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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执行权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既服从又不服从，既软弱又强大。它能够到达法律不及之处，从而弥补法律的不足，但它仍然服从法律。现代执行权的这种暧昧地位，使它的强大力量可以有益于共和国，但不会威胁到共和国。因此，检讨执行权的性质，看看它这种暧昧地位如何被人各有所图地加以理解和发展，是本书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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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和哲学家在认识法律时，总是提出适用性的问题。法律的普遍性与人类的具体事务是不一致的，把法律适用于这些具体事物时，强制是必要的，这有可能使实施者变成对法律的挑战和威胁。这个问题是法律的痼疾。不过对此有若干解决办法，其中只有一种办法把实施者理解为执行人。这个实施者也可以是个神职人员或君主。发明政治科学的希腊人很少谈及执行的职能，致使它一直晦涩难解；他们根本没有设立过任何有“执行”之名的职务。不过，思考一下他们——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做了些什么，却是有启发的，因为只有对照古人的政治科学，才可以充分展示现代政治科学及其最大的优点。毕竟，在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1270—1342）把整个政府理解为主权者的执行人之后，“执行”才变成了政治科学的主题。但是，这种勇敢的突破立刻就受到限制和缩减，它并没有使马西利乌斯脱离亚里士多德。它仅仅揭示了古典政治科学设下的限制，不超越这些限制，不对这种政治科学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执行权的现代理论是发展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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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权的现代学说，是从尼可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开始的，或者不如说是由他创立的，他对自己“sanza alcuno respetto”[400]（毫无顾忌地）摆脱传统有着充分的自觉。把这种学说称为“现代的”，意思是说，执行权是现代共和主义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它是现代政府中的关键因素，从而可以更一般地说，它是现代政府力求加以管束的、无方向的自由中的关键因素。同样，说它是一种现代“学说”还意味着，与大卫在歌利亚脚下发现一柄剑[401]不同，执行权不是在政治实践中偶然发现的。这样说，并非抹煞偶然因素和历史发展对理解执行权的人的影响，更不是抹煞现实的现代君主制对它的作用；而是说，执行权从源头上说是一种观念和学说。对它的一些设想是善于创新的政治家力所能及的，所以我们现在把马基雅维里之前的许多人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但是，要想领会全部设想，在常规性的基础上、在一个由各种制度组成的体系内实践它，并且有着清醒的良知——这才是困难所在。做到这一切，需要太多的勇气，太多的精深思考，对于寻找方便武器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他们的头脑不能胜任的。只有在马基雅维里以及这种学说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继承者霍布斯（1588—1679）、约翰·洛克（1632—1704）和孟德斯鸠（1689—1755）的帮助下，我们才逐渐看到了执行权的公示于众的系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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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面对当时的历史思想趋势，难以确定有深思熟虑的选择存在——讨论这个难题，是我的第二个目标。因此，本书不谈执行官的历史，他们中间无疑有不少人是执行权学说的不自觉参与者或受益者。但是，作为一本分析执行权的著作，这里的阐述将揭示某种思想，它对于认识执行权以及它所呈现出的选择的全部特征，是不可缺少的。不过，藏在执行权背后的这种思想的发展仍未得到揭示，它的理论家也尚未获得发言权。假如我能让执行权变得可以理解，我们也就能够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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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不难找到今天的执行官的精神。如果送给现代执行官一本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也许会对其中推荐的各种手段或行动方式留下深刻印象：迅速决断，依靠自己，把握必然性，不讲责任，依靠人民。尤其是一个核心观点，即到言辞的背后去认识“有实效的真理”（effectual truth）。但是，对于马基雅维里为自己的君主推荐的罪恶行径，他也会感到震惊。我们当代的执行官即使不是视为理所当然，也相信能够怀着清醒的良知去运用执行官的决策技巧，取得能够让他引以为豪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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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企业的执行官对自身道德观的信心，也再现于我们的政治中，并且得到了肯定，马基雅维里的执行官在这里已经变为“执行权”，作为政府的一个正常的合法分支被宪法所接受。所以说，宪政中的执行权是自由主义的一项发明，是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立国之父的发明，而不是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发明。确实，自由主义主张立宪政府——稳定的法律、正当程序、界限分明的权力部门和受到限制的征税，从这个角度说，自由主义似乎与“有实效的真理”——它让你不管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或道德，不计手段地获取——截然对立。