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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宣布或发现了一种对自然的理解，它包含在他的王权观之中，它有利于人类的目的和人类的福祉。他的意图是保留行为高贵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引导追求高贵行为者的抱负，以免让马基雅维里式的君主成为主宰者。亚里士多德的王权是一切政治的目的所在，因为每一种政体都提出一种主张，它最好地体现在其最优秀的公民身上（如我们所知，甚至民主政体也是因其最讲民主的公民而达到鼎盛的）；同时它又超越一切政治，因为会有许多人不服从一个最优秀者的统治，他们其实有着反对这种统治的正当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权超越一切政治，所以它仍然只是理论上最优秀的政体，用于衡量实际的政体。亚里士多德在实践中偏向于混合政体及其无偏私性使之成为可能的法治。不管怎么说，他不会赞成使一人统治成为现实、使法治成为理论空谈的现代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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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王权的这种暧昧性中看到，用于定义政治的各种形式为何具有两种相反的功能：它们既揭示政治的目标，又控制着走向这些目标的运动。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前一种功能是第一位的，它是在《政治学》第三卷讨论作为一种形式的政体时提出来的。我们从这里了解到，民主政体的目的在民主的形式中得到了最好的揭示。第二项功能则表现在第四至六卷所讨论的机构或“官职”（我再次强调，它们是复数）的各种形式之中。这些形式的优点在于使既有的政体想到另一些政体和混合政体；它们的作用是阻止莽撞的举动，告诫人们不要头脑简单地献身于政体的主要目的。[119]这个意义上的各种形式被现代宪政体制所采用，而第一种意义上的形式，如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则因为宗教分歧而受到怀疑。因此，我们今天把“宪政体制”主要理解为对政府的制约或限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这是最无足轻重的事情。由于这种颠倒，我们对美国宪法的能力是否仍有信心，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这部宪法的形式表明，自由政府的雄心有多大，那些形式对其抱负的制约就有多大。不过，我们的主要想法是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此而言，我们不得不把政治的形式与它的现实相对照。在现代政治中，这种差别最突出的标志，莫过于执行权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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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君主 三 原始形态的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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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科学中是有机会发现并阐述执行权这个概念的；然而他要么无视、要么轻忽它们，从而错过了所有这些机会。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和发现执行权之前的数百年里，出现了一些原始的执行官，甚至有人领悟到某种原始的执行权学说。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和独裁者，便是我们在一个共和主义背景下可以称为强大执行官的人。在这一章里，我将讨论波里比乌斯描述过的罗马执政官，以及若干文献中描述的罗马独裁官，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执行官。中世纪的统治者——无论是国王还是皇帝——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一种更高的权力即上帝的意志的执行人。然而他是现代执行官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在第四章说明，亚里士多德的王权如何被托马斯·阿奎那、但丁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采纳并应用于中世纪的统治者。在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大作《和平的捍卫者》中，我们看到“执行”的观念，其实是这个字眼本身，成了政治科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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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可能的执行官也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中找到，因为正如我所说，执行权的某些计策，例如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阴谋诡计，从来就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政治家触手可得的。谁能为富于想像力的思想家的能力划定界限呢？不过，让一部著作中充斥着有关执行权的语焉不详的预见，不会有益于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实际的执行官并没有被理解为执行官。