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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可能正迈向一种理想情况：“工作时间按计划分阶段缩减，实质所得不会因此受损，而且当局推行配套政策，使这些获得解放的时间成为所有人自由自我实现的时间。”但这种解放对资本家阶级的权力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也就遇到很强的阻力和障碍。“生产力发展本身可能会减少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但它本身无法创造出必要的条件，使这种时间解放成为所有人的解放。历史可能赋予我们获得更大自由的机会，但我们还是必须主动把握这些机会，并从中获得好处。我们的解放不会是物质决定论的结果。一个过程中即使有解放的潜力，也必须有人把握机会自我解放，潜力才得以实现。”号召人们集体对抗资本产生的多种异化，是动员人们对抗资本主义经济引擎的一种有力方式；该引擎不顾后果地推动资本体制从一种危机滑向另一种危机，可能灾难性地损害我们与自然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普遍的异化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可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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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重申，针对矛盾的反应没有不矛盾的。检视普遍异化现象引发的当代政治反应，我们看到令人极其不安的景象。法西斯在欧洲沉渣泛起（希腊、匈牙利和法国的情况尤其恶劣和显著），美国共和党中出现一心只想断绝政府财源和关闭政府的茶党派系，是强烈异化的部分人尝试寻找政治解决方案的表现。他们不怕动用暴力，确信必须追求彻底控制一切的政治，才可保护他们受威胁的自由。这种政治趋势受当局对社会运动日趋暴力的军事化反应支持，某种程度上也与这种镇压交融。这种军事化反应针对所有可能冲破压迫性包容的高墙的社会运动，这些高墙对自由主义治理性的永存至关紧要。想想以下例子：在美国，警察动用过度暴力镇压占领运动；在土耳其，当局镇压始于塔克西姆广场的和平抗议，手段比美国更暴力；在希腊，警方在雅典宪法广场的行动，令人想起金色黎明党的法西斯手段；在智利，警方持续以暴力打击抗争学生；在孟加拉国，政府组织暴徒攻击抗议危险工作环境的人；在埃及，当局对“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反应军事化；在柬埔寨，工会领袖遭谋杀。这一切事件的背景，是国家机器迅速扩大监控的天罗地网，并积极立法，决心打一场反恐战，很容易将任何积极和有组织的反资本主义抗争视同恐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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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光谱中的极左翼和极右翼，均普遍认为国家体制已过度扩权，而这是必须反抗的。这显示人们对国家体制普遍疏离，该体制历来承担起创造跨派系（以至跨阶级）共识和社会凝聚力的任务（通常是诉诸建构出来的有关国家认同和团结的幻象）。福柯有关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分析在此能派上用场。欧洲在16和17世纪经过一段时期的财政军国主义（fiscal militarism）之后，留给世界的专制、绝对和集权的国家体制，必须调整以适应资产阶级的原则与做法，也就是坚持不可能实行的自由放任的乌托邦政治。英国以自由作为创造治理性的手段，成功完成这种调整（后来森倡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与此很像）。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内化它的专制权力的局限，并将产生共识的任务交给自由发挥功能的个体；这些个体围绕着民族国家，内化了社会凝聚力的概念。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同意借由市场程序规管活动。集中的权力受到明确的限制。美国的茶党、自治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政治主张，是设法限制国家或甚至摧毁国家，虽然右翼作此主张的名义是个人主义，左翼则是基于尊重个体的结社主义（associationism）。特别有趣的是，现行的生产方式和政治表述，界定了它主要反对力量的空间和形态。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霸道做法，衍生出了分散和网络化的反对力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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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普遍异化的现象，明确的右翼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含义也是可怕的。毕竟在历史上，右翼对这类问题的反应曾造成极严重的后果。我们能不吸取历史教训，将反资本主义运动塑造为处理时代矛盾的进步方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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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London,Profile Books,2010,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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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参考以下著作中的辩论：Immanuel Wallerstein,Randall Collins,Michael Mann,Georgi Derluguian and Craig Calhoun,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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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dré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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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ndré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22.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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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dré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p.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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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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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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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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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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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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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ope Francis,“Apostolic Exhortation Evangelii Gaudium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to the Bishops,Clergy,Consecrated Persons and the Lay Faithful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in Today’s World”,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15 December 2013,paragraph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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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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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p.