相应地，我们也第一次看到，美国的宪政主义所设立的拥有执行权的新共和政体，不但引入了君主制的力量，也引入了专制政体的一些技巧。它不但把英国的君主制改造为共和制，而且把反宪政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君主也纳入宪政体制[1]，这样一来，不管宪法只问结果的欲望便被整合到宪政之中，马基雅维里的设计经过改造之后，变得可以为最先由乔治·华盛顿占据的官职所利用。这篇前言一开始引用的那个林肯的问题，是他向一个正等着为他的非常行动提供正当性的立法机关提出的。他表现出足够的良知，所以不会成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又有足够的明智，所以不会排斥马基雅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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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如何发生的？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这位执行权的令人难忘的主人，是如何变成了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中的执行官？答案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首先是一个驯化的过程，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被自由主义宪政[2]所利用和吸收，由此而变得有了规则和正当性。自由主义在驯化这种粗野的学说上取得的成功——暂且假定已经取得了成功——或许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马基雅维里本人却可以说，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者采用了执行权，所以他们等于承认，没有马基雅维里，他们将一事无成。假如没有一个分支机构，其职能可以被正确地描述为——虽然你也许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描述——在必要时绕开宪法，他们的宪政体制就无法运行。然后他也许会感到纳闷，到底是谁接纳了谁。遵循他的建议的人，就算对他的影响心知肚明，通常也不予承认，这对他无关紧要。马基雅维里十分清楚道德说教的必要，正如他知道行动的必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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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这本书的第三个目标，便是反思马基雅维里主义影响执行权的历史，但是也要反思它的更为广泛的含义。于是我发现，自己同研究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两个大名鼎鼎的权威，即波科克和斯金纳[3]，存在着分歧，这两位学者正确地强调了马基雅维里的影响，然而他们强调得都还不够，而且理解有误。他们坚信马基雅维里是共和主义者，但不是宪政共和主义的鼓吹者，而是共和主义品质的鼓吹者。他们通过现代共和政体的捍卫者去追寻他的影响过程，直到那些捍卫者向自由宪政体制俯首称臣或被淘汰出局。但是，要想研究马基雅维里主义，一定得了解马基雅维里本人。波科克和斯金纳（斯金纳比波科克更严重）是以一个已被驯化的马基雅维里为起点，所以他们没有认识到必须先去驯化马基雅维里。他们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品质观和自私观是对立的，其实这种品质观是在推荐一种残忍的扩张行为，有时为了麻痹过于敏感的读者而对它乔装打扮。对于马基雅维里在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传统决裂时所表现出的勇气，波科克和斯金纳都没有给予充分估计。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简单的区别：古人赞扬人的优秀品质，是把它视为共和国的目的，而马基雅维里却把这种品质贬低为共和国生存或扩张的手段。[4]波科克和斯金纳也没有认识到在马基雅维里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几乎得不到承认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执行权的概念看到这种关系，虽然不限于这个方面；因为马基雅维里的“一个人自己的武装”这句口号，与自由主义的自我保护的权利有着明确的相似性。因此，波科克和斯金纳虽然大谈马基雅维里，却严重低估了他的影响。他们把这种影响视为对自由主义的道德主义抵抗[5]，或视为我们不再需要的建筑材料[6]，所以他们没有估计到马基雅维里同今天的相关性，他们也没有理解他为我们的实践做出的贡献，以及他对我们的信念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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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代的自由主义——我是指包括今天的保守主义在内的原教旨自由主义——有一个内在难题，可以说它是个马基雅维里式的难题，尽管马基雅维里没有谈过权利。自由主义是以一种个人权利的观念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立宪政府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可是，哪怕最谨言慎行的政府，也不能对个人行使其权利的方式不闻不问，因为他们的行为有可能威胁到别人的权利，或危及整个共同体的安全。自由主义的政府尊重个人权利，所以它必须把视线从权利的行使移开，因为一种权利的意义，就在于把它的正确运用交给个人的选择。但是，为了保护各项权利，政府又必须做相反的事情，它一定要盯住权利的行使，在必要时还要根据这些权利的目的对它们加以缩减。十七世纪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尤其是约翰·洛克，很清楚这个难题，但是自康德以来，自由主义内部对立两派的出现，使问题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这两派人在躲避魔鬼的狂热努力中，或是在试图置它于死地的愚蠢希望中，分别只抓住这种困境的一个方面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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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利为基础的或义务论的一方，和功利主义的或目的论的一方，在今天的学术辩论中相互对抗。