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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有关资本生态系统实际整体运作的可靠知识，我们很难就资本进一步持续扩张造成的环境退化有多致命做出清晰的判断。这情况本身或许便意味着一大危险：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必要的手段去妥善管理资本的生态系统，连必须处理哪些社会生态问题也相当不确定。我们确实知道的是，目前正浮现的环保问题的空间与时间规模已根本改变，而应付这种规模的问题之制度架构，则显然未能追上时代的需求。我们也知道，即使争议各方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政治意愿，我们也未必能及时设计和执行防止灾难的必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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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问题，明智的立场看来是这样：所谓的自然灾难一点也不自然，人类的知识大致足以缓和或应付多数环境灾难的威胁。但是，资本若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估计必须先经过一些斗争——资本交战各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受极其方便的成本转移做法影响的人与资本的斗争。问题迟迟无解，原因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归咎于自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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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本与自然的关系有严重问题，这是资本的内部矛盾，而非资本外部问题。我们不能一方面坚称资本有能力摧毁它自身的生态系统，一方面任意否认资本有自我清理和解决（或至少适当平衡）它内部矛盾的潜力。在许多案例中，资本已成功处理这类矛盾，通常是在国家权力（在环境政策方面整体而言往往极度不一致）的敦促或命令下，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普遍压力影响下。相较于一个世代前，欧洲北部和北美的河流与空气如今干净得多；即使是在中国北部，当地人的预期寿命也正普遍上升而非下降。限制使用氯氟烃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借由国际协议，成功处理了一项严重的环境威胁（尽管谈不上完美解决）。又例如DDT杀虫剂的有害影响也已受到控制，而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在《蒙特利尔议定书》这个例子中，这项政府间协议之所以达成，有赖保守和拥护利伯维尔场的撒切尔夫人改变想法，成为积极的支持者（部分原因在于她有化学专业背景，了解相关的技术问题）。气候变迁方面，掌权的“否认者”太多，改善行动因此无法推行，而至今仍未出现像撒切尔夫人这样的人才来拯救大局。我们只能靠一些比较贫穷和问题较为紧迫的国家，例如玻利维亚和马尔代夫，出来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气候正义。我们因此无法得知资本是否能达成有效处理该问题所需的巨大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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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证据不支持资本体制因为环境威胁而即将崩溃的说法。即使油产见顶，我们也不会没有能源可用；即使面对指数型增长，未来许多年土地和水仍足以养活日增的人口。如果某些资源真的即将出现匮乏现象，我们将有足够的智慧找到替代品。所谓资源，是对自然中使用价值的技术、经济和文化评价。如果某些自然资源看似不足，我们可以因应情况改变我们的技术、经济和文化信念。即使是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衰退和新疾病的问题（如今我们必须视它们为对人类生命的首要威胁），如果我们能克服自身短视和政治方面的缺点，它们也是可以适当处理的。当然，这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很高的要求。因此，未来无疑将有资源战争，某些地方将发生饥荒，有些地方将出现数以百万计的环境难民，而商业运作将常常受到干扰。但这一切都不是自然界中的限制所能决定的。如果多数人类沦落到赤贫和饥饿的状态，我们只能怪自己。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它最主要是反映人类的愚蠢和腐败。但大量证据显示，人类确实有很多愚蠢和腐败的行为，而资本本身因此兴盛，甚至助长这种行为。但这并没有导致资本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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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讲到资本与自然的矛盾中，可能真正威胁资本的关键所在。我们的两个答案可能有点意外。首先是食租者阶级势力日增，他们占有所有财富和收入，但完全不关心生产。土地私有和商品化及其“自然”稀缺性，令不具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得以从生产资本身上榨取垄断租金，最终将利润率降至零（因此也将再投资的诱因降至零）。如前所述，这种描述也适用于广义的食租者，也就是包括传统地主以外的各种产权拥有者；这些产权本身不具生产力，但能帮助它的主人占有财富和收入。食租者占有自然的力量和资本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位置，有扼杀生产资本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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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自然的矛盾可能变得致命的第二个原因，完全处在一个不同的方面，那就是人类对资本建造的生态系统的疏离反应。该生态系统是功能主义和技术主导型的，是设计和建造出来的。它是私有化、商业化和货币化的，倾向借由制造和占有使用价值，尽可能产生最大的交换价值（特别是租金）。一如资本的所有其他方面，其运作日趋自动化。它是资本密集和高耗能的，涉及很少的劳动力投入。在农业方面，它倾向单一作物和榨取型运作方式，当然也倾向在指数型增长的压力下不断扩张。在城市化方面，郊区也倾向单一文化，生活方式强调以惊人挥霍的方式尽可能增加物质商品的消费量，而这会产生孤立和个体化的社会效果。资本支配我们集体甚至是个别与自然产生联系的方式。它漠视功能美学价值以外的一切。它以灾难性的方式对待自然世界（人类是当中一部分）的纯粹美丽与无限多样性，展现出它自身极其贫瘠的特质。如果说自然是专注于不断创造新事物的丰饶场所，那么资本将这种创新特质切成碎块，重新组合成纯粹的技术。资本内部有一种力量，强烈倾向破坏自然世界的丰富多样性，以及人类自由发展自身能力的潜力。资本与自然和人性的关系，是异化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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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得不尽其所能，将自然的各方面私有化、商品化、货币化和商业化。