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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普遍异化的现象，明确的右翼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含义也是可怕的。毕竟在历史上，右翼对这类问题的反应曾造成极严重的后果。我们能不吸取历史教训，将反资本主义运动塑造为处理时代矛盾的进步方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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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London,Profile Books,2010,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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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参考以下著作中的辩论：Immanuel Wallerstein,Randall Collins,Michael Mann,Georgi Derluguian and Craig Calhoun,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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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dré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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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ndré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22.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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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dré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p.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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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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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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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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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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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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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ope Francis,“Apostolic Exhortation Evangelii Gaudium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to the Bishops,Clergy,Consecrated Persons and the Lay Faithful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in Today’s World”,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15 December 2013,paragraph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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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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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p.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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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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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结论 幸福但有争议的未来：革命人道主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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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以来便有人相信，他们可以靠个人或集体为自己构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非只是继承既有的世界。当中很多人也相信，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己，有希望成为更好的人。这两个观点我都相信。例如，在《叛逆的城市》（Rebel Cities）中，我表示：“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这个问题与我们想做怎样的人，追求怎样的社会关系，珍惜怎样的人与自然关系，渴望怎样的生活方式，抱持怎样的美学价值是分不开的。”我写道，人的城市权利“远非只是个人或群体使用城市包含的资源的权利，它还包括改变和再造城市，使其更接近我们内心渴望的权利……塑造和再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城市的自由，是人类最宝贵但最受忽视的权利之一”。[1]或许正因为这个直观理由，城市在其历史上一直是大量乌托邦渴望的焦点目标；人们渴望城市能带给人类较美好、较不异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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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们可以借由自觉的思想和行动，让世界和我们自己变得更美好，这个信念界定了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传统。这一传统的世俗版本与有关尊严、宽容、怜悯、爱和尊重他人的宗教教义部分重叠，也往往受后者启发。宗教和世俗的人道主义，均是一种以人类潜力、能力和力量之解放衡量自身成就的世界观。它赞同亚里士多德有关个体自由发展和建构“美好人生”的看法。用当代“文艺复兴人”彼得·巴菲特的话来说，人道主义追求的世界保证个体“能真正解放天性，或是有机会度过愉悦和满足的人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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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和行动传统兴衰有时，各地的流行程度也各有不同，但它似乎从不曾死去。它当然必须与较正统的学说竞争，后者认为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诸神、某个造物主、自然的盲目力量、借由遗传和突变实践的社会演化法则、决定技术演化方向的经济铁律，或是受世界精神支配的某种隐蔽的目的论。人道主义也有它离谱的地方和黑暗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某种程度的放荡性质，其主要倡导者伊拉斯谟（Erasmus）当年因此担心这种犹太与基督教传统正走向放纵的感官享受。