理论上的执行官露了露面，然后又被撤走了——总之，原始的执行官仅仅是准执行官。如果像霍布斯那样声称，在他本人著书立说之前，亚里士多德支配着大学，那是言过其实了。霍布斯的意思是，亚里士多德支配着政治世界。可是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具体表述虽然被放弃（或像马西利乌斯那样，对他做了明确的修正），阻止亚里士多德发现执行权的基本考虑对于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另一些人却仍然有效，原始的执行官仍然处于严密的限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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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罗马而言，在政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分，在十九世纪之前它一直支配着西方的政治科学和政治意识。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之间的争论已经风光不再，此后发生的著名争论是在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之间。希腊人了解野蛮人的君主政体，但是民众的信念把它们视为不适合于全盛时期的希腊人的原始政体。希腊的政治哲学没有如此下贱：色诺芬把居鲁士作为自己的政治家楷模；柏拉图想像出一个哲学王；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我们已经研究过的看不见的王权。然而它们只是供人想像和理解的模范，不是行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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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各城邦，两个相互竞争的党派，两种主导政体，是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但是正如伯里克利的雅典那样，有可能暂时实行一人统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三卷讨论政体时，能够把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的党争作为他的起点的原因。他把这一争论引向王权，并不是想把王权作为一种可行的政体加以介绍，或是打算为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或帝国政体之间的政治争论建立一个新的框架。[120]亚里士多德转向混合政体，它其实是一种混合制的共和国。在罗马，推翻塔尔昆国王同时建立起共和国的事件，并未使政治争论中的党派发生变化。在这一事件之后，共和国变得十分强大，以至于它在数百年后衰亡时，帝国也要以共和国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打着自己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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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观念具有某种天然的号召力，并且一直潜存于古典政治哲学之中。如果有个人确实最优秀，那么除了偏见和习俗之外，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的统治超越已知世界的界限呢？这种可能性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第七卷已经有所预见（1325a34—39），并且如我们就要看到的，在但丁的《君主政体》中得到了阐发。它是中立的，因为它诉诸人性的普遍性，并要求这种普遍性在最优秀者的统治中得到体现。罗马共和国覆灭后，皇帝和君主掌握了支配权，他们能够着手消除共和国的形式；他们能够谴责共和国的动荡与骚乱和共和国的普遍罪恶。通过对照共和国的罪恶来突出帝国的优点，政治论说便从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之间的优劣之争，变成了共和政体和帝国政体之间的优劣之争。于是，在帝国统治下，罗马共和国在病态的争论中长期虽死犹生，甚至比塔尔昆国王在共和国时期享有的身后名声更长久。然而，没有自然基础的支撑，罗马的政治大概不足以建立一个政治争论的新框架。亚里士多德发现了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反映着有关人和非人的自然的对立要求，人们同样也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帮助下）发现，共和政体和帝国政体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一种基于自然的论证。帝国的观念诉诸具有普适性的人性，无论人们相互之间有多大距离，而共和的观念表达人们能够共同成就什么事业，共同拥有什么东西。[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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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认为，这个新的罗马辩论框架有利于执行权的发展。然而，假如确有可能的话，人们可以协调人性中的普遍和共同的因素，一种由共和政体和帝国政体组成的混合政体，也许能够在执行的观念中找到。君主政体很容易发现一人统治的优点，而共和政体要想保留这些优点，必须学会隐藏它们：我们将会看到，惟一必要的事情就是把这两种见解结合起来。然而事实上，执行权的出现既不是来自罗马的政治，更不是来自于希腊的政治哲学。