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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应用本来应该可以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数，但多数人却发现自己的工作时间变长了。不过，这也有它的社会作用。允许越来越多的人有空去追求自我实现，对资本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利于资本继续稳当地在职场和市场控制劳动者。高兹写道，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容不下既不生产也不消费商业财富的真正闲暇。它不给受雇者闲暇，不是因为客观上必须如此，而是它的源起逻辑使然；工资的设定，必须以诱使工作者尽最大努力为原则。”工会提出的工资要求“实际上是唯一不损害经济体制的理性要求”。理性消费（理性是针对资本的不断积累而言）变成资本生存下去的绝对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与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工作的组织和性质有关的要求，则充满颠覆性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它们不能以金钱满足，它们冲击经济理性本身，进而挑战资本的权力。一旦人们发现不是所有价值皆可量化，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钱买到，而且钱买不到的还是必要，甚至是唯一必要的东西，‘基于市场的秩序’便受到可能动摇根基的挑战。”[9]如那个“无价”广告所言：“有些东西钱永远买不到，除此之外，万事达卡为你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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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个体相信，他们获得供应的消费品和服务，足够补偿他们为获得这些商品而必须做出的牺牲，相信消费构成个人幸福的港湾并使他们与众不同，往往是商业广告这一行的工作。”在这个领域，“广告狂人”（广告如今占美国经济活动相当大一部分）成为主角，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他们的关注焦点是私人企业和个人。他们的任务是说服人们消费“并非必要，甚至毫无用处”的商品。商品“总是被描述为含有奢华、丰盛和梦幻的元素；这些商品替它的购买者贴上‘幸福和优越人士’的标签，借此保护他们免受理性化世界的压力，不必承担做个有用的人的义务”。高兹将这些商品定义为“补偿型商品”，“人们渴望得到它们，可能主要是看中它无用的特质，而非它的使用价值，因为正是这种无用的特质（例如，一些非必要的小玩意和装饰品）象征着购买者逃离集体世界，进入个人可以完全自主的港湾。”[10]广告狂人已证实精通推销的，恰恰是这种过度的消费主义和无用特质。这种过度的消费主义与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渴望是有深刻矛盾的。这个观念连现任教宗也认同。他在最近一次宗座劝谕中抱怨：“当代社会提供的无限消费和消遣可能，导致所有层面皆出现某种异化，因为当社会的组织、生产和消费形式使人较难奉献自己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关系时，社会便异化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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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高兹指出：“因为觉得工作带来的消费机会是足够的补偿、因此接受工作异化的功能型工作者，必须同时成为社会化的消费者，才能以这种状态存在。但是，只有一个市场经济领域和与之相随的商业广告，才能制造出这些社会化的消费者。”[12]1968年的革命运动虽然自夸追求个人自由和自主权以及社会正义，但结局恰恰如此——迷失在异化消费主义的世界，沉没在丰富的补偿型商品中；拥有这些商品，被视为人类欲望市场中自由选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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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或补偿型消费主义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内部毁坏动力。它需要放纵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破坏”发生在土地上。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已稳定下来的生活、联系和社交方式，一次又一次遭破坏，以迁就一时的风尚或奇想。贵族化或迪士尼化发展，必然涉及拆毁和被迫迁移，粗暴地破坏本已形成的城市生活纹理，只为插入浮夸俗艳、瞬间过时的事物。随着金主和食租者、开发商、地主和富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官员，从暗处走到资本积累逻辑的前线，剥夺和毁坏、迫迁和建设，成了有力和投机的资本积累的工具。资本流通和积累的经济引擎，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整个吞噬，吐出新的都市形态，尽管遭受许多人抵制；抵制者觉得自己与这种过程彻底疏离，这种发展不但完全改变了他们居住的环境，还重新定义了他们必须成为怎样的人才能生存下去。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被资本从外部重新设计塑造。日常生活被扭曲为资本的流通。不愿接受这种人性强制重新定义的人，变成一群疏离的人，他们的不满不时以骚乱和潜在革命的形式暴发，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保罗、斯德哥尔摩到玻利维亚的埃尔阿尔托，都曾发生这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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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均仰赖拥有足够的金钱。对金钱的迫切需要诱使“以前未受薪的社会阶层寻找受薪工作”，而这进一步增加“补偿型消费的需要”。结果“获得酬劳变成活动的首要目的，以致任何没有金钱报酬的活动不再是可接受的。金钱取代了其他价值，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随之出现的是“退缩至私人领域、优先追逐‘个人’利益的诱因”。这进而“协助瓦解团结和互助网络、社会和家族凝聚力，以及我们的归属感。由（异化）消费主义社会化的个体不再是融入社会的个体，而是被鼓励借由与其他人区分以便‘做自己’的个体；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相似之处，在于他们拒绝借由采取共同行动，为共同的境况承担责任（这种拒绝在社会中被导向消费）”。