唯有如此，它才能吸纳越来越多自然事物（如今已延伸至人类的DNA），使它们变成一种资本（这是资本的一种积累策略）。这种代谢关系必然因应资本的指数型增长而扩张和深化。它被强加到问题越来越多的领域。生命形态、遗传物质、生物过程、有关自然的知识，以及有关利用自然的性质和力量的智慧（至于相关事物是人造的还是具有独特人性，则完全不重要），全都被纳入商业化的逻辑中。资本正加快它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殖民。随着资本日趋盲目地以指数型增长的方式不断积累，资本的生态也日趋盲目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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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激起各种反应、强烈的反感和抵抗。观赏日落的喜悦、雨水的清新味道、风暴的奇观，甚至是龙卷风的暴行，不能粗暴地化约为某种货币价值。波兰尼控诉将商品形式强加在自然世界不仅“怪异”，本质上还是破坏性的；这控诉远比以下批评深刻：自然力量被扰乱和破坏，以致变得对资本无用。被摧毁的是违背资本的要求和命令，保存人性的能力。许多人认为这是对“真正”自然的伤害，而这不利于我们实现更好的另一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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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就认识到，资本的运作必然涉及摧毁正派、敏感的人性。这种认识早期引发了一场以浪漫主义运动为首的美学起义，反对以纯科学方式迈向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深层生态学中，这衍生出了一种并非以人类为中心的视野，应用在人类对自身与周遭世界关系的理解上。在社会与政治生态学中，它衍生出了反资本主义分析的严厉批判形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工作中，它促成一种较为生态敏感、十分重视自然的辩证和“反叛”的马克思主义。[5]所谓“自然的反叛”不是指愤怒、不舒服的“自然母亲”对人类的反扑（如某些原住民所相信，而现在的气象主播也喜欢这么说）。这其实是人性的一种反叛，是对我们为了在资本生态系统中生存而必须承受的人性扭曲的反叛。这种反叛是跨政治光谱的——对于自然的各方面被商品化、货币化和商业化，农村的保守主义者与城市的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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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反叛的种子已经播下，它反抗的是将自然和人性化约为纯商品形式的不人道本质。疏远自然等同疏远人类的潜力。这释放出一种反叛精神。在这场反叛中，尊严、尊重、同情、关怀、爱心等词语变成革命口号，求真和求美的价值观取代了社会劳动的冷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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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ul Sabin,The Bet
:Paul Ehrlich,Julian Simon,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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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在以下著作中对此有详细的议论：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Oxford,Basil Blackwel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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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il Smith,“Nature as Accumulation Strategy”,Socialist Register,2007,pp.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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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rthur McEvoy,The Fisherman’s Problem
:Ecology and Law in the California Fisheries,1850–198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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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ne Naess,Ecology,Community and Lifesty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William Leiss,The Domination of Nature,Boston,MA,Beacon Press,1974;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23–50,Boston,MA,Beacon Press,1973;Murray Bookchin,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
:Essays on Dialectical Naturalism,Montreal,Black Rose Books,1990;Richard Peet,Paul Robbins and Michael Watts,Global Political Ecology,New York,Routledge,2011;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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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7 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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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并非完全不可能在付出某种代价后，承受本书到这里检视的全部矛盾并存活下来。例如，资本可以借由以下手段做到这件事：资本主义寡头精英监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消灭世界上大部分过剩和可弃的人口，然后奴役幸存者，并建立设有门禁、大规模的人造环境，保护人类免受变得有毒、荒芜、桀骜不驯的外部环境蹂躏。目前已有大量反乌托邦故事描述这类世界的种种可能模样，如果我们认为人性贬损后的人类未来不可能活在这样的世界，那将是错误的。事实上，有些反乌托邦故事有可怕的相似之处，例如柯林斯（Suzannel Collins）的青少年畅销三部曲《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以及米切尔（David Mitchell）的未来反人道主义故事《云图》（Cloud Atlas）中描述的社会秩序。