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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君主 十 结语：形式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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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权，作为政府的一个正式的基本特点，逐渐得到了承认，人们的所有行为方式都对它趋之若鹜。不但各种类型的新思想家，而且实干家——思考自己做什么的真正执行官——都在使用和发展这个由马基雅维里发明的概念。以主要的思想家而论，有托克维尔、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韦伯。突出的实干家包括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伍德罗·威尔逊、列宁、希特勒、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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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权极主义政府兴起，处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它们宣称这是为了执行人民的意志。马基雅维里做梦都不敢想的新形式的罪恶，借助于他的政治科学变成了现实。我们看到，执行权从一开始就被有意视为中立的，与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区分无关。它是中立的，因为马基雅维里认为，他的新学说将给人带来更多的荣耀和安全，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政体。这种相对于形式而言的中立性，使马基雅维里的执行官能够被缔造现代主权的人（博丹和霍布斯）、宪政主义者（洛克和孟德斯鸠）和美国的立宪共和主义者所利用和改造。中立的执行官当然也可以被民主化，这或许是为了造福，说不定也是为了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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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帕布利乌斯对共和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区分已经烟消云散，虽然建立在这一区分上的宪法仍然有效。帕布利乌斯把执行权理解为一种非共和主义的装置，旨在为共和国带来活力，从而使其免于民主政体的软弱和分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作为领袖的执行官，是从民主的因素中汲取力量，又反过来强化这种因素。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推出一个强大的执行官，是为了与人民对抗，而在我们这里，他的强大与人民同在，而且是为了人民而存在。这种变化也许是有益的，并且无论如何也是难以逆转的。但是，现代极权主义对这个强大执行官的利用，使人们难免对原始概念的中立性产生了根本的怀疑。对于一种逃避宪政和共和政体的约束，且已被证明对自由有史以来所遇到的最恶劣的死敌十分有用的学说，难道我们现在不应给予重新评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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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马基雅维里是错误的：宗教不是自由的死敌。马基雅维里从他最险恶的敌人那儿盗取了执行的概念，试图把它用于增进人类的自由。他从基督教徒或神职人员的谎言中，即他们自称仅仅作为神的意志的执行人统治人们的说法中，发现了这个概念。他盗用了这个概念，用人类的必然性取代神的意志，以便它可以为世俗权力所用。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必然性能够为罪恶提供激励和借口，它比马基雅维里在宗教中看到的罪恶还要严重。因为现代执行权不同于那些声称是在执行神的意志、不考虑特定政体需要的人，它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它也不像对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政体成分——尤其是慎思和裁决的成分——进行分析的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那样，在理论上是中立的。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一个统治者有出色的慎思与裁决。做到这一点的人便是好人。无论这种观点存在多少问题（回想一下有关好人和好公民的问题吧），在这个方面亚里士多德更加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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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基雅维里的中立性有一种邪恶的倾向，因为很难想像一个好人会娴熟地运用他推荐的那些恶毒诡计。相反，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有着启迪的作用；它所教给我们的中立性，使我们放松自己的党派依附的约束，允许我们对其进行改进。马基雅维里的精明审慎不过是狡诈而已，他的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它们都是这种政体的混合），如果精明地加以理解，鼓励它的君主或公民不计党派地放弃所有忠诚，只保留对他们自己的忠诚。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好的执行官必须是一个坏人。他的罪恶，即使因为他的必然性而得到谅解，仍然是罪恶。这些必然性是真的存在呢，还是对既有可能变成也有可能不变成必然性的因素的有争议的提前干预呢？为这种罪恶找到的借口，是不可避免地来自于非人为的必然性呢，还是来自于马基雅维里本人——这个魔鬼的代言人呢？可见，有某种罪恶狡诈地附着在中立性上，这使马基雅维里的执行官有可能在自由主义宪政中得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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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第九章所说，反映在美国宪政体制中的追求官职的野心，能够把优秀品质召唤出来，然而即使果真如此，野心或利益的名声还是会妨碍优秀品质的作为。品质的光芒被这些名称所遮蔽，一种低俗的精神得到了原谅，罪恶的可能性也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在用野心制衡野心时，更难以谴责——虽然仍有必要——煽动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基雅维里的凶险的中立性，已经出现在专业政治科学家的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之中，他们的范畴甚至不允许他们承认煽动家，更不用说谴责这种人了。他们的科学遵循着霍布斯的榜样，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的残暴行为普遍化和民主化，甚至做了消毒处理。