双方都没有成功地消灭对手，他们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处于压力之下的双方，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手的立场的分量。权利派关心的是如何保持权利的完好无损，热中于捍卫形式和程序，是司法和喜欢立法的立法机构的天然盟友。功利主义的一方则以马基雅维里也会予以认可的方式，致力于打破成规“看目的”（或效用）。这一派是强有力的执行权和辅助性立法权的天然支持者。功利主义者并没有追随马基雅维里得出其最终结论的任何意图或欲望，但是权利必须有某种用途这一功利主义的暗示，却把一个马基雅维里的观点呈现在我们面前：一切道德观念，在紧急时刻必须服从于身体的安全。在紧急时刻采取行动，“执行官的权能”——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著名说法——是必不可少的，这迫使我们评估我们的自由主义的内在困难，并且使我们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它的来龙去脉并不像我们今天乐于认为的那样十分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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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要揭示执行权的来龙去脉，所以它类似于一项思想史或观念史的研究。但是也有一些不相同之处。我不认为，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改进，或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或它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其实，我不以为我们今天对执行权的理解，是最精深、最先进的，恰恰相反，我认为与过去的见解相比，它是软弱而贫乏的。因此，我既要对执行权的发展过程表达我的满足之情，同样也要表达我的彷徨、诧异和沮丧。如我所说，这一历史，与其说是执行权早期未得到承认的潜能的逐渐展开，不如说是对执行权基本性质的掩盖和限制。但是，这种掩盖并不是因为历史事件的增多而发生的。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对马基雅维里的观点所做的改造，是因为他们各自怀有革命性的意图，而不是或主要不是面对新的事实做出的调整。后来的哲学家的思想，想必受着他们从前辈学说中所看到或预见到的效果的影响。所以，执行权学说有着可划分为“阶段”的发展这种说法是有意义的，虽然每个阶段在第一次得到理解时，都意味着最后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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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会看到，执行权的学说源于马基雅维里的行为高于言辞的主张。这种行为至上论是否意味着，新思想是作为新事实的结果自动产生，所以不必加以宣布或思考呢？马基雅维里没有这样说。要想确切地肯定“事实本身就说明问题”，人们必须相信每一种环境都是连同它本身的解释和辩护一起出现的。如果是这样，所有的思想家都是在说他们不得不说的话——事实使他们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假如他们都是在说他们不得不说的话，他们便都成了完美的智者——这是一种“reductio ad absurdum”（荒谬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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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解释的需要大事声张，希望每一代人或每一个人为自己做出解释的需要，将保障他的自由。但是，假如解释仅仅是为了自己，是一些奇思怪想，一些随意的言说，那它是无法摆脱事实的奴役的。因为事实将像每个人必须解释的那样得到解释，他的奇思怪想将被当作智慧，因为他说不出别的东西。自由解释不是决定论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让嘴巴成为观念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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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执行权的发展，我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思想家。我不想全面介绍“执行”一词的语义史。也许是过于天真了，我相信伟大的思想家能够找到他认为最适合表达其意图的用语，我专注于这个概念，把它作为与我的研究相关的标志，而不想去分析现在被我们称为“执行”的所有机构。关键是要发现，那些机构为何得到了这个称呼，它们为何被这样看待。我在美国设立总统制后画出一条界线，这是最早被理解为执行官并作为执行官而设立的一个职务，它不是要履行英国国王那样的职责。此后——虽然不是此前——执行权的能力便在汉密尔顿所说的意义上得到了接受，成为“定义良好政府的一个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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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权是在某人或某物（上帝、人民或法律）的名义下行使的。当我们没有任何特指，只是简单地说“执行权”时，我们经常忘记和掩盖了这个真相。在当代美国人的语言中，可以听到“灰熊队在那场比赛中真的执行了（really executed）”[402]。在这里它是个不及物动词，人们在欣赏完美之物时，对于代理人之外的事物便失去了感觉。然而，当我们想到执行时，它仍然是一种代理行为。不过，执行官虽然在形式上是代理人，其实他通常比代理人要强大得多，因为他的职责不像这个无害的头衔所预示的那样轻松。但是，当他遇到反抗、需要消除怨恨时，他又可以说自己仅仅是在贯彻别人的意志——国会、上司、人民、劝善经、董事会、公司或任何形式的最高当局，甚至历史。