人文主义有时也会误入歧途，以普罗米修斯和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去看人类相对于万物（包括自然）的能力和力量；一些迷惑的人甚至相信我们仅次于上帝，是拥有宇宙的超人。当某些族群被视为不值得被当作人对待时，这种人文主义便特别致命。美洲许多原住民部落面对殖民者时，便遭遇这种命运。他们被贴上“野蛮人”的标签，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人类的成员。这种倾向在某些圈子中仍然很强，这促使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就此问题写了《女性是人吗？》（Are Women Human?）这本书。[3]在许多人眼中，这种排斥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特质；彰显这一点的是如今很流行的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的“例外状态”，许多人活在这种状态中（最典型的是被在关塔那摩湾生活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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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量迹象显示，开明的人道主义传统保持强健，甚至可能正东山再起。这种精神显然正激励世界各地非政府组织（NGO）和慈善团体的大批员工，他们的使命是帮助弱势群体把握机会改善生活和前景。甚至有人做一些无益的尝试，替资本本身披上人道主义外衣，部分企业领袖称之为“自觉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这是一套企业家伦理，当中有些明智的建议，例如，借由看似善待员工来提升员工的效率，但整体而言会让人怀疑是一种“良心漂白”的尝试。[5]资本运作衍生出的一切恶劣事物，都被当作经济体制在良好道德意图推动下产生的间接伤害。人道主义精神可贵得多，它激励无数个体慷慨地自我奉献，往往在并无物质报酬的情况下无私地造福他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人道主义衍生出了大量宗教和慈善组织，也产生了标杆人物，如甘地、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和图图主教。世俗传统中也有多种人道主义思想和实践，包括世界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明确的人道主义精神。当然，多个世纪以来，道德和政治哲学家根据有关正义、世界主义理性和解放自由的各种理想，设计出互相矛盾的道德思想体系，而那些理想也不时提供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可能更重要且鼓舞人心的《权利法案》，全都激励了随后的政治运动和制宪或修宪努力。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最近通过的宪法均不同凡响，显示出撰写进步的宪法作为规范人类生活的基础，这种技艺绝未失传。此外，此一传统衍生出的大量文献，也仍然在追求更有意义生活的人之间流传。想想潘恩（Thomas Paine）的《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或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曾在英语世界产生的影响力，你便能明白我的意思（世界上几乎每个传统都有可歌颂的类似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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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涉及两个众所周知的阴暗面，两者均是我们已谈过的。第一个问题是，无论人道主义的普世关怀起初表达得多么高尚，事实一再证明，我们很难阻止有心人扭曲这种普世关怀，为特定利益集团、派系和阶级谋利。彼得·巴菲特有力控诉的“慈善殖民主义”，正是这样产生的。这种操作扭曲了康德高贵的世界主义和永久和平追求，使其变成帝国主义和殖民文化的统治工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商务舱常客秉持的“希尔顿饭店世界主义”正是当前的代表。这个问题困扰了联合国宣言中的人权理念，该宣言偏重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个人权利和私有产权观念，牺牲了集体关系和文化权利。自由的理想和实践因此变成一种治理工具，替资本家阶级的财富和权力的再生产和永存服务。第二个问题是，任何信念和权利体系的实践总是涉及一些规训权力，而行使这些权力的，通常是国家或以武力为后盾的某种体制化权力。此处的困难很明显：联合国的宣言暗示个人人权实践由国家负责，但现实中国家往往是侵犯人权的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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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人道主义传统的困难，在于对人道主义无法回避的内部矛盾的充分认识，并未内化在该传统中，当中以自由与控制之间的矛盾最为明显。结果是如今人道主义倾向和感情的表达，往往有点随便和尴尬，除非它的立场安全地获得宗教教义和权威支持。因此当代无人为世俗人道主义的理念和前景提出有力的辩护，即使有无数的个别作品松散地支持人道主义传统，或维护其明显的美德（非政府组织圈内便有此现象）。人们回避人道主义的危险陷阱和根本矛盾，尤其是强迫、暴力和统治的问题，因为面对这些问题太令人尴尬。结果便出现法农（Frantz Fanon）所称的“无力的人道主义”。大量证据显示，人道主义最近的复兴中出现很多这种无力迹象。世俗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传统，为大致无效的有关世界可悲状态的说教，以及针对长期贫困和环境退化问题发起同样无效的运动，提供了一种感伤的道德基础。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于20世纪60年代发起激烈且富有影响力的运动，致力于将有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所有论述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剔除，很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阿尔都塞表示，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的人道主义，与《资本论》中的科学马克思有“认识论上的断裂”，而我们忽视此一断裂是很危险的。他写道，马克思人道主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理论空洞，政治上可能误导人，甚至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在阿尔都塞看来，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遭长期监禁的葛兰西，献身于“人类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完全搞错了奉献目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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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数十年来，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同谋性质的活动大量增加，这一现象和这类活动的性质似乎支持阿尔都塞的批判。慈善产业复合体的增长，主要反映出世界寡头集团“良心漂白”的需求增加；在经济停滞的时候，这些寡头的财富和权力每隔数年便增加一倍。整体而言，慈善组织工作几乎完全无助于处理人类堕落和被剥夺的问题，对于环境退化问题扩散也大致无能为力。这当中的结构原因，在于反贫困组织的金主要求这些组织永远不要妨碍金主进一步累积财富。如果在反贫困组织工作的人忽然全部改信一套反财富政治理念，我们的世界将变得截然不同。很少有慈善捐款人会捐助这样的组织，我怀疑连彼得·巴菲特也不会。而如今处于问题核心的非政府组织，其实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虽然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很多个别人士乐意看到这种情况，但他们根本无法使这种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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