但是，假如他们受到压迫，那么他们也许不得不承认，对于他们从天真地分析一些忠厚老实的美国总统中得出的模式，恶人能够比好人做出更有效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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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代极权主义政体提供了有关现代执行官的最具启发性的观点。在这些政体中，马基雅维里的中立观变成了实际的现实，于是我们可以按它本身的标准去判断它成功与否。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执行的形式主义和不讲形式的最恶劣的表现。这种形式主义表现为一种麻木的、无所用心的官僚制度。乍一看，它好像受到规则的约束，没有任何原因，也不针对任何明确的目的，采取了一种令人想到卡夫卡的方式——但是后来的经验证明，它是为了一个统治党的利益而进行的压迫。就像孟德斯鸠所说的专制政体的臣仆一样，极权主义的官僚部门把领袖的暴政原封不动地变成了小官吏的专横，他们利用规则使自己变成了小太上皇。这种形式主义，并不真正尊重阻止专横统治的形式和形式化规定，相反，它把它们作为暴政的工具加以操纵。极权制度中的官僚非但不遵守马基雅维里的原则——“侵害宜一举完成，施惠要细水长流”，反而延长它所施加的痛苦，逼其臣民在望不到头的队伍里等候，有时使其遭受痛苦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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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极权主义领袖身上，看到执行的行为不讲规矩，恶劣至极，这与它最恶劣的形式主义是十分一致的。这个领袖培养出他的一种革命意志的品质，他代表人民行动。在典型的情况下，这个领袖有自己的超凡魅力，就像希特勒一样。但是，当这种制度陷入繁文缛节，领袖也变成纯粹的工具时，它就只能依靠某个死人的意志的激励了。关于非人格的历史动力的科学，很容易变成一种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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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政体的形式主义和不讲形式是两种性质的中立，它声称这表明没有人在进行统治。官僚部门属于国家，而国家是党的非人格的臣民。党宣布它所代表的利益不仅高于当前任职者的利益，而且高于他们作为统治者所推崇的优秀品质。无论是纳粹还是其他的意识形态，都没有像《联邦党人文集》那样表现出对野心家阶层的重视。它们只关心种族意识或物质利益，它们的分析缺少为宪政体制提供依据的政治科学的自省精神。官僚是想入非非的美学家也好，还是——这更有可能——热中于要特权的人也罢，他们的意识形态都用非人格化的空洞保证和不可信的普遍性主张，回避谁在统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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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领袖的不讲形式，是对非人格化的官僚体制的反应和回击，不过这种不讲形式也有自身的中立性。领袖为一个结构提供了意志，据说它没有自身的意志，即使它具有意志，也不过是抵制变化的意志。领袖提供一种缺了他就不会出现的党派基调和方向——党的路线。但是，他为此而受到颂扬的强大意志，却要服务于他当时无可逃避的使命。因为就像所有其他个人一样，领袖是比人类更伟大的历史动力的执行者，这不是因为这种动力是神，而是因为它比任何一个人或团体都更强大。领袖代表人民，或代表将使人类得到新生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意志所获得的形式来自于外部，没有真正的内在方向：不管他可能多么好战，就他自称历史的代表而言，从本质上说他是个软弱的执行官。作为历史的执行人，极权主义的领袖与官僚无异，只能走向为他指定的地方。他的胜利其实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的人民或他的阶级的胜利。他没有正视自己的必然性，而仅仅是历史必然性的帮手，所以他绝不会赢得马基雅维里的君主那样的荣耀。他所得到的承认，取决于他的继承人的需要，后者有可能把他扔进历史垃圾堆——完全是为了有物质原因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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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类型的中立性，即形式主义的和不讲形式的中立性，在拒绝承认对已发生的事情的责任上是一致的。官僚机构仅仅是没有目的的形式；而提供目的的领袖仅仅是在传达他从历史那儿得到的指示。他们都不是负责任地进行统治，都试图以自己典型的不负责任去弥补对方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看到滔天罪行，有时甚至看到坦率的承认，却绝对看不到这样的主张——这不是因为人类有给予原谅的嗜好，而恰恰是因为极权主义的教条不允许原谅。“这既不是事故，也不是失误。”苏联的发言人在谈到击落一架民航飞机时说。这种政体的原则不允许事故或错误。极权主义的罪恶并非没有恶意，然而它要伪装成不受恶意的左右。它的中立性统领着超人力量的强权，然而这种政体缺少人类的利益和传统专制政体偶然表现出的庄严。它的不负责任因此变得更为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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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执行官带来了马基雅维里的学说试图回避的罪恶责任的问题。但是在它本身的中立性机制中——在领袖和官僚的互动中——我们也发现了今天大多数人在自由民主政体中看到的执行问题。在大众对“政客”的鄙视中，仍然残留着对煽动家的某种厌恶态度，然而我们已经不再像帕布利乌斯时代那样谴责煽动家了。如今我们谴责“官僚机构”。在我们看来，执行的问题不在于有需求的人民易于受到煽动家的奉承，而是一个懒惰的、不负责任的官僚集团。这个执行官必须推动政府前进，这样它才能有所用心。为此，他必须具备“超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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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凡魅力是从德语输入的一个社会科学专业概念，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最常听到的称赞美国执行官的用语。“干练的”执行官已经消失了很久。确实，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姑不论他同暴君的区别，是很难同煽动家区分开的。但是，尽管有这种社会科学的趋势，任何民主政体仍然需要辨认并谴责煽动家和暴君——因为他们仍是它的敌人。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长远后果是，它已经导致辨别力的相当严重的丧失。作为他的隐蔽动机的X光片的中立性，已经变成了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它被处心积虑地用来模糊宪政主义政治必不可少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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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凡魅力”是马克斯·韦伯本着尼采反叛理性主义的精神发明出来的一个概念。它的流行反映着一种马基雅维里式嗜好的无意识回归，这就是对感官因素的嗜好，它与帕布利乌斯所承诺的宪政主义行政的可靠益处完全相反。