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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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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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结论 幸福但有争议的未来：革命人道主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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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以来便有人相信，他们可以靠个人或集体为自己构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非只是继承既有的世界。当中很多人也相信，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己，有希望成为更好的人。这两个观点我都相信。例如，在《叛逆的城市》（Rebel Cities）中，我表示：“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这个问题与我们想做怎样的人，追求怎样的社会关系，珍惜怎样的人与自然关系，渴望怎样的生活方式，抱持怎样的美学价值是分不开的。”我写道，人的城市权利“远非只是个人或群体使用城市包含的资源的权利，它还包括改变和再造城市，使其更接近我们内心渴望的权利……塑造和再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城市的自由，是人类最宝贵但最受忽视的权利之一”。[1]或许正因为这个直观理由，城市在其历史上一直是大量乌托邦渴望的焦点目标；人们渴望城市能带给人类较美好、较不异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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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们可以借由自觉的思想和行动，让世界和我们自己变得更美好，这个信念界定了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传统。这一传统的世俗版本与有关尊严、宽容、怜悯、爱和尊重他人的宗教教义部分重叠，也往往受后者启发。宗教和世俗的人道主义，均是一种以人类潜力、能力和力量之解放衡量自身成就的世界观。它赞同亚里士多德有关个体自由发展和建构“美好人生”的看法。用当代“文艺复兴人”彼得·巴菲特的话来说，人道主义追求的世界保证个体“能真正解放天性，或是有机会度过愉悦和满足的人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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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和行动传统兴衰有时，各地的流行程度也各有不同，但它似乎从不曾死去。它当然必须与较正统的学说竞争，后者认为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诸神、某个造物主、自然的盲目力量、借由遗传和突变实践的社会演化法则、决定技术演化方向的经济铁律，或是受世界精神支配的某种隐蔽的目的论。人道主义也有它离谱的地方和黑暗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某种程度的放荡性质，其主要倡导者伊拉斯谟（Erasmus）当年因此担心这种犹太与基督教传统正走向放纵的感官享受。人文主义有时也会误入歧途，以普罗米修斯和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去看人类相对于万物（包括自然）的能力和力量；一些迷惑的人甚至相信我们仅次于上帝，是拥有宇宙的超人。当某些族群被视为不值得被当作人对待时，这种人文主义便特别致命。美洲许多原住民部落面对殖民者时，便遭遇这种命运。他们被贴上“野蛮人”的标签，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人类的成员。这种倾向在某些圈子中仍然很强，这促使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就此问题写了《女性是人吗？》（Are Women Human?）这本书。[3]在许多人眼中，这种排斥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特质；彰显这一点的是如今很流行的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的“例外状态”，许多人活在这种状态中（最典型的是被在关塔那摩湾生活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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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量迹象显示，开明的人道主义传统保持强健，甚至可能正东山再起。这种精神显然正激励世界各地非政府组织（NGO）和慈善团体的大批员工，他们的使命是帮助弱势群体把握机会改善生活和前景。甚至有人做一些无益的尝试，替资本本身披上人道主义外衣，部分企业领袖称之为“自觉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这是一套企业家伦理，当中有些明智的建议，例如，借由看似善待员工来提升员工的效率，但整体而言会让人怀疑是一种“良心漂白”的尝试。[5]资本运作衍生出的一切恶劣事物，都被当作经济体制在良好道德意图推动下产生的间接伤害。人道主义精神可贵得多，它激励无数个体慷慨地自我奉献，往往在并无物质报酬的情况下无私地造福他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人道主义衍生出了大量宗教和慈善组织，也产生了标杆人物，如甘地、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和图图主教。世俗传统中也有多种人道主义思想和实践，包括世界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明确的人道主义精神。当然，多个世纪以来，道德和政治哲学家根据有关正义、世界主义理性和解放自由的各种理想，设计出互相矛盾的道德思想体系，而那些理想也不时提供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可能更重要且鼓舞人心的《权利法案》，全都激励了随后的政治运动和制宪或修宪努力。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最近通过的宪法均不同凡响，显示出撰写进步的宪法作为规范人类生活的基础，这种技艺绝未失传。此外，此一传统衍生出的大量文献，也仍然在追求更有意义生活的人之间流传。想想潘恩（Thomas Paine）的《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或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曾在英语世界产生的影响力，你便能明白我的意思（世界上几乎每个传统都有可歌颂的类似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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