执行权的出现必须依靠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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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里比乌斯的罗马共和国中的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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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希腊史的罗马史学家波里比乌斯提供了一种对罗马政体的分析，在这一分析中，执政官似乎有望成为原始的执行官。在回顾罗马人成功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公元前220—前168年）时，波里比乌斯把这一胜利归功于一种政体，它使罗马人能够抵御命运的多变，尤其是能够从在坎尼惨败于汉尼拔的处境中恢复过来（《历史》I.2.7；VI.12）。这种政体的原则，不是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看到的各种功能之间的和谐，而是对立因素之间的冲突和畏惧。它通过相互钳制和制衡发挥作用，其方式让我们想到相互对抗的现代分权政体。[122]引人瞩目的惩罚权，由所有三个要素（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分享。不过，执政官在军事行动中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使他们享有一种优势地位，有可能成为权力超常的现代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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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冲突中的政体这种形象，又为所谓政体循环的观点所加强，它的发生是因为难以察觉的退化以及它所唤醒的反抗行为。循环始于发现公正和高贵的人，因此这种观念似乎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其手段与一种需要相一致，即为了落实这种观念而对畏惧进行人为的操控。与现实主义的现代分析取得完满的相似性，要依靠制度化的畏惧而不是优秀品质的教化，所以波里比乌斯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实用史学”（pragmatic history）。[123]现代作家如马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为这种相似性提供了见证：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一书中，开篇即盗用了波里比乌斯对循环的解释并加以利用；孟德斯鸠也多次提到一个人，把他称为“头脑精明的波里比乌斯”。[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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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俟我们考察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它却消退了。首先，波里比乌斯把罗马的成功视为一种令人赞叹的奇观；并且他的“实用史学”不仅是功利性的。[125]他似乎承认自己是在把柏拉图和另一些哲学家通俗化[126]，但是不应从现代意义上把他理解为一个通俗作家。对我们来说，波里比乌斯是个十分缜密的思想家，许多现代评论家都低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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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里比乌斯在介绍自己的政体循环观时，指出了他要予以反驳的两种政体观；一种观点是，希腊政治科学中的三种政体（王权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就是全部政体；另一种观点是，它们永远（他发誓说，“以宙斯的名义”）是最佳政体（VI.3.5—7）。第一种错误是由无党无派的、传统主义的哲学家犯下的，他们无聊地断言，在三种好的政体以及与它们相对应的三种坏的政体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别。第二种更为糟糕的错误（正如那句誓言所示）是结党营私者犯下的，（他们依附于自己的政体，不愿意把它们同另一些政体混合在一起。波里比乌斯针对这两种人说，他依靠的是“自然”。自然将证明，结党营私者的选择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而是必须接受一种混合政体。论及相反的错误，自然也将证明，人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政体之间的差别确实存在，并且它不仅是偶然的和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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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波里比乌斯没有以党派之争作为起点，虽然他也面对罗马共和国的平民和元老院之间的严重争执。相反，他以自然、以政体的自然循环作为理论起点，以此说明政府、党派和政治意见是如何发生的。就像西塞罗《论国家》中的西皮奥所说的那样，这种循环是“政治精明的顶峰”。[127]不过，只有一小部分循环能够成为任何政治家经验的一部分，所以像波里比乌斯（和西塞罗）那样依赖于它，等于把从事探索的哲学家推到一个更加不含糊的教师位置上，这超出了亚里士多德愿意接受的范围。同时，尽管波里比乌斯承认自己依靠柏拉图，但是这种更加不含糊的立场，并不是像柏拉图想像出来的哲学王那样，是用来贬低实际政治的；相反，这种立场是为了协助负责任的政治家，例如他的朋友西皮奥。