[13]对特定地方和文化形态的钟爱和忠诚，被视为不合时宜。新自由主义伦理的传播不正是以此为目标，而且最终达成了任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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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产方面节省的时间越多，资本越迫切需要将这些时间吸收到消费和消费主义中，因为如我们稍早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容不下既不生产也不消费商业财富的真正闲暇”。对资本来说，挥之不去的一项威胁，是自由往来和自我创造的个体，因为从生产的苦役中获得解放，而且在消费方面获得种种省时省事的技术协助（例如微波炉、洗衣干衣机、吸尘器，以及网络银行、信用卡和汽车等），可能开始建立一个替代资本体制的非资本主义世界。例如，他们可能变得倾向抵制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开始规避它压倒性但往往残酷的时间纪律。为避免这种情况，资本不但必须借由它的实现吸收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还必须设法占据新技术释放出来的自由时间。资本在这方面大获成功。许多人发现，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省时技术均广为普及之际，他们可以用在自由创造活动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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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是如何发生的？管理、操作和维护整套省时的家庭工具，当然耗费我们很多时间，而工具越多，我们耗费在这上面的时间便越多。这些复杂的工具，使我们必须不断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与客服中心、信用卡、电话和保险公司等联系。我们的文化习惯充满对科技玩意的痴迷，而这种习惯无疑俘虏了我们的创造力中爱玩的一面，使我们常常无益地连续好几个小时看情景喜剧、在网络上闲逛或是玩计算机游戏。我们无处不被“大规模分心武器”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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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都解释不了为何时间以当前这种方式从我们手上溜走。我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本将消费时间问题当作资本积累的潜在障碍处理的结构化方式。资本生产和营销不耐用或容易过时的商品，并制造实时消费的事件和奇观，如本书稍早所述，这种发展的高潮是一种惊人的明确反转：消费者在脸谱网等社群媒体上制造自己的奇观。资本从这类社群媒体身上获得的租金极为重要，而人们消耗在这些消费形式上的时间也非常惊人。沟通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可能被受过教育的疏离青年应用在政治以至革命活动上，也可能通过闲聊、八卦和分散注意力的人际戏谑，消耗人们的时间（同时稳定地替他人产生价值，如谷歌和脸谱网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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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今生产活动中常见的假忙碌，或异化消费主义方面的追求，完全占据人们的生活、心智历程和政治取向时，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是很难，甚至不可能驳斥的。迷失在电子邮件或脸谱网中谈不上是积极参与政治。高兹说得对：“如果节省工作时间无助于解放时间，如果获得解放的时间并不是用于‘个体自由的自我实现’，这些省下来的工作时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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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可能正迈向一种理想情况：“工作时间按计划分阶段缩减，实质所得不会因此受损，而且当局推行配套政策，使这些获得解放的时间成为所有人自由自我实现的时间。”但这种解放对资本家阶级的权力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也就遇到很强的阻力和障碍。“生产力发展本身可能会减少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但它本身无法创造出必要的条件，使这种时间解放成为所有人的解放。历史可能赋予我们获得更大自由的机会，但我们还是必须主动把握这些机会，并从中获得好处。我们的解放不会是物质决定论的结果。一个过程中即使有解放的潜力，也必须有人把握机会自我解放，潜力才得以实现。”号召人们集体对抗资本产生的多种异化，是动员人们对抗资本主义经济引擎的一种有力方式；该引擎不顾后果地推动资本体制从一种危机滑向另一种危机，可能灾难性地损害我们与自然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普遍的异化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可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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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重申，针对矛盾的反应没有不矛盾的。检视普遍异化现象引发的当代政治反应，我们看到令人极其不安的景象。法西斯在欧洲沉渣泛起（希腊、匈牙利和法国的情况尤其恶劣和显著），美国共和党中出现一心只想断绝政府财源和关闭政府的茶党派系，是强烈异化的部分人尝试寻找政治解决方案的表现。他们不怕动用暴力，确信必须追求彻底控制一切的政治，才可保护他们受威胁的自由。这种政治趋势受当局对社会运动日趋暴力的军事化反应支持，某种程度上也与这种镇压交融。这种军事化反应针对所有可能冲破压迫性包容的高墙的社会运动，这些高墙对自由主义治理性的永存至关紧要。想想以下例子：在美国，警察动用过度暴力镇压占领运动；在土耳其，当局镇压始于塔克西姆广场的和平抗议，手段比美国更暴力；在希腊，警方在雅典宪法广场的行动，令人想起金色黎明党的法西斯手段；在智利，警方持续以暴力打击抗争学生；在孟加拉国，政府组织暴徒攻击抗议危险工作环境的人；在埃及，当局对“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反应军事化；在柬埔寨，工会领袖遭谋杀。