，留下满是废弃矿镇、贫瘠土壤、有毒垃圾场和贬值资产的参差地貌。生态效益则由其他地方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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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和殖民统治制度之下，这些掠夺资源的做法是加倍的贪婪和暴力。采矿、土壤流失和不受管制的资源开采，在世界的地貌上已留下巨大的疮疤，有时还不可逆转地摧毁人类生存所需的使用价值。在某些地方，我们有时可以结合健全的环境管理和持续赢利原则，建立比较良性的资本主义逻辑。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黑色风暴（Dust Bowl，严重损害生态和农业的一系列沙尘暴）后，国家赞助的土地保育做法，和较可持续的农业经营方式便开始流传，尽管这种经营方式类似当代赚钱的农业企业那一套：资本密集，高耗能，使用大量化肥和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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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出现破坏生态系统的做法，不代表其他地方也会出现（反之亦然）。悲观者强调破坏生态的贪婪行为，乐观者则表示别处有维持生态平衡的健全做法。事实上，两者共存于资本生态系统的动态中。不幸的是，我们的知识和工具不足，无法全面计算地球的得失，无论我们讲的是使用价值还是货币价值（虽然卫星影像对估算前者有些帮助）。地区间商品贸易所涉及的实质和虚拟生态转移，也极难计算。英国谢菲尔德和美国匹兹堡的钢厂关门，当地空气质量在大量劳动者失业之际神奇地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增加了许多钢厂，空气污染因此严重恶化，缩短当地人的预期寿命。这又是污染问题没有解决而转移到别处的例子。但是，在得失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受惠的总是有钱有势者，贫穷弱势者的境况则大大恶化。毕竟掠取资源的帝国主义向来便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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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有关资本生态系统实际整体运作的可靠知识，我们很难就资本进一步持续扩张造成的环境退化有多致命做出清晰的判断。这情况本身或许便意味着一大危险：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必要的手段去妥善管理资本的生态系统，连必须处理哪些社会生态问题也相当不确定。我们确实知道的是，目前正浮现的环保问题的空间与时间规模已根本改变，而应付这种规模的问题之制度架构，则显然未能追上时代的需求。我们也知道，即使争议各方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政治意愿，我们也未必能及时设计和执行防止灾难的必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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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问题，明智的立场看来是这样：所谓的自然灾难一点也不自然，人类的知识大致足以缓和或应付多数环境灾难的威胁。但是，资本若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估计必须先经过一些斗争——资本交战各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受极其方便的成本转移做法影响的人与资本的斗争。问题迟迟无解，原因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归咎于自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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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本与自然的关系有严重问题，这是资本的内部矛盾，而非资本外部问题。我们不能一方面坚称资本有能力摧毁它自身的生态系统，一方面任意否认资本有自我清理和解决（或至少适当平衡）它内部矛盾的潜力。在许多案例中，资本已成功处理这类矛盾，通常是在国家权力（在环境政策方面整体而言往往极度不一致）的敦促或命令下，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普遍压力影响下。相较于一个世代前，欧洲北部和北美的河流与空气如今干净得多；即使是在中国北部，当地人的预期寿命也正普遍上升而非下降。限制使用氯氟烃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借由国际协议，成功处理了一项严重的环境威胁（尽管谈不上完美解决）。又例如DDT杀虫剂的有害影响也已受到控制，而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在《蒙特利尔议定书》这个例子中，这项政府间协议之所以达成，有赖保守和拥护利伯维尔场的撒切尔夫人改变想法，成为积极的支持者（部分原因在于她有化学专业背景，了解相关的技术问题）。气候变迁方面，掌权的“否认者”太多，改善行动因此无法推行，而至今仍未出现像撒切尔夫人这样的人才来拯救大局。我们只能靠一些比较贫穷和问题较为紧迫的国家，例如玻利维亚和马尔代夫，出来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气候正义。我们因此无法得知资本是否能达成有效处理该问题所需的巨大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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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证据不支持资本体制因为环境威胁而即将崩溃的说法。即使油产见顶，我们也不会没有能源可用；即使面对指数型增长，未来许多年土地和水仍足以养活日增的人口。如果某些资源真的即将出现匮乏现象，我们将有足够的智慧找到替代品。所谓资源，是对自然中使用价值的技术、经济和文化评价。如果某些自然资源看似不足，我们可以因应情况改变我们的技术、经济和文化信念。即使是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衰退和新疾病的问题（如今我们必须视它们为对人类生命的首要威胁），如果我们能克服自身短视和政治方面的缺点，它们也是可以适当处理的。当然，这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很高的要求。因此，未来无疑将有资源战争，某些地方将发生饥荒，有些地方将出现数以百万计的环境难民，而商业运作将常常受到干扰。但这一切都不是自然界中的限制所能决定的。如果多数人类沦落到赤贫和饥饿的状态，我们只能怪自己。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它最主要是反映人类的愚蠢和腐败。但大量证据显示，人类确实有很多愚蠢和腐败的行为，而资本本身因此兴盛，甚至助长这种行为。但这并没有导致资本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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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讲到资本与自然的矛盾中，可能真正威胁资本的关键所在。我们的两个答案可能有点意外。首先是食租者阶级势力日增，他们占有所有财富和收入，但完全不关心生产。土地私有和商品化及其“自然”稀缺性，令不具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得以从生产资本身上榨取垄断租金，最终将利润率降至零（因此也将再投资的诱因降至零）。如前所述，这种描述也适用于广义的食租者，也就是包括传统地主以外的各种产权拥有者；这些产权本身不具生产力，但能帮助它的主人占有财富和收入。