正如波里比乌斯告诉我们的，他必须正视罗马的成功征服，它似乎可以平息对最佳政体的论证。因此，柏拉图想超越这种论证，亚里士多德想利用它，而波里比乌斯面对罗马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功，必须复活这种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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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的循环观采取了一种长远眼光——比罗马的存在或它的发展壮大更为长远。它以一种原始的君主政体作为起点，这种政体是在一场自然灾害毁灭了人类文明、弱小部落的幸存者聚集在一个更强大勇敢的人身边之后发生的。这时，有关正义和高贵的观念，因为它们的功效而第一次出现——当父母厌恶不孝子女时，便有了正义的观念；当一个保护处境险恶者的人受到尊敬时，便有了高贵意识。但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者和古代的传统主义者不同，波里比乌斯没有说这些“最初的观念”都是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利用了人类独特的理性能力，随着它们的发展，原始的君主政体变成了一种统治自愿的臣民的合理的王权政体。可是后来的君王变成了世袭制，他们不再是因其优秀品质而被选出，于是他们放纵自己，沉溺于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生活，不理政事，他们的王权也变成了暴政。但是，大多数高尚的人受不了他们的行为，这些人便用阴谋推翻了暴君，经人民的同意建立起贵族政体。有了这种经验之后，贵族和人民对任何类型的一人统治都感到厌恶，但是把持权力的贵族不想放弃权力：此乃赞成一种政体党派意见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事情就这样演进着，贵族政体堕落为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堕落为暴民政体，人民最后堕落为野兽，当他们找到一个“主子或君主”时，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VI.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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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有些令人困惑之处，但是从中能够学到什么呢？如我所说，波里比乌斯强调这种循环是一种自然现象。政体难以察觉的退化以及对它的自觉纠正都是自然发生的；因此自然的有序运动既包含人类的弱点，也包含人类的优点。[128]所以，当循环出现在精明的政治家面前时，他们既不会得意，也不会绝望；就像富有远见的利库尔戈斯和没有远见而陷入争斗的罗马人那样，他们将接受一种混合政体。[129]循环也使结党营私者认识到，他们所偏爱的政体有可能退化，事实上肯定会发生退化，存在着另一些政体，它们发生于他们的政体之前，也会出现在他们的政体之后。他们仅仅倾心于一种至高无上的政体，看起来是荒唐的眼光短浅或是一种“非循环的”观点，就像我们今天把褊狭的眼光斥为“非历史的”一样。但是，我们说“非历史的”，是为了缩小选择的范围（历史已经预先做出了选择），而波里比乌斯利用循环观，却是为了扩大党派的视野和党派选择的范围。进一步说，对于那些轻视道德和政治，将其视为等而下之的考虑或无法纠正的事情的人，循环使他们认识到，虽然人类最初赤身裸体、羸弱不堪，他们在自我完善时却有自然相助；如果我们无所用心，退化便是一种自然现象，然而正义和高贵也是有可能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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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假如政体的循环是自然现象，那么包含着所有三种好政体的混合政体的根据何在呢？[130]按波里比乌斯的观点，理解了循环的政治家，便因这种理解而摆脱了循环，能够像利库尔戈斯那样建立一种长久存在的混合政体，这又是为什么呢？历史既不能中止，也不能超越，因此只要一提到政治家的“历史背景”，都是在描述他的局限性。但是对波里比乌斯来说，循环显然是能够停止的，至少能够停止一段时间。这种主张的根据肯定是这样一种观点：自然是一个整体[131]，而不仅仅是一个进行区分的概念。从一种意义上说，自然有别于人类的理性和机遇，因为它的运行遵循着独立的规律。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自然当然也包含着理性和机遇，因此，使政治家能够运用理性建立有限稳定状态的机遇，就像在没有这位理性政治家的情况下政体的退化一样，也是一种自然现象。[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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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理解为一个整体，便超越了第一种意义的自然过程，这种超越是一种区分，因为它依靠那个整体。把循环理解为一个整体，使政治家利库尔戈斯和解释他的政治哲学家有别于政治党派，后者受命运的摆布，仍然置身于循环之中（VI.10）。我们大可以怀疑，无法从柏拉图那儿读到循环说的利库尔戈斯，却具备波里比乌斯赋予他的理解力。然后我们看到，波里比乌斯使政治哲学多么密切地贴近了实际政治，他是多么勇敢地纠正了它的自然趋势——他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依靠这种趋势本身的前景，而是提出了一种同它对抗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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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里比乌斯确实说过，罗马建立混合政体并没有得到一位利库尔戈斯或一位政治哲学家的帮助。