那样的社会秩序可以存在，显然只能仰赖法西斯式思想控制、警察日常监视和暴力的持续运作，以及不时的军事化镇压。任何人如果看不到这些反乌托邦世界的要素已出现在我们周遭，他是在以最残忍的方式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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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不在于资本无法在它的矛盾中存活下去，问题在于资本存活下去的代价将是多数人类无法接受的。希望在反乌托邦趋势严重恶化之前，也就是远在各地的局部问题（甲地稀稀落落的无人飞机轰炸，乙地疯狂的统治者偶尔利用毒气对付自己的人民，丙地以凶残和矛盾的政策对付各种反抗，丁地发生环境灾难和大规模饥荒）演变成武装力量灾难性不对等的抗争真正全面涌现，贫与富对立，享有特权的资本家及其怯懦的助手与其余的人对立之前，社会和政治运动将兴起，人们高喊：“够了！”然后改变我们生活和相爱、生存和繁衍的方式。我们如今应清楚地看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换掉资本的经济引擎和它不合理的经济理性。但是，在当前的时代思想状态下，公众针对这一问题的富有想象力的议论少得可怜，我们应该如何完成上述任务一点也不清楚，而资本的经济引擎可用什么东西代替就更不清楚了。分析这个问题时，了解资本的矛盾是大有帮助的，正如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说过：“希望潜伏在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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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这些潜在的希望时，我们必须先接受一些基本论点。在《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中，我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自行崩溃。它必须受到外力逼迫。资本的积累永远不会停止。它必须由外力终止。资本家阶级永远不会自愿交出权力。他们的权力必须由外力夺取。”[1]我仍然坚信这个观点，并认为其他人也有此认识极其重要。这项任务显然需要一场强大的政治运动，以及许多个人的决心来承担。这样一场运动如果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可以与集体的政治主体性结合的宏愿。怎样的愿景才能激励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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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支持矛盾中的一方（例如使用价值）而非另一方（例如交换价值），或是设法削弱并最终消除某些矛盾（例如允许人们利用金钱将社会财富私有化），借此尝试一步步地逐渐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尝试改变变动的矛盾限定的发展轨迹（以非军事技术和民主自由世界中更大程度的平等为方向）。如我在本书中一再尝试指出的，了解资本的矛盾有助于我们建立有关整体发展方向的长远愿景。一如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崛起，改变了资本的发展方向（私有化和商业化趋势加剧，交换价值的支配力增强，人们不惜一切疯狂追逐金钱权力），一场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可在未来数十年引导我们走向截然不同的策略方向。文学作品和社会运动透露的迹象显示，人类至少愿意尝试重新设计资本体制，考虑更多生态敏感关系，并大幅提高社会正义和民主治理的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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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渐进式的做法是有优点的。它提议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一如近年来开罗、雅典和伊斯坦布尔的广场群众运动初期所要求的——虽然在这3个例子中，国家机器很快便以惊人的暴力回应，大概是因为这些运动越过了当局压迫性包容的边界。这种做法试图以有限的共同议题，策略性地凝聚群众。当具有传染力的影响从一种矛盾蔓延至另一种矛盾时，这种做法也能产生广泛的作用。想象一下，如果交换价值的优势和凯恩斯描述的追逐金钱权力的异化行为同时减少，以及民间个体利用社会财富获利的能力受到充分约束，世界将会如何？想象一下，如果种种异化现象（工作的异化，永远无法满足人的补偿消费的异化，空前的贫富差距，和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因为大众对资本当前种种离谱现象的不满程度升高而减少，世界将会如何？果真如此，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较为人道的世界，社会不平等和冲突、政治的腐败和压迫将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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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未告诉我们，非常零散但为数众多的反对运动，可以如何凝聚为一场较统一和团结的反资本支配运动。渐进式的做法未能处理资本的各项矛盾如何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一些具有催化作用的构想，来赋予政治行动以基础和活力。如果想要对抗和战胜资本势力，我们必须将集体的政治主体性与一些有关如何建构另一种经济引擎的基本概念结合起来。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将无法夺取资本的权力，也无法取代资本的体制。就此而言，我认为最合适的概念是异化（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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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动词alienate有多种意思。作为法律用词，它是指将产权转让给别人。例如，我把一块土地卖给别人时，便是将它的产权转让了出去。在社会关系方面，它是指对某个人或体制或某项政治事业的感情、忠诚和信任变淡，可能转移至另一目标上（有时可能是在有心人的引导下）。对人或体制（例如法律、银行、政治制度）的信任异化（也就是丧失），可能会极其严重地损害社会结构。作为被动的心理现象，异化是指疏远某些重要关系，变得孤立。我们为了某些无法说清、无可挽回的损失感到悲痛时，便是体验到和内化了这种异化。作为主动的心理状态，异化是指自己实际或感觉被压迫或剥削，因而感到愤怒和充满敌意，并以行动发泄这种愤怒和敌意，有时会在没有明确原因或合理目标的情况下，以激烈行为宣泄对世界的不满。例如，当人们因为生活中缺乏机会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结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丧时，便可能会出现异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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