食租者占有自然的力量和资本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位置，有扼杀生产资本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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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自然的矛盾可能变得致命的第二个原因，完全处在一个不同的方面，那就是人类对资本建造的生态系统的疏离反应。该生态系统是功能主义和技术主导型的，是设计和建造出来的。它是私有化、商业化和货币化的，倾向借由制造和占有使用价值，尽可能产生最大的交换价值（特别是租金）。一如资本的所有其他方面，其运作日趋自动化。它是资本密集和高耗能的，涉及很少的劳动力投入。在农业方面，它倾向单一作物和榨取型运作方式，当然也倾向在指数型增长的压力下不断扩张。在城市化方面，郊区也倾向单一文化，生活方式强调以惊人挥霍的方式尽可能增加物质商品的消费量，而这会产生孤立和个体化的社会效果。资本支配我们集体甚至是个别与自然产生联系的方式。它漠视功能美学价值以外的一切。它以灾难性的方式对待自然世界（人类是当中一部分）的纯粹美丽与无限多样性，展现出它自身极其贫瘠的特质。如果说自然是专注于不断创造新事物的丰饶场所，那么资本将这种创新特质切成碎块，重新组合成纯粹的技术。资本内部有一种力量，强烈倾向破坏自然世界的丰富多样性，以及人类自由发展自身能力的潜力。资本与自然和人性的关系，是异化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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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得不尽其所能，将自然的各方面私有化、商品化、货币化和商业化。唯有如此，它才能吸纳越来越多自然事物（如今已延伸至人类的DNA），使它们变成一种资本（这是资本的一种积累策略）。这种代谢关系必然因应资本的指数型增长而扩张和深化。它被强加到问题越来越多的领域。生命形态、遗传物质、生物过程、有关自然的知识，以及有关利用自然的性质和力量的智慧（至于相关事物是人造的还是具有独特人性，则完全不重要），全都被纳入商业化的逻辑中。资本正加快它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殖民。随着资本日趋盲目地以指数型增长的方式不断积累，资本的生态也日趋盲目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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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激起各种反应、强烈的反感和抵抗。观赏日落的喜悦、雨水的清新味道、风暴的奇观，甚至是龙卷风的暴行，不能粗暴地化约为某种货币价值。波兰尼控诉将商品形式强加在自然世界不仅“怪异”，本质上还是破坏性的；这控诉远比以下批评深刻：自然力量被扰乱和破坏，以致变得对资本无用。被摧毁的是违背资本的要求和命令，保存人性的能力。许多人认为这是对“真正”自然的伤害，而这不利于我们实现更好的另一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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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就认识到，资本的运作必然涉及摧毁正派、敏感的人性。这种认识早期引发了一场以浪漫主义运动为首的美学起义，反对以纯科学方式迈向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深层生态学中，这衍生出了一种并非以人类为中心的视野，应用在人类对自身与周遭世界关系的理解上。在社会与政治生态学中，它衍生出了反资本主义分析的严厉批判形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工作中，它促成一种较为生态敏感、十分重视自然的辩证和“反叛”的马克思主义。[5]所谓“自然的反叛”不是指愤怒、不舒服的“自然母亲”对人类的反扑（如某些原住民所相信，而现在的气象主播也喜欢这么说）。这其实是人性的一种反叛，是对我们为了在资本生态系统中生存而必须承受的人性扭曲的反叛。这种反叛是跨政治光谱的——对于自然的各方面被商品化、货币化和商业化，农村的保守主义者与城市的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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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反叛的种子已经播下，它反抗的是将自然和人性化约为纯商品形式的不人道本质。疏远自然等同疏远人类的潜力。这释放出一种反叛精神。在这场反叛中，尊严、尊重、同情、关怀、爱心等词语变成革命口号，求真和求美的价值观取代了社会劳动的冷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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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ul Sabin,The Bet
:Paul Ehrlich,Julian Simon,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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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在以下著作中对此有详细的议论：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Oxford,Basil Blackwel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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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il Smith,“Nature as Accumulation Strategy”,Socialist Register,2007,pp.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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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rthur McEvoy,The Fisherman’s Problem
:Ecology and Law in the California Fisheries,1850–198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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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ne Naess,Ecology,Community and Lifesty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William Leiss,The Domination of Nature,Boston,MA,Beacon Press,1974;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23–50,Boston,MA,Beacon Press,1973;Murray Bookchin,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
:Essays on Dialectical Naturalism,Montreal,Black Rose Books,1990;Richard Peet,Paul Robbins and Michael Watts,Global Political Ecology,New York,Routledge,2011;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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