这一切事件的背景，是国家机器迅速扩大监控的天罗地网，并积极立法，决心打一场反恐战，很容易将任何积极和有组织的反资本主义抗争视同恐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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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光谱中的极左翼和极右翼，均普遍认为国家体制已过度扩权，而这是必须反抗的。这显示人们对国家体制普遍疏离，该体制历来承担起创造跨派系（以至跨阶级）共识和社会凝聚力的任务（通常是诉诸建构出来的有关国家认同和团结的幻象）。福柯有关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分析在此能派上用场。欧洲在16和17世纪经过一段时期的财政军国主义（fiscal militarism）之后，留给世界的专制、绝对和集权的国家体制，必须调整以适应资产阶级的原则与做法，也就是坚持不可能实行的自由放任的乌托邦政治。英国以自由作为创造治理性的手段，成功完成这种调整（后来森倡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与此很像）。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内化它的专制权力的局限，并将产生共识的任务交给自由发挥功能的个体；这些个体围绕着民族国家，内化了社会凝聚力的概念。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同意借由市场程序规管活动。集中的权力受到明确的限制。美国的茶党、自治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政治主张，是设法限制国家或甚至摧毁国家，虽然右翼作此主张的名义是个人主义，左翼则是基于尊重个体的结社主义（associationism）。特别有趣的是，现行的生产方式和政治表述，界定了它主要反对力量的空间和形态。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霸道做法，衍生出了分散和网络化的反对力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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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普遍异化的现象，明确的右翼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含义也是可怕的。毕竟在历史上，右翼对这类问题的反应曾造成极严重的后果。我们能不吸取历史教训，将反资本主义运动塑造为处理时代矛盾的进步方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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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London,Profile Books,2010,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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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参考以下著作中的辩论：Immanuel Wallerstein,Randall Collins,Michael Mann,Georgi Derluguian and Craig Calhoun,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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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dré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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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ndré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22.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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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dré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p.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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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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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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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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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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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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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ope Francis,“Apostolic Exhortation Evangelii Gaudium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to the Bishops,Clergy,Consecrated Persons and the Lay Faithful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in Today’s World”,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15 December 2013,paragraph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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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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