总之，他的形式上的软弱，强化了他的非正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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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似浅显的概念并不简单，因为它的本质是暧昧的。它在我们看来很浅显易懂，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家常事；它变成了家常事，是因为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种一人统治，即我们所说的我们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执行权，居然得到接受，甚至对它热情有加，除了诧异之外，我们还能用什么来描述呢？我的意思不是说，无论怎样称呼统治都是一样的。但是，公平地观察一下我们称为总统、书记、专员、特派员或执行官的人，无论他们有何称谓，无论他们是在自由的政府还是不自由的政府，我们都会感到奇怪，我们为何不再用“国王”和“专制者”这种称呼了呢？有人向我们推销观念时，做得如此出色，居然使我们再也感觉不到营销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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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执行权这个概念已经变得耳熟能详，我们已经忘记了，为何会有人要求以自己的名义而非别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为了重新理解以个人名义进行统治的理由，我要考察一下执行权的史前史，那时的紧急措施和个人的自由裁量权被视为必要，但是并未被理解为执行的行为。在做出这种探索——这不是一项小任务，因为它需要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即使不是更好地体验——马基雅维里的发明带来的冲击。在评估这一冲击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把它纳入宪政体制的困难。我们对现代学术也会有更好的理解，它的错误便是源于对显而易见的事情的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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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首先要更好地了解执行权是什么。如果遵循学术传统，在最佳意义上就是苏格拉底的传统，探索事物本质的方式首先是要穿越有关该事物的公认意见。那么，对执行权有哪些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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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君主 导论：执行权的暧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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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现代的执行权学说，我们需要知道或至少大体上知道什么是执行权。首先，最好的办法就是径直观察一下事物本身，不去管那些有关它的意见。人们普遍同意，执行权是一种现代的必然性。那么，为何要把它称为一种现代学说呢？现代国家除非配备了强大的执行官，否则它会被认为并非一项持久的事业，没有执行官的国家在劫难逃，它会受到更幸运的国家的可怜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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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权的必然性，也不能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一种无意识的假设、一种不受任何挑战的普遍现象。它受到过挑战，但挑战从未得逞。尽管有关执行权之必然性的假设具有普遍性，然而总有一些生活在自由政府下的人，有时是很多人，对他们认为具有灾难性的强大的执行行为发出抱怨。他们把这些行为当作专制政体的做法，表示悲哀并予以反对，用我们出于礼貌而需要并因我们的经验而熟知的许多专制的当代同义词去称呼它们。可是，一旦认识到它们的必然性，抗议声很快就会平息下来。要不然就是换了一副口气，开始大声呼吁过去不赞成但如今发现其有益的强有力的执行行为。于是强大的执行权的必然性一直在为过去看不到它的人所认可。抨击它的人要么不再吭声，要么反过来责备自己。可见，把执行权称为一种现代学说，意味着发现了一件过去被掩盖的东西，从而也可以说，是揭示了一种在新旧可能性之间做出的选择，是面对一种看起来既明显又不可避免的需要而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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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执行权的暧昧性假如我们处在我们探索的结尾，那么也许能够说，执行权早期的导师，是想把专制政体的某些权力和技巧赋予自由政府，以此维持两者的区别。这类技巧之一是，让人民事实上服从你，同时又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服从某种必然性。然而在这里，在我们研究的起点上，我们从执行权中却能看到某种暧昧的因素，它不是来自无可避免的必然性，它需要得到某种澄清——可能需要某种学说。虽然人人都同意强大执行权的必要性，但是大家也都同意采用一个称呼——“执行官”，从字面含义看，这个人本身并不强大，他仅仅是个代理人。换言之，人人都同意强大的执行者的必然性，可是似乎大家都同意掩盖这种必然性的重要。被人忘却的必然性，譬如饥饿感，在表达自身时毫不含糊，从不闪烁其词。但是一种需要加以隐瞒的必然性却更为复杂，需要给予解释。概言之，为何必须用一个贬低执行权的名称去称呼执行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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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里的执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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