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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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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7-80657-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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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君主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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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以下各位对手稿的阅读和改进：Eve Adler，Allan Bloom，David Epstein，Ernest Fortin，Richard H. Kennington，Pierre Manent，Marvin Meyers，Nathan Tarcov，Jeffrey Tulis，Stephen H. Wirls。还要感谢Grant Ujifusa和Adam Bellow严格的编辑工作，以及Elizabeth Vangel和Suzanne Watts帮我打字。全国人文科学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资助。对于我的夫人Delba，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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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君主 简装本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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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此书问世以来，针对它产生的许多争议，基本上形成了两种反对其论证的观点。有些人无法同意，或毋宁说无法容忍，应当把马基雅维里算作现代宪政体制中的执行官的创始人，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与马基雅维里主义风牛马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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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是现代政治科学的捍卫者，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左膀右臂，他们无法接受我对执行权现象的暧昧性质的描述。在他们看来，暧昧性意味着含糊不清、不可信、不确定；他们或许认为，我对暧昧性的辩护，表明了一项从行为主义角度明确定义执行权的经验研究计划的失败。第一种反对意见来自政治理论家，第二种反对意见来自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它们都出自一种用心良好的努力，要维护事实上受到拙著伤害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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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体制与马基雅维里主义是对立的，然而并非完全对立。它不接受马基雅维里对宪政形式的蔑视；它的目的就是抵制他对政治罪行的鼓励。宪政体制不接受他的如下观点：揭示行动之真谛者，是行动的效果，是如何使它产生，而不是它如何做成。但是，对于马基雅维里所说的根深蒂固的自私，又当如何看待？《驯化君主》请读者思考，自由主义是像今天的自由主义乐于相信的那样，拥有自己的起点，与马基雅维里无关，还是经过了马基雅维里思想的过滤，在得出自己的相反结论的过程中，从政治必然性中学到了教训。自由主义是有着纯洁无瑕的起点，还是诞生于原罪或反叛，从而使其良心染上了洗不清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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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争论触及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根源。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信念，然而我们需要搞清楚，自由主义是如何找到这个“个人”的。自由主义的创始人霍布斯和洛克认为，个人存在于自然状态，也就是说，存在于一种战争状态或严重不便的状态之中，这使每个人不得不自己照料自己，忍受这种状态下有可能必然存在的一切无序现象。如今，自由主义者已经忘了这种自然状态，或对它做了消毒处理。他们把个人组成的民主社会视为历史给定的，他们虚构出一个“初始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理性的个人变成了有同情心的自由主义者——他仿佛来自舒适的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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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我们给予信任的这个个人，需要做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才能出现。洛克所说的“完全自由”的个人，必须自己摆脱或由洛克使之摆脱对上帝的义务。斩断这些纽带，是一种更主动的抉择，不像无争议的离婚，各奔东西即可。因为“相互同意”这条自由主义原则，是不能通过同意来加以确立的：必须先证明为何同意是合理而必要的。《圣经》上说，我必须担当自己兄弟的保护人，无论是否得到同意。我为何不这样做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抱着渎神的勇气，进入神的领地，宣布它服从于人的必然性和人的至高无上性，譬如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原谅罗慕路斯杀死自己的兄弟，因为他若想成为“uno solo”（单独一人），就只能如此行事。马基雅维里通过展示这种决意做到真正单独一人的勇气，从而催生出最早的自由个人。这个最早的个人是一个专制者，并且必然如此，因为用来对抗上帝、维护自我的自私，被带入了他与自己的人类同胞的关系之中（马基雅维里颠倒了《圣经》中的说教）。这个以令人震惊的处决和执行方式去打击世人的君主，就是最初被授予权力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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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这个自由的个人源于马基雅维里，等于否认用立宪政府驯化他的必要。假如权力本质上没有侵犯性，何必去限制它呢？人们也忘记了马基雅维里所强调并且得到自由主义哲学家赞同的在必然性与人的品质[399]之间的关系。假如不施以压力，我们能够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政府中的官员能够很好地履行职责吗？忽视马基雅维里而给自由主义造成的伤害，来自于自满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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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执行权暧昧的不确定性的第二种反对意见，其实是对人的品质的必要性提出挑战。在自由主义宪政中，可以设计出能够导致良好行政的官职或机构，然而对于这种效果所必需的品质，并不存在任何保障。我们有些更讲科学的同胞，不满足于仅仅存在着倾向，而是要追求结果的确定性，于是他们放弃了可能或不可能使这种制度趋势得以完成的品质。品质是个真实又不易把握的变数，没有办法把它与一种制度融为一体。因此，这些科学家怀着最良好的意图追求行善，却拒绝谈论善。他们认为，只要从事实研究中清除各种价值，让我们实行自治这项自由主义的承诺就终将得到实现——这一实现将不再取决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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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超级民主派，也给这些执著于空洞愿望的科学家助阵，他们因为品质的贵族性质而厌恶它。[参见谢尔顿·S.沃林和我的对谈，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vol. 6 （1992），pp.211—221。]这些人要求没有卓越品质的民主，他们担心这种卓越品质是不可问责的权力的来源，如果不加限制，它的危害不难想见。但是，这样的民主仍然需要“平等派”，仍要为他们保留官职并给予奖赏。即使应当实现超级民主——也许，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它了吗？——人的品质也将以一种奇怪的扭曲形式得到保留，这不仅是为了抵抗虚假的品质主张（自由主义的意图），甚至是为了自我压制。但是，品质是无法压制自身的，因为这种努力本身也需要品质。品质将总是以无法消除的暧昧状态，存在于人类事务之中，既不可缺少，也不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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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君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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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维护自由又具备阻吓敌人、保障公民安全的强有力政府，是近代的一项发明，它出现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今天必须说，这项发明仍不是十分可靠，维护自由的政府往往倾向于变得软弱，而强大的政府倾向于放弃或践踏自由。“政府必然要么过于强大，危及人民的自由，要么过于软弱，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一切共和国都有这种内在的致命弱点吗？”林肯在1861年7月4日的危机时刻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失效，仍然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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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强大政府的结合不易发生，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现代史的概貌和古人的经验都已证实了这一点。在整个西方，“现代国家”一度是君主制国家。自由的共和国要么下场可悲，例如日耳曼的城市；要么变成了光荣的陈迹，例如威尼斯；要么鲜花怒放而硕果无多，例如荷兰共和国；要么一直封闭于峰峦之间，例如瑞士的那些蕞尔小国。可见，共和主义的实践受制于环境，成效不大，它似乎是中世纪的特殊现象，而非现代的进步。在共和主义精神得到发扬光大的地方，例如在克伦威尔的共和国（更不用说1792年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专制主义的过火行为使共和主义承受着民众厌恶和有教养者蔑视的重负。在共和主义原则幸存下来的地方，它们变成了一种“理想”，躲进了乌托邦主义。1688年英国的旧制度经过改造以后，乌托邦共和主义者，如詹姆斯·哈灵顿（1611—1677）和阿尔格农·悉德尼（1622—1683）等人，便成了可有可无的人物。孟德斯鸠对哈灵顿的著名谴责是，“拜占廷的海岸就在他眼前，他却建起了卡尔西敦”：他本可以把共和国建在英格兰，却把它建在了乌有之乡。在美国立国之前，近代共和国的历史一直是平庸的、乏善可陈的、污迹斑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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