民主的人民在追求超凡魅力时易于受到愚弄，他们事先便为领袖的轻率和不负责任提供了理由。作为一个概念，超凡魅力在科学上是中立的，它寻找来自于任何方向的刺激——不在乎它来自于何方。结果却是提供刺激的执行官，即煽动家，受到了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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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打算用他的中立的执行官完成什么呢？人们逐渐满足于令他们愉快的安排，即反映他们的党派愿望和欲求的秩序和现有的统治形式。马基雅维里的执行官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别忘了他们的恐惧。突如其来、令人惊恐的执行[处决]，让人们记住这种舒适秩序的来源以及它们的目的，即提供安全，对抗他们的恐惧对象。这种执行[处决]使他们窥见到统治的必然性，以及一幅不服从之后果的生动画面。在这种真正的马基雅维里时刻，政府的形式又在产物或后果这个意义上回到了它的目的，并且是根据这个目的加以评判的。一切党派形式的统治，必须通过这个中立的检验：它保障我的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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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各种模仿美国宪政建设的民主化运动，也有着直接诉诸民众感情的意图。在这个宪政主义的共和国，已经找了把政府交还给人民的方式；按照这种政府的形式，它最初是要从人民手里收回统治权。不过这种诉求不是用清醒的马基雅维里式方式唤醒人民的畏惧感。相反，早期的民主化模式包含着这样的政党，它们要表达人民对自治的共和主义的自豪感——诉诸民众的情感，而不是公共理性，这正是帕布利乌斯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9篇警告过的事情。后来，这种趋势日益加快，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是诉诸民众的自豪感，而是要唤醒和激励那些消极依附、对投票兴趣索然的人民的热情。于是便有人呼吁用超凡魅力去刺激人民；于是便有了借助于舆论调查、电视和总统初选大会的事情，以便为人民说出他们好像没有能力自己表达的话。受到帕布利乌斯轻蔑的“哗众取宠的雕虫小技”（《联邦党人文集》68），获得了科学的地位，发挥着给人民解释政府和他们自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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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热情与否，民主化模式已经侵入这个地盘，干扰了宪法设立的官职所要维护的冷静态度。在这件事上，托克维尔的远见卓识，要比我们的事后聪明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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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不容易理解形式的功用，他们对形式有一种本能的轻视……形式使他们反感，而且往往使他们憎恨。他们通常只向往容易得到的眼前的享乐，所以急不可耐地冲向他们所追求的每一个享乐对象，稍有挫折即表示失望。把这种性格带进政治生活以后，便对时常拖延或阻止他们实现某些计划的形式产生敌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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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主国家的人对于形式所感到的这种不便，正是形式有利于自由的地方，因为形式的主要功用在于在强者和弱者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设立一道屏障，阻止强者或统治者随意做出决定，使弱者或被统治者有时间再好好想一想对策。随着统治者更加积极和强大，个人日益消沉和变弱，形式更为必要。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本来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需要形式，但他们又很自然地不太尊重形式。（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II.i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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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目的或欲望对象而轻形式的民主习性，正是美国的立国之父打算用宪法，尤其是他们纳入共和政体的执行官加以包容的东西。美国总统要维护宪政，使其不受人民和立法机构的狂热情绪的侵害。是他，而不是他们，将掌握紧急状态下的权力，他的长远事业将从人民那儿得到持久的赞同，所以他不太会屈从于他们轻率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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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对形式的不耐烦，恰恰是马基雅维里打算用他的可怕的执行[处决]行为释放出来的情绪。通过集中体现于“超凡魅力”这个词中的执行官的民主化，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虽然他的权宜性的“善于运用残酷”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政府似乎分成了两类，一是没有能力运用残酷的政府，一是除了残酷一无所长的政府。它们都不能算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政府。我们对自己的宪政体制似乎有所怀疑，却不愿意接受“只看目的”这个马基雅维里的结论（《君主论》18）。这样看来，现代执行权学说也许有些问题。为了搞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需要评价我们过去的处境。在做出这种评价时，我将提出形式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它是执行权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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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执行权学说以对抗亚里士多德的王权学说作为起点。后者的核心观念是人类承担着统治的责任。统治是通过某种秩序或政府形式完成的，这种形式有它自身的目标，或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例如，民主的形式推动其公民过民主的生活。但是，除非人们天然地适应这种生活，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样，假如他们的天性中既有民主政体的因素，又有寡头政体的因素，那么单纯的民主政体是不会让他们满意的，没有得到回应的要求依然存在。只有最杰出的人，他既是民主派又是寡头派，同时又优于两者，他的要求才能完全得到满足；因此，只有在这个最杰出者的王权政体中，政府的形式才能达到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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