但是他提出政体循环说，正是为了解释罗马的政体。因为他说，从起点（archē）上，这种政体的构成和生长便都遵循着自然（VI.4.13，9.12—14）。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罗马政体的原则是三个部分的相互畏惧，而不是像利库尔戈斯的斯巴达那样，以预见和理性作为原则。在这种循环中，三种好政体尤其是王权和暴政的区分标志是：以自愿和理性的协约克服了少数和多数的相互畏惧（VI.4.2，6.11—12，8.1，9.1）。波里比乌斯断言，罗马人在冲突时“总是做出最佳选择”，从而取得了利库尔戈斯所达到的成就（VI.10，14）；因此在建立他们的政体时，他们不仅仅是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然而，他们的政体并不是一个整体；它是三种成分的混合，其中每一种形式都不向其他形式做出任何让步，孤立地看就像是一个整体（VI.11，12）。换言之，它是一个混合体，因为三部分都声称它属于自己，人们不知道对它还有别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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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这三种形式的党派精神也依然如故，因为党派精神并没有通过教育而发生改变。[133]赋予执政官分立的权力的形式（eidos），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虽然执政官（通常）是元老等级的人物，他们离开元老院成为执政官，执政官任期结束后又回到元老院，但是他们因这种形式（他们的官职）的缘故而独立于元老院。这就是波里比乌斯不同于现代历史学家的原因，他循着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看到的有关形式之重要性的论证，而现代有些历史学家却相信执政官的社会出身胜过其官职的形式上的优势。因此波里比乌斯把他们称为一种既有别于贵族政体也不同于民主政体的君主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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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体的三种成分相互争斗，所以它们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或现代立宪政府中的三种功能那样，构成一个整体。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无拘无束地行动。当一方试图成为主宰时，其他两方便联手反对它。至于这种政体是如何发生的，波里比乌斯没有给予说明。不同的权力似乎是由一个办事公道但头脑糊涂的法官赋予的。[134]西塞罗为这种罗马政体的形成提供了一种解释，对于那些在不同时间争权夺势的人，他赋予他们一种难以置信的预见力——仿佛罗马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一系列创建者筹划的。[135]有些学者把一种“考古学”的解释归功于波里比乌斯（这样它便可以成为对西塞罗有用的资源了！），但是，他虽然提供了一种循环论的解释，但他不必为仅仅反映着这种循环的罗马的事件提供一种解释。他确实说过，三种要素在出现外部危险时会共同采取行动；[136]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它们不再相互杯葛，而是竞相表现，看看谁能最好地应付紧急状态（VI.18）。罗马长于对付危难，长于对厄运做出反应，例如在坎尼被汉尼拔打败时的处境。它的整个政体，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执行部门，似乎就是以此为目标的。当我们看到罗马的政体只有在面对外部紧急状态时才成为一个整体，我们便认识到了它在战争和征服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在讲述这种成功时，波里比乌斯实际上提供了对政体的“考古学”解释，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他接着便用不少篇幅描述罗马军队的组织。[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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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波里比乌斯表明是为了帝国而组织起来的政体，他有何评价？有些人相信，他受到了这种政体的迷惑[138]，然而有理由认为恰恰相反，他对它持深入批判的态度。他说，罗马人通过在冲突中“选择最佳方式”，达到了与利库尔戈斯相同的目标，即“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政体”（VI.10.14，18.1）。他在这里似乎是把罗马和斯巴达等量齐观，它们在各自的时代都是最佳政体。但是后来他一直避免进行直接比较。[139]尽管他同意，循环论可以证明罗马的盛衰，然而他马上便仅仅预言它的衰落（VI.9.12—14），仿佛罗马没有极盛时代。在讨论罗马的政体之前，他对有意的疏忽发出了警告（VI.11.8）；我们从他的解释中注意到，虽然他在赞扬利库尔戈斯时断定，公民团结一致奋勇抗敌的精神维持着斯巴达的统治，他却不提罗马的私人生活和教育。但是，罗马政体的原则与暴政的原则如出一辙：不是团结一致，而是恐惧。最引人瞩目的是，波里比乌斯没有提到罗马政体承受好运的能力，尽管他强调说，检验一个人或一种政体的办法，就是看其是否既能承受厄运，也能承受好运。罗马是否会像雅典一样，被征战的成功所毁灭，沦为暴民统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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